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咸淳二年

咸淳二年

　　咸淳二年蒙古至元三年

　　春，正月，壬子，蒙古立制国用使司，以阿哈玛特为使。阿哈玛特专以掊克为事，左右司郎崔斌曰：“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屡言其奸恶，蒙古主不听。

　　癸丑，参知政事江万里罢。时贾似道以去要君，帝至拜留之，万里以身掖帝云：“自古无此君臣礼！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复言去。”似道不知所为，下殿，举笏谢万里曰：“微云，似道几为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帝在经筵，每问经史疑义及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对，万里常从旁代对，王夫人稍知书，帝语夫人以为笑。似道闻之，积惭怒，谋逐万里，万里亦四上疏求退，及以资政殿大学士奉祠。

　　蒙古许衡以病告，安图亲候其馆，与语良久，既还，念之不释。蒙古主谕衡曰：“安图尚幼，未更事，卿辅导之。汝有嘉谟，当先告之以达，朕将择焉。”衡对曰：“安图聪敏，且有执守，告以古人所言，悉能领解，臣不敢不尽心。但虑中有人间之则难行，外用势力纳入其中则难行。臣入省之日浅，所见如此。”蒙古主命衡五日一赴省议事。

　　二月，丙寅，蒙古以廉希宪为中书平章政事，张文谦为中书左丞，史天泽为枢密院副使。时诸势家言有户数千当役属为奴者，议久不决。文谦请“以乙未岁户帐为断，奴之未占籍者，归之势家可也；其馀良民，无为奴之理。”议遂定。

　　癸未，蒙古主如上都。

　　甲申，蒙古罢西夏行省，立宣慰司。

　　辛卯，诏左右史循旧制立侍御坐前。

　　三月，乙巳，诏：“郡守为任两年，方别授官。”

　　夏，四月，丁卯，蒙古五山珍御榻成，置琼华岛广寒殿。

　　壬午，参知政事姚希得罢。

　　甲申，侍御史程元岳上言：“帝王致寿之道在修德，后世怵邪说以求之，往辙可鉴。修德之目有三：曰清心，曰寡欲，曰崇俭，皆致寿之原。”帝嘉纳之。

　　五月，丙午，蒙古诏：“凡良田为僧所据者，听蒙古人分垦。”

　　甲寅，以王爚参知政事，留梦炎同知枢密院事，刑部尚书包恢签书枢密院事。恢所至以严为治，破豪猾，去奸吏，治蛊狱，政声赫然。经筵奏对，诚实恳切，至身心之要，未尝不从容谆至，帝比为程颢、程颐。

　　陈宗礼进读《孝宗圣训》，因言：“安危治乱，第起于念虑之间。念虑稍差，祸乱随见，天下之乱，未有不起于微而成于著。”又言：“不以私意害公法，乃国家之福。”帝曰：“孝宗家法，惟赏善罚恶为尤谨。”宗礼曰：“有功不赏，有罪不罚，虽尧、舜不能治天下，诚不可不谨也。”旋擢礼部尚书。宗礼乞奉祠，帝曰：“岂朕不足与有为耶！”遂予郡。

　　六月，丁卯，蒙古封皇子纳穆哈为北平王。

　　丙子，蒙古立漕运司。

　　戊寅，蒙古命山东统军副使王仲仁督造战船于汴。

　　壬午，以衢州饥，命守令分劝诸藩邸，发廪助之。

　　史馆检阅慈溪黄震轮对，言时弊：曰民穷，曰兵弱，曰财匮，曰士大夫无耻。请罢给僧道度牒，使其徒老死即消弭之，收其田入，可以富军国，纾民力。时宫中建内道场，故震首及之。帝怒，批降三级；用谏官言得寝，出通判广德军。

　　秋，七月，壬寅，礼部侍郎李伯玉言：“人才贵乎养，养不贵速成，请罢童子科，息奔竞，以保幼稚良心。”诏从之。

　　贾似道尝集百官议事，忽厉声曰：“诸君非似道拔擢，安得至此！”众默然，莫敢应者。李伯玉曰：伯玉殿试第二人，平章不拔擢，伯玉地步亦可以至此。”似道虽改容，而有怒色。伯玉退，即治归，遂以显文阁待制出知隆兴府。

