续资治通鉴·咸淳六年

咸淳六年

　　咸淳六年蒙古至元七年

　　春，正月，壬寅，以李庭芝为京湖制置大使，督师援襄、樊。时夏贵、范文虎相继大败，闻庭芝至，文虎遗书贾似道曰：“吾将兵数万入襄阳，一战可平，但愿无使听命于京阃，事成则功归于恩相矣。”似道即命文虎为福州观察使，其兵从中制之。庭芝屡约进兵，文虎但与妓妾、嬖幸击鞠饮宴，以取旨未至为辞。

　　初，蒙古主命刘秉忠、张文谦、许衡定官制，衡考古今分并统属之序，去其权摄、增置、冗长、侧置者，凡省、部、院、台、郡、县与夫后妃、储藩、百司所联属统，制定为图，至是奏上之。使集公卿，杂议中书、院、台行移之体，衡曰：“中书佐天子总国政，院、台宜具呈。”时商挺在枢密，高鸣在台，皆定为咨禀，因大言以动衡曰：“台、院皆宗亲大臣，若一忤，祸不可测。”衡曰：“吾论国制耳，何与于人！”遂以其言质于蒙古主前，蒙古主曰：“衡言是也。”

　　丙午，蒙古左丞相耶律铸、右丞相廉希宪并罢。时有诏释大都囚，西域人伊赞玛鼎，为怨家所诉，系狱，亦被原免；蒙古主自开平还，怨家复诉之。时希宪在告，实不预其事，乃取堂判补署之曰：“天威不测，岂可幸其独不署以苟免耶？”希宪入见，以诏书为言，蒙古主曰：“诏释囚耳，岂有诏释伊赞玛鼎耶？”对曰：“不释伊赞玛鼎，臣等亦未闻此诏。”蒙古主怒曰：“汝等号称读书，临事乃尔，宜得何罪？”对曰：“臣等忝为宰相，有罪当罢退。”蒙古主曰：“但从汝言。”即与铸同罢。

　　蒙古立尚书省，罢制国用使司，以平章政事呼图达尔为中书左丞相，国子祭酒许衡为中书左丞，制国用使阿哈玛特平章尚书省事。

　　阿哈玛特多智巧，以功利自负。蒙古主急于富国，试以事，颇有成绩，又见其与史天泽争辨，屡有以诎之。由是奇其才，授以政柄，言无不从，专愎益甚。尚书省既立，诏：“凡铨选各官，吏部定拟资品呈尚书，尚书咨中书，中书闻奏。”阿哈玛特擢用私人，不由部拟，不咨中书。安图以为言，蒙古主令问阿哈玛特，阿哈玛特言：“事无大小，皆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择。”安图因请“自今惟重刑及迁上路总管始属之臣，馀并付阿哈玛特。”蒙古主从之。阿哈玛特遂请重定条画，下诸路，括户口，增太原盐课，以千锭为常额。

　　庚戌，以高达为湖北安抚使、知鄂州，孙虎臣起复淮东安抚副使、知淮安州。贾似道迫于人言，故起用达；达怀宿憾，不为似道用。

　　甲寅，高丽国王禃遣使诣蒙古言：“臣已复位，今从七百人入觐。”诏令从四百人来，馀留之西京。诏改西京曰东宁府，画慈悲岭为界，以莽赉扣为安抚高丽使，率兵戍其西境。

　　辛西，颁《成天历》。

　　丙寅，以广东经略安抚使陈宗礼签书枢密院事，吏部尚书赵顺孙同签书枢密院事。

　　故事，宫中饮宴，名曰排当。理宗朝，排当之礼，多内侍自为之，遇有排当，则必有私事密启；帝即位，益盛，至出内帑为之。宗礼尝上疏言：“内侍用心，非借排当以侵羡馀，则假秋筵以奉殷勤，不知费几州汗血之劳，而供一夕笙歌之乐。请禁绝之。”不报。

　　丁卯，帝制《字民》、《牧民》二训，以戒百官。

　　戊辰，左丞相江万里罢。万里以襄、樊为优，屡请益师往救，贾似道不答，万里遂力求去，出知福州。时王应麟起为起居郎兼权吏部侍郎，上言曰：“国家所恃者大江，襄、樊其喉舌，议不容缓。朝廷方从容如常时，事几一失，岂能自安？”贾似道谋复逐之，会应麟以忧去。

