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书·礼志(3)_梦远书城

礼志(3)

　　十五年正月，侍中、司空、长乐王穆亮，侍中、尚书左仆射、平原王陆叡，侍中、吏部尚书、中山王王元孙，侍中、尚书、驸马都尉、南平王冯诞，散骑常侍、都曹尚书、新泰侯游明根，散骑常侍、南部令邓侍祖，秘书中散李恺，尚书左丞郭祚，右丞、霸城子卫庆，中书侍郎封琳，中书郎、泰昌子崔挺，中书侍郎贾元寿等言：“臣等受敕共议中书监高闾、秘书丞李彪等二人所议皇魏行次。尚书高闾以石承晋为水德，以燕承石为木德，以秦承燕为火德，大魏次秦为土德，皆以地据中夏，以为得统之征。皇魏建号，事接秦末，晋既灭亡，天命在我。故因中原有寄，即而承之。彪等据神元皇帝与晋武并时，桓、穆二帝，仍修旧好。始自平文，逮于太祖，抗衡秦、赵，终平慕容。晋祚终于秦方，大魏兴于云朔。据汉弃秦承周之义，以皇魏承晋为水德。二家之论，大略如此。臣等谨共参论，伏惟皇魏世王玄朔，下迄魏、晋，赵、秦、二燕虽地据中华，德祚微浅，并获推叙，于理未惬。又国家积德修长，道光万载。彪等职主东观，详究图史，所据之理，其致难夺。今欲从彪等所议，宜承晋为水德。”

　　诏曰：“越近承远，情所未安。然考次推时，颇亦难继。朝贤所议，岂朕能有违夺。便可依为水德，祖申腊辰。”

　　四年，经始明堂，改营太庙。诏曰：“祖有功，宗有德，自非功德厚者，不得擅祖宗之名，居二祧之庙。仰惟先朝旧事，舛驳不同，难以取准。今将述遵先志，具详礼典，宜制祖宗之号，定将来之法。烈祖有创基之功，世祖有开拓之德，宜为祖宗，百世不迁。而远祖平文功未多于昭成，然庙号为太祖；道武建业之勋，高于平文，庙号为烈祖。比功校德，以为未允。朕今奉尊道武为太祖，与显祖为二祧，余者以次而迁。平文既迁，庙唯有六，始今七庙，一则无主。唯当朕躬此事，亦臣子所难言。夫生必有终，人之常理。朕以不德，忝承洪绪，若宗庙之灵，获全首领以没于地，为昭穆之次，心愿毕矣。必不可豫，设可垂之文，示后必令迁之。”

　　司空公、长乐王穆亮等奏言：“升平之会，事在于今。推功考德，实如明旨。但七庙之祀，备行日久，无宜阙一，虚有所待。臣等愚谓，依先尊祀，可垂文示后。理衷如此，不敢不言。”

　　诏曰“理或如此。比有间隙，当为文相示”。

　　八月壬辰，诏郡国有时果可荐者，并送京师以供庙飨。

　　又诏曰：“《礼》云自外至者，无主不立。先朝以来，以正月吉日，于朝廷设幕，中置松柏树，设五帝坐。此既无可祖配，揆之古典，实无所取，可去此祀。又探策之祭，既非礼典，可悉罢之。”

　　戊午诏曰：“国家自先朝以来，飨祀诸神，凡有一千二百余处。今欲减省群祀，务从简约。昔汉高之初，所祀众神及寝庙不少今日。至于元、成之际，匡衡执论，乃得减省。后至光武之世，礼仪始备，飨祀有序。凡祭不欲数，数则黩，黩则不敬。神聪明正直，不待烦祀也。”

　　又诏曰：“明堂、太庙，并祀祖宗，配祭配享，于斯备矣。白登、崞山、鸡鸣山庙唯遣有司行事。冯宣王诞生先后，复因在官长安，立庙宜异常等。可敕雍州，以时供祭。”

