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郑孝胥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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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孝胥的理想(1)

郑孝胥在北京被罗振玉气跑之后，转年春天回到了我的身边。这时罗振玉逐渐遭到怀疑和冷淡，敌对的人逐渐增多，而郑孝胥却受到了我的欢迎和日益增长的信赖。陈宝琛和胡嗣瑗跟他的关系也相当融洽。一九二五年，我派他总管总务处，一九二八年，又派他总管外务，派他的儿子郑垂承办外务，一同做我对外联络活动的代表。后来他与我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到了荣禄与慈禧之间的那种程度。　　他比陈宝琛更随和我。那次我会见张作霖，事前他和陈宝琛都表示反对，事后，陈宝琛鼓着嘴不说话，他却说：“张作霖有此诚意表示，见之亦善。”他和胡嗣瑗都是善于争辩的，但是胡嗣瑗出口或成文，只用些老古典，而他却能用一些洋知识，如墨索里尼创了什么法西斯主义，日本怎么有个明治维新，英国《泰晤士报》上如何评论了中国局势等等，这是胡嗣瑗望尘莫及的。陈宝琛是我认为最忠心的人，然而讲到我的未来，绝没有郑孝胥那种令我心醉的慷慨激昂，那种满腔热情，动辄声泪俱下。有一次他在给我讲《通鉴》时，话题忽然转到了我未来的“帝国”：　　“帝国的版图，将超越圣祖仁皇帝一朝的规模，那时京都将有三座，一在北京，一在南京，一在帕米尔高原之上……” 　　他说话时是秃头摇晃，唾星四溅，终至四肢颤动，老泪横流。　　有时，在同一件事上说的几句话，也让我觉出陈宝琛和郑孝胥的不同。在康有为赐谥问题上，他两人都是反对的，陈宝琛在反对之余，还表示以后少赐谥为妥，而他在发表反对意见之后，又添了这么一句：“戊戌之狱，将来自然要拿到朝议上去定。”好像我不久就可以回紫禁城似的。　　郑孝胥和罗振玉都积极为复辟而奔走活动，但郑孝胥的主张更使我动心。虽然他也是屡次反对我出洋和移居旅顺、大连的计划的。　　郑孝胥反对我离开天津到任何地方去，是七年来一贯的。甚至到“九一八”事变发生，罗振玉带着关东军的策划来找我的时候，他仍然不赞成我动身。这除了由于他和罗振玉的对立，不愿我被罗垄断居奇，以及他比罗略多一点慎重之外，还有一条被人们忽视了的原因，这就是：他当时并不把日本当做唯一的依靠；他所追求的东西，是“列强共管”。　　在天津时代，郑孝胥有个著名的“三共论”。他常说：“大清亡于共和，共和将亡于共产，共产则必然亡于共管。”他把北伐战争是看做要实行“共产”的。这次革命战争失败后，他还是念不绝口。他说：“又闹罢工了，罢课了，外国人的商业受到了损失，怎能不出头来管？”他的“三共论”表面上看，好像是他的感慨，其实是他的理想，他的愿望。　　如果考查一下郑、罗二人与日本人的结交历史，郑到日本做中国使馆的书记宫是一八九一年，罗卖古玩字画、办上海《农报》，由此结识了给《农报》译书的日人藤田剑峰是在一八九六年，郑结交日人比罗要早五年。但是罗振玉自从认识了日本方面的朋友，眼睛里就只有日本人，辛亥后，他把复辟希望全放到日本人的身上，而郑孝胥却在日本看见了“列强”，从那时起他就认为中国老百姓不用说，连做官的也都无能，没出息，中国这块地方理应让“列强”来开发，来经营。他比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更发展了一步，不但要西洋技术，西洋资本，而且主张要西人来做官，连皇家的禁卫军也要由客卿训练、统领。不然的话，中国永远是乱得一团糟，中国的资源白白藏在地里，“我主江山”迟早被“乱党”、“乱民”抢走，以至毁灭。辛亥革命以后，他认为要想复辟成功，决不能没有列强的帮忙。这种帮忙如何才能实现呢？他把希望寄托在“共管”上。　　那时关于“列强”共管中国的主张，经常可以从天津外文报纸上看到。郑孝胥对这类言论极为留意，曾认真地抄进他的日记、札记，同时还叫他的儿子郑垂译呈给我。这是一九二七年六月九日登在日文报纸《天津日日新闻》上的一篇：　　英人提倡共管中国　　联合社英京特约通信。据政界某要人表示意见谓：中国现局，日形纷乱，旅华外国观察家曾留心考察，以为中国人民须候长久时期，方能解决内部纠纷，外国如欲作军事的或外交的干涉，以解决中国时局问题，乃不可能之事。其唯一方法，只有组织国际共管中国委员会，由英美法日德意六国各派代表一名为该会委员，以完全管理中国境内之军事。各委员之任期为三年，期内担任完全责任，首先由各国代筹二百五十兆元以为行政经费，外交家或政客不得充当委员，委员人才须与美国商（务）部长胡佛氏相仿佛。此外，又组织对该委员会负责之中外混合委员会，使中国人得在上述之会内受训练。　　＊＊＊　　郑孝胥认为，这类的计划如果能实现，我的复位的时机便到了。　　那年夏天我听了罗振玉的劝说，打算到日本去，郑孝胥就根据那篇文章勾起的幻想，向我提出了“留津不动，静候共管”的劝告。这是他记在日记里的一段：　　五月戊子二十四日（六月二十三日）。诣行在。召见，询日领事约谈情形（即去日事）。因奏曰：今乘舆狩于天津，皇帝与天下犹未离也。中原士大夫与列国人士犹得常接，气脉未寒，若去津一步，则形势大变，是为去国亡命，自绝于天下。若寄居日本，则必为日本所留，兴复之望绝矣！自古中兴之主，必借兵力。今则海内大乱，日久莫能安戢，列国通不得已，乃遣兵自保其商业。他日非为中国置一贤主，则将启争端，其祸益大。故今日皇上欲图中兴，不必待兵力也，但使圣德令名彰于中外，必有人人欲以为君之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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