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元祐八年

元祐八年(1)

　　元祐八年辽大安九年。癸酉，一零九三年

　　春，正月，庚辰，辽主如混同江。

　　甲申，英州别驾蔡确卒。

　　丁亥，御迩英阁，顾临读《宝训》，至汉武籍南山提封为上林苑，仁宗曰：“山泽之利，当与众共之，何用此为？”丁度言：“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本于忧勤，此盖祖宗家法耳。”吕大防因推广以进曰：“三代以后，唯本朝百三十年，中外无事，盖由家法最善。臣请举其略：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见有时，如汉武帝五日一朝长乐宫；祖宗以来，事母后皆朝夕见，此事亲之法也。前代大长公主用臣妾之礼；本朝必先致恭，仁宗以侄事姑之礼见献穆大长公主，此事长之法也。”帝曰：“今宫中见行家人礼。”大防曰：“前代宫闱多不肃，宫人或与朝臣相见，唐入閤图有昭容位；本朝宫禁严密，内外整肃，此治内之法也。前代外戚多与政事，常致败乱；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预，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宫室多尚华侈；本朝止用赤白为饰，此尚俭之法也。前代人君，虽在宫禁，出舆入辇；祖宗皆步自内庭，出御后殿，岂乏人之力哉？亦欲涉历广庭，稍冒寒暑耳，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简；祖宗以来，燕居必以礼，窃闻陛下昨郊礼毕，具礼服谢太皇太后，此尚礼之法也。前代多深于用刑，大者诛戮，小者远窜；惟本朝用法最轻，臣下有罪，止于罢黜，此宽仁之法也。至于虚己纳谏，不好畋猎，不尚玩好，不用玉器，不贵异味，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须远师前代，但尽行家法，足以为天下。”帝深然之。

　　壬辰，幸中太一宫。

　　庚子，诏颁高丽所献《黄帝针经》于天下。

　　丁未，范百禄言：“自元祐四年正月降敕罢回河，今来臣僚回河之意终不肯已，然大河亦终不可回。吴安持等方日生巧计，壅遏北流，前后多端，致大河渐有填淤之害，浸坏禹迹之旧，岂不深可惜哉！”

　　二月，辛亥，高丽遣使买历代史及《册府元龟》等书，礼部尚书苏轼言宜却其请。始许之，轼又疏陈五害，极论其不可，且曰：“汉东平王请诸子及《太史公书》，犹不肯与，今高丽所请，有甚于此，其可与乎！”诏：“书籍曾经买者听。”

　　壬子，诏：“刑部不得分禁系人数，瘐死数多者申尚书省。”

　　癸丑，诏大宁郡王以下出就外学。

　　乙卯，依都水监所奏，作北流软堰。苏辙奏：“臣尝谓软堰不可施于北流，利害甚明。盖东流本人力所开，阔止百馀步，冬月河流断绝，故软堰可为。今北流是大河正溜，比之东流，何止数倍！见今河水行流不绝，软堰何由能立！盖水官之意，欲以软堰为名，实作破堰，阴为回河之计耳。”河北转运副使赵偁亦上议曰：“臣窃谓河事大利害有三：北流全河，患水不能分；东流分水，患水不能行；宗城河决，患水不能闭。是三者，去其患则为利，未能去则为害。今不谋此而专议闭北流，止知一日可闭之利，而不知异日既塞之患；止知北流伏槽之水易为力，而不知阚村方涨之势未可并入东流。是见近忘远，以河为戏也。请俟涨水伏槽，观大河全盛之势，以治东流、北流。”于是诏罢软堰。

　　是月，以崇政殿说书吕希哲为右司谏，希哲固辞。苏轼戏谓希哲曰：“法筵龙象，当观第一义。”希哲笑而不应，退，谓范祖禹曰：“若辞不获命，必以杨畏为首。”时畏方在言路，以险诈自任，故希哲有是言，既而不拜。