　　又诏曰：“先恒有水火之神四十余名，及城北星神。今圜丘之下，既祭风伯、雨师、司中、司命，明堂祭门、户、井、灶、中霤，每神皆有。此四十神计不须立，悉可罢之。”

　　甲寅，集群官，诏曰：“近论朝日夕月，皆欲以二分之日，于东西郊行礼。然月有余闰，行无常准。若一依分日，或值月出于东，而行礼於西，寻情即理，不可施行。昔秘书监薛谓等尝论此事，以为朝日以朔，夕月以朏。卿等意谓朔朏二分，何者为是？”

　　尚书游明根对曰“考案旧式，推校众议，宜从朏月”。

　　十一月己未朔，帝释禫祭于太和庙。帝衮冕，与祭者朝服。既而帝冠黑介帻，素纱深衣，拜山陵而还宫。庚申，帝亲省齐宫冠服及郊祀俎豆，癸亥冬至，将祭圜丘，帝衮冕剑舄，待臣朝服。辞太和庙，之圜丘，升祭柴燎，遂祀明堂，大合。既而还之太和庙，乃入。甲子，帝衮冕辞太和庙，临太华殿，朝群官。既而帝冠通天，绛纱袍，临飨礼。帝感慕，乐悬而不作。丁卯，迁庙，陈列冕服，帝躬省之。既而帝兖冕，辞太和庙，之太庙，百官陪从。奉臣主于齐车，至新庙。有司升神主于太庙，诸王侯牧守、四海蕃附，各以其职来祭。

　　十六年正月戊午，诏曰：“夫四时享祀，人子常道。然祭荐之礼，贵贱不同。故有邑之君，祭以首时，无田之士，荐以仲月。况七庙之重，而用中节者哉！自顷蒸尝之礼，颇违旧义。今将仰遵远式，以此孟月，犆罐于太庙。但朝典初改，众务殷凑，无遑齐洁，遂及于今。又接神飨祖，必须择日。今礼律未宣，有司或不知此。可敕太常令克日以闻。”

　　二月丁酉，诏曰：“夫崇圣祀德，远代之通黄；秩（阙三字），中古之近规。故三五至仁，唯德配享；夏殷私己，稍用其姓。且法施于民，祀有明典，立功垂惠，祭有恒式。斯乃异代同途，奕世共轨。今远遵明令，宪章旧则，比于祀令，已为决之。其孟春应祀者，顷以事殷，遂及今日。可令仍以仲月而飨祀焉。凡在祀令，其数有五。帝尧树则天之功，兴巍巍之治，可祀于平阳。虞舜播太平之风，致无为之化，可祀于广宁。夏禹御洪水之灾，建天下之利，可祀于安邑。周文公制礼作乐，垂范万叶，可祀于洛阳。其宣尼之庙，已于中省，当别敕有司。飨荐之礼，自文公已上，可令当界牧守，各随所近，摄行祀事，皆用清酌尹祭也。”

　　丙午，诏有司克吉亥，备小驾，躬临千亩，官别有敕。

　　癸丑，帝临宣文堂，引仪曹尚书刘昶、鸿胪卿游明根、行仪曹事李韶，授策孔子，崇文圣之谥。于是昶等就庙行事。既而，帝齐中书省，亲拜祭于庙。

　　九月甲寅朔，大享于明堂，祀文明太后于玄室，帝亲为之词。

　　十月已亥，诏曰：“夫先王制礼，所以经纶万代，贻法后昆。至乃郊天享祖，莫不配祭，然而有节。白登庙者，有为而兴，昭穆不次。故太祖有三层之宇，巴陵无方丈之室。又常用季秋，躬驾展虔，祀礼或有亵慢之失，嘉乐颇涉野合之讥。今授衣之旦，享祭明堂；玄冬之始，奉烝太庙。若复致齐白登，便为一月再驾，事成亵渎。回详二理，谓宜省一。白登之高，未若九室之美；帏次之华，未如清庙之盛。将欲废彼东山之祀，成此二享之敬。可具敕有司，但令内典神者，摄行祭事。献明、道武各有庙称，可具依旧式。”

