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熙宁二年(3)

熙宁二年(3)

　　秋，七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戊辰，夏主遣使诣辽谢封册。

　　初，知同州赵尚宽，知唐州高赋，知齐州王广渊，皆条奏置义仓事。知陈留县苏涓，亦言“臣劝谕百姓立义仓以备水旱”，因条上措置事。义仓自庆历中罢，帝善其法，将复之；会王安石主青苗，己巳，言于帝曰：“民有馀粟，乃使之输官，非良法也。”乃止。

　　庚午，诏御史中丞举可为御史者，不限官高卑；赵抃争之弗得。于是侍御史知杂事刘述言：“旧制，举御史，官须中行员外郎至太常博士，资任须实历通判，又必翰林诸学士与本台丞、杂互举。盖众议佥同，则各务尽心，不容有偏蔽私爱之患。今专委中丞，则爱憎在于一己，苟非其人，将受权臣属托，自立党援，不附己者得以媒蘖中伤，其弊不一。夫变更法度，重事也。今止参知二人同书劄子，且宰相富弼暂谒告，曾公亮已入朝，台官今不阙人，何至急疾如此！愿收还前旨，俟弼出，与公亮同议，然后行之。”弗听。

　　甲戌，太保、凤翔、雄武军节度使东平郡王允弼卒，帝临哭之恸。允弼，元偓之子也，性端重谨言，领宗正三十年，与濮安懿王共事，相友爱，为宗属推敬。

　　辛巳，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条例司言：“天下财用无馀，典领之官，拘于弊法，内外不相知，盈虚不相补。诸路上供，岁有常数，丰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能赢；年俭物贵，难于供亿而敢不足。远方有倍蓰之输，中都有半价之鬻，徒使富商大贾，乘公私之急以擅轻重敛散之权。今发运使实总六路赋入，其职以制置茶、盐、矾、酒税为事，军储国用，多所仰给。宜假以钱货，资其用度，周知六路财赋之有无而移用之。凡籴买、税敛上供之物，皆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令预知中都帑藏年支见在之定数所当供办者，得以从便变易蓄买以待上令。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而制其有无以便转输，省劳费，去重敛，宽农民，庶几国用可足，民财不。”诏本司具条例以闻；而以发运使薛向领均输平准事，赐内藏钱五百万缗，上供米三百万石。议者多言不便，帝弗听。向既董其事，乃请设置官属，从之。

　　壬午，赈恤被水州军，仍蠲竹木税及酒课。

　　癸未，帝谓辅臣曰：“人君不可怠于政，朕非好劳苦，盖思少壮精神，欲乘时有为以济生灵。至于兵，乃圣人之大权，所以安天下，但不可轻用，非独杀人，心所弗忍，亦恐天道不祐也。”

　　诏：“自今文臣换右职，须实有谋勇，曾著绩效，即得取旨。”

　　辽禁皇族恃势侵渔细民。

　　甲申，帝御资政殿，因语及选任知州未得善法，曰：“朕每思祖宗百战得天下，今以一州生灵付之庸人，常痛心疾首。卿等谓如何则可？”文彦博奏，以为责在监司，宜得至公之人，可任案察。吕公弼曰：“朝廷能择诸司长官及十八路监司，则无不济矣。”

　　己丑，韩琦等上《仁宗实录》，曾公亮等上《英宗实录》。

　　八月，侍御史刘琦、监察御史里行钱顗等言：“薛向小人，假以货泉，任其变易，纵有所入，不免夺商贾之利。”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言：“昔汉武外事四夷，内兴宫室，财用匮竭，力不能支，用贾人桑弘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虽曰民不加富而国用饶足。然法术不正，吏缘为奸，掊克日深，民受其病。今此论复兴，众口纷然，皆谓其患必甚于汉。何者？方今聚敛之臣，财智方略未见有桑弘羊比；而朝廷破坏规矩，解纵绳墨，使得驰骋自由，唯利是嗜，其害必有不可胜言者矣。”权开封府推官苏轼亦言：“均输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然广置官属，多出缗钱，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以为虽不明言贩卖，既已许之变易，而不与商贾争利，未之闻也。”帝方惑于王安石言，皆不行，乃进向天章阁待制，以手诏赐向。然均输法讫亦不能成。