　　玛古苏侵辽，三月，辽西北路招讨使耶律阿噜萨古追之，都监萧章纠遇贼，与战不利，二室韦与六院部、群牧官等军俱陷于敌。阿噜萨古不以实闻，辽主知之，削其官，决以大杖。

　　癸未，尚书右仆射苏颂罢。颂为相，务在奉行故事，使百官守法遵职，量能授任，杜绝侥幸，深戒边臣生事，论议有未安者，毅然力争之。会除贾易知苏州，颂以易昔在御史名敢言，为监司矣，今乃作郡，则是因赦令反下迁也，不可。议未决，谏官杨畏、来之邵谓颂稽留诏命。颂上章辞位，罢为集禧观使。梁焘言颂不可降职处外，以示疏远，遂诏以观文殿大学士留京师。

　　庚寅，范祖禹言：“仲春以来，暴风雨雪，寒气逼人，惟陛下侧身修德，以销大异。”

　　辛卯，中书侍郎范百禄罢。苏颂既罢，百禄以同省，待罪请外，不许。御史黄庆基上疏，列百禄五罪，又言洛党虽衰，川党复盛，请早赐罢黜以离其党与。百禄遂力求去，许之。初，罢百禄，不除职，梁焘以为言，乃除资政殿学士、知河中府。

　　庚子，诏：“来年御试，将诗赋举人复试三题；经义举人且令试策，此后全试三题。”

　　是月，门下侍郎苏辙奏：“近臣以董敦逸言川人太盛，差知梓州冯如晦不当，指为臣过，遂面陈本末。寻蒙宣谕，深察敦逸之妄，然亦须略加别白。其敦逸言臣章疏，乞早付三省施行。”

　　敦逸又言：“奏差除之人，唯苏轼为多，或是亲知，或其乡人，致仕路有不平之叹。近高丽买书、黄河软堰之事，皆得旨已行，寻以轼、辙见拒而罢。臣闻人君者，制命者也；人臣者，承君之命而奉行者也。命令重则君尊，命令轻则臣强。今陛下已行之命，而轼、辙违而拒之，语其情犯，又非苏颂、范百禄之比，释而不治，命令轻矣。乞断自宸衷，指挥施行。”

　　夏，四月，丁未朔，夏人来谢罪，愿以兰州易塞门、安远二砦，诏数以违顺不常而却其请。

　　甲寅，令范祖禹依先朝故事，止兼侍讲。

　　乙卯，辽兴中府甘露降，辽主遣使祠佛饭僧。

　　丁巳，诏；“今后南郊合祭天地，依元祐七年例施行，罢礼部集官详议。”

　　甲子，以知永兴军李清臣为吏部尚书。

　　癸酉，辽主猎于西山。

　　癸未，苏轼同吕希哲、吴安诗、丰稷、赵彦若、范祖禹、顾临请以唐宰相陆贽《奏议》校正缮写进呈。

　　五月，己卯，以吏部尚书李清臣为资政殿学士、知真定府，姚勔论其不当召用故也。

　　辛卯，御史董敦逸、黄庆基并罢。

　　敦逸四状言苏辙，庆基三状言苏轼，谓轼昔为中书舍人，所行制词，指斥先帝，而辙相与表里以紊朝政。三省同进呈，吕大防奏曰：“敦逸、庆基言轼制词谤毁先帝，臣窃观先帝圣意，本欲富国强兵以鞭挞四裔，而一时群臣将顺太过，故事或失当。及太皇太后与皇帝临御，因民所欲，随时救改，盖事理当然耳。汉武帝好用兵，重敛伤民，昭帝嗣位，博采众议，多行寝罢；明帝尚察，屡兴惨狱，章帝易之以宽厚，天下悦服；未有以为谤毁先帝者也。至如本朝真宗即位，弛放逋欠以厚民财；仁宗即位，罢修宫观以息民力；亦未闻当时士大夫有以为毁谤先帝者。自元祐以来，言事官有所弹击，多以谤毁先帝为辞，非惟中伤善类，兼欲摇动朝廷，意极不善。若不禁止，久将为患。”苏辙因奏曰：“臣昨取兄轼所撰吕惠卿制观之，其言及先帝者，有曰：‘始以帝尧之仁，姑试伯鲧，终焉孔子之圣，不信宰予。’兄轼岂谤毁先帝者邪？臣闻先帝末年，亦自深悔已行之事，但未暇改耳。元祐变更，盖追述先帝美意而已。”太皇太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于泣下。”大防曰：“闻永乐败后，先帝尝咎两府大臣略无一人能相劝谏，然则一时过举，非出先帝本意明矣。”太皇太后曰：“此事官家当深知。”于是斥敦逸、庆基为湖北、福建转运判官。中丞李之纯、御史杨畏、来之邵言二人诬陷忠良，其责太轻。丙申，诏各与知军差遣，敦逸知临江军，庆基知南康军。