　　自太宗诸帝，昔无殿宇，因停之。

　　十八年，南巡。正月，次殷比干墓，祭以太牢。

　　三月，诏罢西郊祭天。

　　十九年，帝南征。正月，车驾济淮，命太常致祭。又诏祀岱岳。

　　三月癸亥，诏曰：“知太和庙已就，神仪灵主，宜时奉宁。可克三月三日己已，内奉迁于正庙。其出金墉之仪，一准出代都太和之式。入新庙之典，可依近至金墉之轨。共威仪卤簿，如出代庙。百官奉迁，宜可省之。但令朝官四品已上，侍官五品已上及宗室奉迎。”

　　六月，相州刺史高闾表言：“伏惟太武皇帝发孝思之深诚，同渭阳之远感，以邺土舅氏之故乡，有归魂之旧宅，故为密皇后立庙于城内，岁时祭祀，置庙户十家，齐宫三十人。春秋烝尝，冠服从事，刺史具威仪，亲行荐酌，升降揖让，与七庙同仪，礼毕，撤会而罢。今庙殿亏漏，门墙倾毁，簠簋故败，行礼有阙。臣备职司，目所亲睹。若以七庙惟新，明堂初制，配飨之仪，备于京邑者，便应罢坏，辍其常祭。如以功高特立，宜应新其灵宇。敢陈所见，伏请恩裁。”

　　诏罢之。

　　十一月庚午，帝幸委粟山，议定圜丘。己卯，帝在合温室，引咸阳王禧，司空公穆亮，吏部尚书、任城王澄及议礼之官。诏曰：“朝集公卿，欲论圜丘之礼。今短晷斯极，长日方至。案《周官》祀昊天上帝于圜丘，礼之大者。两汉礼有参差，魏晋犹亦未一。我魏氏虽上参三皇，下考叔世近代都祭圜丘之礼，复未考《周官》，为不刊之法令。以此祭圜丘之礼示卿等，欲与诸贤考之厥衷。”

　　帝曰：“夕牲之礼，无可依准，近在代都，已立其议。杀牲祼神，诚是一日之事，终无夕而杀牲，待明而祭。”

　　员外散骑常侍刘芳对曰：“臣谨案《周官牧人职》，正有夕展牲之礼，实无杀牲之事。”

　　秘书令李彪曰：“夕不杀牲，诚如圣旨。未审告庙以不？臣闻鲁人将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泮宫，注曰，‘先人’。以此推之，应有告庙。”

　　帝曰：“卿言有理，但朕先以郊配，意欲废告，而卿引证有据，当从卿议。”

　　帝又曰：“圜丘之牲，色无常准，览推古事，乖互不一。周家用骍，解言是尚。晋代靡知所据。舜之命禹，悉用尧辞，复言玄牡告于后帝。今我国家，时用夏正，至于牲色，未知何准？”

　　秘书令李彪曰：“观古用玄，似取天玄之义，臣谓宜用玄。至于五帝，各象其方色，亦有其义。”

　　帝曰：“天何时不玄，地何时不黄，意欲从玄。”

　　又曰：“我国家常声鼓以集众。《易》称二至之日，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以助微阳、微阴。今若依旧鸣鼓，得无阙寝鼓之义，无妨古义。”

　　员外郎崔逸曰：“臣案周礼，当祭之日，雷鼓雷鼗，八面而作，犹不妨阳。臣窃谓以鼓集众无妨古义。”

　　癸未，诏三公衮冕八章，太常鷩冕六章，用以陪荐。

　　甲申长至，祀昊天于委粟山，大夫祭。（疑。）

　　二十年，立方泽于河阴，仍遣使者以太牢祭汉光武及明、章三帝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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