　　癸卯，侍御史刘琦，贬监处州盐酒务，监察御史里行钱顗，贬监衢州盐税。

　　先是王安石争谋杀自首之律，逾年不决，诏临时奏听敕裁。安石又言：“律意因犯杀伤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若已杀从故杀法，则为首者必死，不须奏裁；为从者自有编敕奏裁之文，不须复立新制。”时文彦博以下皆主司马光议。唐介与安石争论于帝前，介曰：“此法天下皆以为不可首，独曾公亮、王安石以为可首。”安石曰：“以为不可首者，皆朋党也。”至是帝卒用安石言，敕自今并以去年七月诏书从事。侍御史知杂事兼判刑部刘述率同列丁讽、王师元封敕还中书者再。安石白帝，令开封府推官王克臣劾述罪。于是述率琦、顗共上疏曰：“安石执政以来，专肆胸臆，轻易宪度。陛下欲致治如唐、虞，而安石操管、商权诈之术，规以取媚，遂与陈升之合谋，侵三司利柄，取为己功，开局设官，用八人分行天下，惊骇物听，动摇人心。去年因许遵妄议案问自首之法，安石任一偏之见，改立新议以害天下。先朝所立制度，自宜世守勿失，乃欲事事更张，废而不用。安石自应举、历官，士心归向，陛下闻而知之，遂正位公府。遭时得君如此之专，乃首建财利之议，务为容悦。言行乖戾，一至于此，愿早罢逐，以慰安天下。曾公亮阴自结援。久妨贤路，亦宜斥免。赵抃则括囊拱手，但务依违，大臣事君，岂当如是！”疏上，安石奏贬琦、顗，司马光言珂、顗所坐，不过疏直，乞还其本资，不报。

　　殿中侍御史孙昌龄，素附安石，顗将出台，于众中责昌龄曰：“君昔官金陵，奴事王安石，宛转荐君，得为御史，亦当少思报国，奈何专欲附会以求美官？我视君犬彘之不若也！”即拂衣上马去。昌龄不得已，亦言王克臣阿奉当权，欺蔽聪明。乙巳，贬昌龄通判蕲州。顗后自衢徙秀，家贫母老，至丐贷亲旧以给朝晡，怡然无谪宦之色。

　　丙午，同知谏院范纯仁罢。纯仁自陕西转运副使召还，帝问：“陕西城郭、甲兵、粮储如何？”对曰：“城郭粗全，甲兵粗修，粮储粗备。”帝愕然曰：“卿之才，朕所倚信，何为皆言粗？”对曰：“粗者，未精之辞，如是足矣。愿陛下且无留意边功，若边臣观望，将为它日意外之患。”

　　拜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奏言：“王安石变祖宗法度，掊克财利，民心不宁。《书》曰：‘怨岂在明，不见是图。’愿陛下图不见之怨。”帝问：“何谓不见之怨？”对曰：“杜牧所谓‘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怨’是也。”加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

　　帝切于求治，多延见疏逖小臣，咨访阙失，纯仁言：“小人之言，听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盖知小忘大，贪近昧远。愿加深察！”

　　富弼在相位，称疾家居，纯仁言：“弼受三朝眷倚，当自任天下之重，而恤己深于恤物，忧疾过于忧邦，致主处身，二者均失。弼与先臣素厚，臣在谏院，不敢私谒以致忠告，愿示以此章，使之自省。”又论吕诲不当罢御史中丞，李师中不可守边。及薛向行均输法于六路，又言：“臣尝亲奉德音，欲修先王补助之政，今乃效桑弘羊均输之法，而使小人为之掊克生灵，敛怨基祸。王安石欲求近功，忘其旧学，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鄙老成为因循，斥公论为流俗，合意者为贤，异己者为不肖。刘琦、钱顗等，一言便蒙降黜，在廷之人，方大半趋附，陛下又从而驱之，其将何所不至！宜速还言者而退安石，以答中外之望。”又言曾公亮年老不退，惟务雷同；赵抃心知其非，凡事不能力救，退有后言。

　　帝皆弗听，遂求罢谏职；改判国子监，去意愈确。政府使谕之曰：“毋轻去，已议除知制诰矣。”纯仁曰：“此言何为至于我哉？言不用，万钟非所顾也！”

　　戊申，河徙东行，张巩等因欲闭断北流，帝意向之。司马光言：“巩等欲塞二股河北流，臣恐劳费未易。幸而可塞，则东流浅狭，堤防未全，必致决溢，是移恩、冀、深、瀛之患于沧、德等州也。不若俟三二年，东流益深阔，堤防稍固，北流渐浅，薪刍有备塞之便。”帝命光与张茂则往视，王安石曰：“光议事屡不合，今令视河，后必不从其议，是重使不安职也。”乃独遣茂则。茂则奏二股河东倾已及八分，北流止二分；巩等亦奏大河东徙，北流已闭，诏奖谕之。已而河自许家港东决，泛滥大名、恩、德、沧、永静五州军境，果如光言。

　　夏国请从旧蕃仪，诏许之。

　　范纯仁前后章疏，语多激切，帝悉不付外。纯仁尽录申中书，于是在位大臣俱列名露章求罢，帝优诏答之。富弼自此不复出视事。安石乞重贬纯仁，帝曰：“彼无罪，姑与一善地。”己酉，命知河中府。寻徙成都路转运使，以新法不便，戒州县无得遽行，安石怒其沮格，以事左迁知和州；未至，徙庆州。