　　二月，辛未朔，蒙古前中书右丞相巴延为枢密副使。

　　甲戌，蒙古筑昭应宫于高梁河。

　　丙子，蒙古主御行宫，观刘秉忠、博啰、许衡及太常卿徐世隆所起朝仪，大悦，举酒赐之。

　　丁丑，蒙古以岁饥，罢修筑宫城役夫。

　　壬辰，蒙古立司农司，以参知政事张文谦为卿，设四道巡行劝农司。文谦请开籍田，行祭先农、先蚕等礼。阿哈玛特议拘民间铁，官铸农器，高其价以配民，创立行户部于东平、大名以造钞，及诸路转运使干政害民；文谦悉极论罢之。

　　乙未，襄阳出步骑万馀人，兵船百馀艘，攻蒙古万山堡，为万户张弘范等所败。

　　高丽国王禃朝于蒙古。蒙古令国王特默裕举军入高丽旧京，以托克托多勒、焦天翼为其国达噜噶齐，护送禃归国。仍下诏：“林衍废立，罪不可赦；安庆公淐，本非得已，在所宽宥。有能执送衍者，虽其党，亦必重增官秩。”

　　三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蒙古改诸路行中书省为行尚书省。

　　癸丑，诏曰：“吏以廉称，自古有之。今绝不闻，岂不自章显而壅于上闻欤？其令侍从、卿监、郎官各举廉吏，将显擢焉。”

　　甲寅，蒙古主如上都。

　　戊午，蒙古阿珠与刘整上言：“围守襄阳，必当以教水军、造战舰为先务。”诏许之。于是造战舰五千艘，日练水军七万人，虽雨不能出，亦画地为船而习之。

　　蒙古平章尚书省事阿哈玛特，势倾中外，一时大臣多阿附之。中书左丞许衡，每与之议，必正言不少让。已而其子呼逊有同签枢密之命，衡独执奏曰：“国家事权，兵、民、财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与财，子又典兵，不可。”蒙古主曰：“卿虑其反耶？”衡对曰：“彼虽不反，此反道也。”帝以语阿哈玛特，阿哈玛特由是怨衡，欲以事中之。衡屡入辞免，蒙古主不许。

　　四川制置司遣将修合州城，蒙古立武胜军以拒之。总帅汪惟正，临嘉陵江作栅，扼其水道，夜悬灯栅间，编竹为笼，中置火炬，顺地势转走，照百步外，以防不虞。南师知有备，不敢逼。

　　廉希宪既罢，蒙古主念之，尝问侍臣：“希宪居家何为？”侍臣以读书对。蒙古主曰：“读书固朕所教，然读之而不肯用，多读何为？”意责其罢政而不复求进也。阿哈玛特因谗之曰：“希宪日与妻怒宴乐尔。”蒙古主变色曰：“希宪清贫，何从宴饮！”阿哈玛特惭而退。希宪有疾，医言须用沙糖，家人求于外，阿哈玛特与之二斤，希宪却之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终不受奸人所与求活也。”蒙古主闻而遣赐之。

　　夏，四月，戊寅，以文天祥兼崇政殿说书、真学士院，寻罢。

　　贾似道以去要君，命学士降诏。天祥当制，语皆讽似道。时内制，相承必先呈稿于宰相，天祥独不循此例。似道见制，意不满，讽别院改作，天祥援杨亿故事，亟求解职，迁秘书监，似道又使台官张志立劾罢之。天祥数被斥，乃援钱若水例致仕，时年三十七。

　　壬午，蒙古檀州陨黑霜二夕。

　　己丑，蒙古高丽行省奏言：“高丽林衍死，其子惟茂擅袭令公位，为尚书宋宗礼所杀。岛中民皆出降，已还之旧京。衍党裴仲孙等复集馀众，立王禃庶族承化侯为王，窜入珍岛。”

　　五月，辛丑，以吴革为沿江制置宣抚使。

　　癸卯，四川制置司遣都统牛宣，与蒙古陕西签省伊苏岱尔、严忠范等战于嘉定、重庆、钓鱼山、马湖江，皆败，宣为蒙古所获，遂破三寨。

　　丁未，蒙古以同知枢密院事哈达为平章政事。

　　丙辰，蒙古尚书省言：“诸王遣使取索诸物及铺马等事，请自今并以文移，毋得口传教令。”从之。

　　蒙古改宣徽院为光禄司，仍以乌珍充使。

　　六月，庚午，诏：“《太极图说》、《西铭》、《易传序》、《春秋传序》，天下士子宜肄其文。”