　　丙午，蒙古遣使祀五岳、四渎。

　　先是蒙古东平万户严忠范奏：“太常登歌乐器，乐工已完，宫县文武二舞未备，请以东平漏籍户充之，合用乐器，官为置备。”中书命左三部、太常寺、少府监于兴禅寺置局，委官杨天佑、太祝郭敏董其事。大乐正翟冈，辨验音律，充收受乐器官。丞相耶律铸又言：“今制宫县，大乐内编磬十二虚，宜于诸处选石材为之。”太常寺以新拨宫县乐工、文武二舞四百十二人，未习其艺，遣大乐令许政往东平教之。大乐署言：“堂上下乐舞官员及乐正合用衣冠、冠冕、靴履，请行制造。”中书、礼部移准太常博士议定制度，下所属制造。既而省臣言：“太庙殿室向成宫县，乐器咸备，请征东平乐工赴京师肄习。”是月，新乐服成，乐工至自东平，敕翰林院定拟八室乐章，太乐署编运舞节，俾肄习之。

　　八月，癸亥，蒙古赐丞相巴延第一区。

　　丁卯，蒙古遣兵部侍郎赫迪、礼部侍郎殷弘使日本，赐书，约通问结好。诏高丽导使至其国。

　　九月，戊午，蒙古主归自上都，谓廉希宪曰：“吏废法而贪，民失业而逃，工不给用，财不赡费，先朝患此久矣。自卿等为相，朕无此忧。”对曰：“陛下圣犹尧、舜，臣等未能以皋陶、稷、契之道赞辅太平，怀愧多矣。今日小治，未足多也。”蒙古主因论及魏征，希宪曰：“忠臣良臣，何代无之？顾人主用不用尔！”未几，有内侍传旨入朝堂，言某事当尔。希宪曰：“此阉宦预政之渐也。”遂入奏，杖之。

　　冬，十月，丁丑，蒙古太庙成，丞相安图、巴延言祖宗世数、尊谥、庙号，增祀四世各庙神主，配享功臣法服、祭器等事，皆宜定议，蒙古主命平章政事赵璧等集群臣，议定烈祖、太祖、太宗、卓沁、察哈岱、睿宗、定宗、宪宗为八室。

　　蒙古同知滕州郭侃言：“宋人羁留我使，宜兴师问罪。淮北可立屯田三百六十所，一屯所田，足供军旅一日之需。”

　　壬寅，蒙古命制国用司造神臂弓千张，矢六万。

　　蒙古总帅汪惟正，遣将由间道袭开州，杨文安遣千户王福引兵助之。福先登，城遂陷，守将宠彦海投崖死，蒙古留兵戍其地。

　　十一月，辛卯，蒙古初给京府州县司官吏俸及职田。

　　戊戌，蒙古濒御河立漕仓。

　　丁未，蒙古平章政事宋子贞致仕。子贞私居，每闻朝廷事有不便于民者，必封疏上奏；爱君忧国，不以进退异其心。寻卒。

　　辛亥，蒙古以呼图塔尔为中书左丞相。

　　蒙古诏禁天文、图谶等书。

　　乙卯，少师致仕赵葵卒，谥忠靖。

　　丁巳，利东安抚使、知合州张珏，遣统制史炤、监军王世昌复广安大梁城。

　　初，孝宗颁朱熹社仓法于天下，广德军官为置仓，民困于纳息，至以息为本，而息皆横取于民，至有自经者。人以熹之法，不敢议。黄震曰：“尧、舜、三代圣人，犹有变通，安有先儒为法，不思救其弊耶？况熹法，社仓归之于民，而官不得与。官虽不与，终有纳息之患。”震为别买田六百亩，以其租代社仓息，约非凶年不贷，而贷者不取息。由是民得免于横取。

　　十二月，辛酉，蒙古改四川行枢密院为中书省，以赛音谔德齐、约苏岱尔等兼行中书省事。

　　蒙古刘元礼奏：“嘉定法成都三百六十里，其间旧有眉州城，可修复之，以扼嘉定往来之路。”嘉古主命赵璧往视可否。或以为眉州荒废已久，立之无关利害，徒费财力，元礼力争，璧从元礼议，遂城之。

　　蒙古都水少监郭守敬言：“金时自燕京之西麻峪村分引卢沟一支东流，穿西山而出，是谓金口，其水自金口以东，燕京以北，灌田若干顷，其利不可胜计。兵兴以来，典守者惧有所失，因以大石塞之。今若按视故迹，使水得通流，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以广京畿之漕。”又言：“当于金口西预开减水口，西南还大河，令其深广，以防涨水突入之患。”蒙古主善之。丁亥，命凿金口，导卢沟水以漕西山木石。

　　蒙古平阳路总管郑鼎，以平阳地狭人众，常乏食，乃导汾水溉民田千馀顷，开潞河鹏黄岭道，以来上党之粟；建横涧故桥，以便行旅；修学校，厉风俗；民德之。

　　是岁，蒙古东平、济南、益都、平滦、真定、洛磁、顺天、中都、河间、北京蝗、京兆、凤翔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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