　　庚戌，条例司本详文字苏辙罢。辙与吕惠卿论事，动皆不合。会遣八使于四方，访求遗利，中外知其必迎合生事，皆莫敢言。辙往见陈升之曰：“昔嘉祐末，遣使宽恤诸路，各务生各，还奏，多不可行，为天下笑。今何以异此！”又以书抵王安石，力陈其不可。安石怒，将加以罪，升之止之。至是乞别除一差遣，帝阅辙状，问：“辙与轼如何？观其学问颇相类。”安石曰：“轼兄弟大抵以悦箝捭阖为事。”帝曰：“如此，则宜合时事，何以反为异论？”诏依所乞，除河南府推官。

　　甲寅，朝神御殿。

　　辛酉，以秘书省著作佐郎河南程颢、太原王子韶并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

　　颢自晋城令改著作佐郎，至是吕公著荐为御史。帝素知其名，数召见。每将退，必曰：“频求对，欲常常见卿。”一日，从容咨访，报正午，始趋出庭中。中官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

　　颢前后进说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贤育材为先，不饰辞辩，务以诚意感悟主上。帝尝使推择人材，颢所荐数十人，以父表弟张载及弟颐为首。又劝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轻天下士，帝俯躬曰：“当为卿戒之。”

　　帝尝召颢，问所以为御史，对曰：“使臣拾遗补阙、裨赞朝廷则可，使臣掇拾群下短长以沽直名则不能。”帝以为得御史体。居职数月，章疏屡上。又论时务十事，大略以为：“圣人创法，皆本诸人情，极乎理物。圣人之所必为者，行之有先后，用之有缓急，在讲求设施如何耳。”帝嘉纳之。

　　开封狱具，同判刑部丁讽、审刑院详议官王师元皆诬伏。侍御史知杂事兼判刑部刘述独谓朝廷不当劾言事官，三问，不承。王安石欲置之狱，司马光与范纯仁争之，乃止。壬戌，贬述知江州，讽通判复州，师元监安州税。

　　是月，辽主谒庆陵。

　　九月，甲子朔，交州来贡。

　　丁卿，立常平给敛法。

　　戊辰，初开经筵。

　　出内库缗钱百万，籴河北常平粟。

　　初，陕西转运使李参，以部内粮储不足，令民自隐度粟麦之赢，先贷以钱，俟谷熟还官，号“青苗钱”；行之数年，廪有馀粮。至是条例司言：“诸路常平、广惠仓，钱谷敛散，未得其宜，故为利未博。今欲以见在斗斛，遇贵量减市价粜，遇贱量增市价籴，可通融转运司苗税，及前钱斛就使转易者，亦许兑换。仍以见钱依陕西青苗钱例，愿预借者给之，令随税输纳斗斛，半为夏料，半为秋料。内有愿请本色，或纳时价贵，愿纳钱者，皆从其便。如遇灾伤，许展至次料丰熟日纳。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贷，则兼并之家，不得乘新陈不接以邀信息。又，常平、广惠之物，收藏积滞，必待年凶物贵，然后出粜，所及不过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无，贵发贱敛，以广蓄积，平物价，使农人得以趋时赴事，兼并者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为民，而公家无所利焉，是亦先王散惠兴利以为耕敛补助之意也。欲量诸路钱谷多寡，分遣官提举，每州选通判、幕职官一员，典干转移出纳，仍先自河北、京东、淮南三路施行，俟有绪，推之诸路。其广惠仓储，量留给老疾贫穷人外，馀并用常平转移法。”从之。

　　初，王安石既与叶惠卿议定，出示苏辙曰：“此青苗法也，有不便，以告。”辙曰：“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为利也。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逾限，恐鞭箠必用，州县之事不胜烦矣。唐刘晏掌国计，未尝有所假贷，有尤之者，晏曰：‘使民侥幸得钱，非国之福；使吏倚法督责，非民之便。吾虽未尝假贷，而四方丰凶贵贱，知之未尝逾时。有贱必籴，有贵必粜，以此四方无甚贵甚贱之病，安用贷为！’晏之所言，汉常平法耳。今此法具在，而患不修；公诚有意于民，举而行之，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曰：“君言诚有理，当徐思之。”由是逾月不言青苗。会京东转运使王广渊言：“方春农事兴，而民苦乏，兼并之家，得以乘急要利，乞留本道钱帛五十万，贷之贫民，岁可获息二十五万。”从之。其事与青苗法合，安石始以为可用，召至京师，与之议。广渊请施之河北，安石遂决意行之，次第及于诸路。

　　辛卯，废奉慈殿。

　　壬辰，以秘书省著作佐郎吕惠卿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从王安石荐也。

　　王安石独奏事，帝问曰：“程颢言不可卖祠部度牒作常平本钱，如何？”安石曰“颢所言自以为王道之正，臣以为颢未达王道之权也。今度牒所得，可置粟四十五万石。若凶年人贷三石，可全十五万人。如是而犹以为不可，岂为知权乎！”

　　辽西北路招讨使耶律仁先奉命讨准布，严斥候，扼敌冲，诸属国并怀柔服从，诸事整饬。准布来寇，仁先逆击之，追杀八十馀里；大军继至，又败之。别部来救者，见仁先屡胜，不敢战而降，北边遂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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