　　苏轼以札子自辨，言：“臣任中书舍人日，适值朝廷窜逐数人，所行告词，皆是元降词头所述罪状，非臣私意所敢增损。内吕惠卿告词，事涉先朝，不无所忌。臣愚意以为古今如鲧为尧之大臣而不害尧之仁，宰予为孔子高弟而不害孔子之圣。又况再加贬黜，深恶其人，皆先朝本意，则臣区区之忠，盖自谓无负矣。今庆基乃反指以为诽谤，不亦矫诬之甚乎！其馀所言李之纯、苏颂、刘谊、唐义问等告词，皆是庆基文致附会以成臣罪。此事始于朱光庭，盛于赵挺之，而极于贾易，今庆基复宗师之。臣恐阴中之害，渐不可长，非独为臣言也。”太皇太后令辙谕曰：“缘近来众人正相捃拾，且须省事。”轼乃具劄子称谢曰：“昔东汉孔融，才疏意广，是以遭路粹之冤；西晋稽康，才多识寡，是以遇钟会之祸。臣人无二子之长而兼有古人之短，若非陛下至公而行之以恕，至仁而照之以明，则臣已下从二子游久矣，岂复有今日哉！”

　　是月，水官又请进梁村上下约，束狭河门，赵偁争不能得。既涉涨水，遂壅而溃，南泛德清，西决内黄，东淤梁村，北出阚村，宗城决口复行，魏店北流淤断，河水四出，坏东郡浮梁，幅员数百里，漂庐舍，败冢墓。遗民之仅免者，老弱聚金堤上，哀号之声，数舍不绝。

　　六月，丁未朔，辽主驻散水原。

　　甲寅，礼部尚书苏轼乞知越州，诏不允。

　　戊午，尚书左丞梁焘，罢为资政殿学士、同醴泉观使。故事，宫观使非宰相不除，遂置同使之名以宠之。

　　焘初以议边事不合，即属疾求罢。章屡上，帝皆遣内侍封还，仍问所以必去之理，并密访人材，焘曰：“信任不笃，言不见听，而询人材之可用者，非臣所敢当也。”使者再至，乃具奏曰：“陛下必欲知可大用之人，且图任旧人中坚正纯厚有人望者，不牵左右好恶之言以移圣意，天下幸甚！”寻乞补外，出知颍昌府。临行，帝遣内侍赐茶药，宣谕曰：“已用卿言，复相范纯仁矣。”

　　先是刘挚罢相，帝欲复用范纯仁，乃出御札以问吕大防。大防对曰：“如所宣示，实允群议。遂遣内侍李倬赍诏书召纯仁赴阙。己未，杨畏言：“纯仁方罢帅降官，名在谪籍，而陛下遽命以为相，赏罚不明，何以诏示天下！”来之邵又言纯仁师事程颐，闇很不才。皆不听。畏与苏辙俱蜀人，前击刘挚，后击苏颂，皆阴为辙道地，太皇太后觉之，故复自外召纯仁。畏寻又言辙不可大用云。

　　秋，七月，丙子朔，以范纯仁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入对，太皇太后曰：“人言相公必先进王觌、彭汝砺，如何？”纯仁曰：“此二人实有士望，臣终不敢保位蔽贤，惟陛下加察。”

　　辛卯，辽主如黑岭。

　　辽枢密使阿苏，以萧托辉尝言其短，深衔之。会西圉不宁，阿苏奏曰：“边隅重大，可择重臣镇抚。”辽主曰：“托辉何如？”阿苏曰：“诚如圣旨。”遂以托辉为西南面招讨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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