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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人员来了(2)

我在这些念头的折磨下，过了十多天寝食不安的日子。终于等到了这一天，看守员来通知我去谈话。 　　我被领进中央甬道里的一间屋子。这间屋子大约有两丈见方。当中有一张大书桌，桌前有个茶几，放着茶碗茶壶和烟灰碟。一位中年人和一位青年坐在桌后。他们示意，让我在茶几旁的椅子上坐下。 　　“你叫什么名字？”那中年人问。 　　“爱新觉罗·溥仪。” 　　他问了年龄、籍贯和性别。那个青年的笔尖，随着我们的谈话“嚓、嚓”地在纸上动着。“你写的坦白材料我们看了，”那中年人说，“想听你当面谈谈。你可以抽烟。” 　　就这样开始了。中年的检察员从我幼时问起，问到我被捕。我都说完了，他对我点点头，样子好像还满意。 　　“好吧，就谈到这里。以后赵讯问员可能有问题问你。” 　　总之，这种讯问的气氛是颇出乎意料的。我心里少了一个问题。 　　第二次讯问，当我发现屋里只有赵讯问员一个人的时候，不禁有点失望。我坐在这位讯问员面前，注视着他的年轻的面庞，心中不住地想：他行吗？他弄得清楚吗？他能明白我说的话是真的？他正当血气方刚之年，有没有脾气？如果别人瞎检举我，他信谁的？…… 　　“有个问题要问你一下，”他打断了我的思路，问起我在伪满时颁布敕令和诏书的手续问题。我照着事实做了回答。在谈到一项敕令时，他问我在颁布前几天看到的，我想不起来了。 　　“大概是一两天前，也许，三天，不，四天吧？” 　　“不用立刻回答，”他说，“你想想，几时想起几时说。现在谈另一个问题……” 　　在这另一个问题上，我又记不起来，僵在那里了。我心里不免暗暗着急：“我又想不起来啦，好像我不肯说似的，他该火了吧？”但是他并没发火，还是那句话：“这且放一边，你想起来再说。” 　　后来，我终于对这个年轻人完全服了。 　　已不记得那是第几次讯问了。他拿出一份我写的检举材料，放在我面前，问我：“你写的这个检举材料上说，在日本战犯、前伪满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的策划下，日本侵略者在一年中掠去东北粮食一千六百万吨。这件事说的太不具体。是一年吗？是哪一年？一千六百万吨的数字怎么知道的？你再详细说说。” 　　我怎么能知道呢？这不过是我从同屋的两个伪大臣谈天中无意中听来的，我自然不敢把这件事说出来，只有学一下苏东坡的“想当然耳”，说日寇对东北财富，无不尽力搜刮，粮食是产多少要多少。说到这里，讯问员拦住了我：“东北年产粮食多少，你知道吗？” 　　我张口结舌，半晌说不出话来。 　　“你这条检举的根据是什么？” 　　我看是混不下去了，只好说出了这条马路情报的来源。 　　“那么，你相信不相信这个材料？” 　　“我，……没什么把握。” 　　“哦，连你自己也不信！”讯问员睁大了眼，“那么你为什么还要写？” 　　我正在呐呐然，不知说什么是好，他却把自来水笔的笔帽套好，收拾着桌上的纸张和书本——有厚厚的伪满的《年鉴》、《政府公报》，显然是不再需要我的答案。这次讯问是他用这句话结束的：“无论对人对己，都要实事求是。” 　　我望着这个比我年龄小十几岁的人，没有话说。我从心底承认了他的话。因为我就害怕着别人给我编造和夸大呀。 　　我走出讯问室，心底蓦地冒出一个问题：“是不是每个讯问员都是像这小伙子似的认真呢？倘若有一个不是这样，而正巧收到了诬赖我的检举材料，那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很快就得到了答案。同屋的老元后来告诉我们一件同样的经历。他曾按估算写了日本从东北掠夺钢铁的数字，讯问员不相信，给他一支铅笔，叫他算一算生产这些钢铁需要多少矿石，东北各矿年产多少矿石……“他带着东北资源档案哩！”老元最后这样说。 　　因此我也明白了为什么赵讯问员的桌子上放着那些《年鉴》、《公报》之类的材料。不过工作团为了查证每件材料，使用了几百名调查人员，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跑遍了各地城乡，翻遍了数以吨计的档案，这还是到了我在检察员的总结意见书上签字时才知道的。 　　我在年轻的讯问员那里碰了一个钉子，由于他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感到高兴，又因自己的愚蠢而担心他把我看做不老实的人。因此我赶紧写了一个自我检讨书给他送去。 　　“情形不像很严重。”交出了检讨书，我这样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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