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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陵事件(2)

我在心里发出了狠毒的诅咒，怀着深刻的忧虑，为蒋介石的政府和自己的命运，一次又一次地卜过卦，扶过比我曾卜占“国民政府能长久否？”得“天大同人变离，主申年化冲而散”的一个卦文，其意思是：蒋介石政府将众叛亲离，在一九三二年灭亡。当然，蒋介石的政府如果垮台，可以发泄我的仇恨，使我痛快。但是，我更关心的是我自己的命运。我屡次叫荣源扶乩，有一次他得到这样一个乩文： 　　今上乃重兴之主，清仍有天下，然子（按指荣源）乃朝廷勋戚大臣，必须直谏君，于致光武，务必劝戒奢华，弥问世事，晦迹韬光，暗成事业，亲君子，远小人，去伪忠，此皆要图，子忠实君子，吾所夙知，故愿直言，将来再兴，务必改元，宣统二字，乃宁日一乱丝充满天下尽，贼犯紫微，务用隆武，隆若不用，可改兴武，此天机也，国事且不泄。 　　但是任何一个欲望强烈和报仇心切的人，都不会只记得“成事在天”而忘了“求事在人”这句话。我自己几年来的阅历，特别是蒋介石的发家史，给了我一条重要的信念，这就是若求成事必须手握兵权，有了兵权实力，洋人自然会来帮助。像我这样一个正统的“大清皇帝”，倘若有了军队，自然要比一个红胡子或者一个流氓出身的将帅更会受到洋人的重视。因此，我决定派我身边最亲信的亲族子弟去日本学陆军。我觉得这比我自己出洋更有必要。 　　促成我这个想法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溥杰正为了要投笔从戎，在家里闹得马仰人翻。他从军的动机本来也颇可笑，与其说是受到母亲遗嘱的影响，立志要恢复清朝，还不如说是由于他羡慕那些手握虎符的青年将帅，自己也想当军官，出出风头。张学良在张作霖死后，临国奉天之前对溥杰说过：“你要当军官，我送你进讲武堂（奉军的军官学校）。”于是他便和张学良的家眷乘船离了天津。我父亲看到了他留下的信，急得要命，要我无论如何想个办法把他追回来。天津日本总领事答应了我的请求，发了电报给大连。在大连码头上，溥杰刚从船上走下来，就给日本警察截住了。他被我派去的人接回到天津，见了我就诉说他投军的志向，是为了恢复祖业。他的话触动了我送他去日本学陆军的心思。 　　我决定了派溥杰和我的三妹夫润麒一同到日本去学陆军。为了准备他们的留学，我请天津日本总领事介绍了一位家庭教师，教他们日文。日本总领事推荐了一位叫远山猛雄的日本人，后来知道，这是一个日本黑龙会的会员，认识不少日本政客。这个人后来也为了我的复辟理想，替我到日本奔走过。我到东北以后，因为他不是军部系统的，受到排挤，离开了我。这位远山教师教了溥杰和润麒不多日子的日文，就为他们的留学问题回到日本去活动了一趟，据说是暂时还不能人日本士官学校，但是可以先进专供日本贵族子弟读书的学习院，并且还得到了日本的大财阀大仓喜人郎的帮助。一九二九年三月，即“东陵事件”发生后七个月，我这两个未来的武将就和远山一起到日本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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