　　庚辰，皇子宪薨。

　　丙申，蒙古立籍田于大都之东南郊，从张文谦之言也。

　　蒙古禁民擅入宋境剽掠。

　　秋，七月，复开州，更铸印给之。

　　蒙古都元帅伊苏岱尔侵光州。

　　八月，戊辰朔，蒙古筑环城以逼襄阳。

　　壬辰，诏：“郡县行推排法，虚加寡弱户租，害民为甚。其令各路监司询访，亟除其弊。”

　　诏贾似道入朝不拜。每朝退，帝必起避席，目送之出殿庭始坐。癸巳，诏十日一朝。

　　时蒙古攻围襄、樊甚急，似道日坐葛岭，起楼阁亭榭，作半闲堂，延羽流，塑己像其中，取宫人叶氏及倡尼有美色者为妾，日肆淫乐，与故博徒纵博，人无敢窥其第者。有妾兄来，立府门若将入状，似道见之，缚投火中。尝与群妾据地斗蟋蟀，所押客戏之曰：“此军国重事耶？”酷嗜宝玩，建多宝阁，一日一登玩。闻余玠有玉带，已殉葬，发冢取之。人有物，求不与，辄得罪。自是或累月不朝，虽朝享景灵宫亦不从驾。有言边事者，辄加贬斥。一日，帝问曰：“襄阳围已三年，奈何？”似道对曰：“北兵已退，陛下何从得此言？”帝曰：“适有女嫔言之。”似道诘其人，诬以它事，赐死。由是边事虽日急，无敢言者。

　　兰溪处士金履祥，以襄、樊之师日急，进“牵制捣虚”之策，请以重兵由海道直趋燕蓟，则襄、樊之师不攻而自解，闻者以为迂阔。然履祥所叙海舶经由之郡县，以及巨洋、别坞，难易远近，后验之无或爽者。

　　九月，庚戌，以黄万石为沿海制置使。

　　冬，十月，丁丑，诏：“范文虎总统殿前司两淮诸军，往襄、樊备御，赐犒师钱一百五十万。”

　　台州大水；己卯，诏发仓米赈之。

　　甲申，以陈宗礼、赵顺孙兼权参知政事。

　　乙酉，蒙古享于太庙。

　　己丑，蒙古主归自上都，议立三省。侍御史高鸣上封事曰：“臣闻三省设自近古，其法，由中书出，改移门下。议不合，则有驳正或封还诏书；议合，则还移中书。中书移尚书，尚书乃下六部、郡国。方今天下大于古而事益繁，取决一省，犹曰有壅，况三省乎？且多置官者，求免失政也。但使贤俊萃于一堂，速署参决，自免失政，岂必别官异坐而后无失政乎？故曰政贵得人不贵多，不如一省便。”蒙古主深然之。

　　闰月，己酉，以安吉州水，免公田租。

　　十一月，丁丑，以嘉兴、华亭两县水，免公田、民田租。

　　陈宗礼疏言：“国所以立曰天命、人心，因其警而加敬畏，天命未有不可回也；因其未坠而加绥定，人心未尝不可回也。”

　　庚辰，诏犒赏襄、郢屯戍将士。

　　癸未，蒙古命西夏管民官禁僧徒冒据民田。

　　壬辰，蒙古申明劝课农桑赏罚之法。

　　乙未，陈宗礼罢，寻卒。

　　十二月，丙申朔，蒙古改司农司为大司农司，添设巡行劝农使、副各四员，以御史中丞博啰兼大司农卿。安图言博啰以台臣兼领，前无此例，蒙古主曰：“司农非细事，朕深喻此，故令博啰总之。”寻以都水监隶大司农司。

　　蒙古以赵良弼为秘书监、充国信使，使日本。

　　丁未，金齿、骠国二部酋长内附于蒙古。

　　蒙古以董文炳为山东路统军副使，治沂州。沂与宋接壤，镇兵仰内郡饷运。有诏和籴本部，文炳命收州县所移文。众惧违诏旨，文炳曰：“第止之。”乃遣使入奏，略曰：“敌人接壤，知吾虚实，一不可；边民供顿甚劳，重苦此役，二不可；困吾民以惧来者，三不可。”蒙古主大悟，罢之。

　　蒙古张弘范言于史天泽曰：“今规取襄阳，周于围而缓于攻者，计待其自毙也。然夏贵乘江涨送衣粮入城，我无御之者。而江陵、归、峡行旅休卒，道出襄阳者相继，宁有自毙之时乎？若筑万山以断其西，立栅灌子滩以绝其东，则速毙之道也。”天泽从之，遂城万山，徙弘范于鹿门。自是襄、樊道绝，粮援不继。

　　是岁，蒙古以应昌府及山东、淄、莱路饥，赈之。南京、河南两路旱，减其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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