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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的末日(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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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面叫内务府裁人,把各司处从七百人戴到三百人,“御膳房”的二百厨师减到三十七个人,另方面又叫他们添设做西餐的“番菜膳房”,这两处“膳房”每月要开支一千三百多元菜钱。 关于我的每年开支数目,据我婚前一年(即民国十年)内务府给我编造的那个被缩小了数字的材料,不算我的吃穿用度,不算内务府各处司的开销,只算内务府的“交进”和“奉旨”支出的“恩赏”等款,共计年支八十七万零五百九十七两。 这种昏天黑地的生活,一直到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五日,冯玉祥的国民军把我驱逐出紫禁城,才起了变化。 这年九月由朝阳之战开始的第二次直奉战争,吴佩孚的直军起初尚处于优势,十月间,吴部正向山海关的张作霖的奉军发动总攻之际,吴部的冯玉祥突然倒戈回师北京,发出和平通电。在冯、张合作之下,吴佩孚的山海关前线军队一败涂地,吴佩孚自己逃回洛阳。后来吴在河南没站住脚,又带着残兵败将逃到岳州,直到两年后和孙传芳联合,才又回来,不过这已是后话。吴军在山海关败绩消息还未到,占领北京的冯玉祥国民军已经把贿选总统曹锟软禁了起来,接着解散了“猪仔国会”,颜惠庆的内阁宣告辞职,国民军支持黄郛①组成了摄政内阁。 ①黄郛字膺白,浙江人,反动的投机政客,后来北伐战争时帮助蒋介石策划反革命政变,成为国民党亲日派,也是新政学系首领之一。 政变消息刚传到宫里来,我立刻觉出了情形不对。紫禁城的内城守卫队被国民军缴械,调出了北京城,国民军接替了他们的营地,神武门换上了国民军的岗哨。我在御花园里用望远镜观察景山,看见了那边上上下下都是和守卫队服装不同的士兵们。内务府派去了人,送去茶水吃食,国民军收下了,没有什么异样态度,但是紫禁城里的人谁也放不下心。我们都记得,张勋复辟那次,冯玉祥参加了“讨逆军”,如果不是段祺瑞及时地把他调出北京城,他是要一直打进紫禁城里来的。段祺瑞上台之后,冯玉祥和一些别的将领曾通电要求把小朝廷赶出紫禁城。凭着这点经验,我们对这次政变和守卫队的改编有了不祥的预感。接着,听说监狱里的政治犯都放出来了,又听说什么“过激党”都出来活动了,庄士敦和陈师傅他们给我的种种关于“过激”“恐怖”的教育——最主要的一条是说他们要杀掉每一个贵族——这时发生了作用。我把庄士敦找来,请他到东交民巷给我打听消息,要他设法给我安排避难的地方。 王公们陷入惶惶不安,有些人已在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定了房间,但是一听说我要出城,却都认为目前尚无必要。他们的根据还是那一条:有各国公认的优待条件在,是不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然而必须发生的事,终归是发生了。 那天上午,大约是九点多钟,我正在储秀宫和婉客吃着水果聊天,内务府大臣们突然踉踉跄跄地跑了进来。为首的绍英手里拿着一件公文,气喘吁吁地说:“皇上,皇上,……冯玉祥派了军队来了!还有李鸿藻的后人李石曾,说民国要废止优待条件,拿来这个叫,叫签字,……” 我一下子跳了起来,刚咬了一口的苹果滚到地上去了。我夺过他手里的公文,看见上面写着: 大总统指令 派鹿钟麟、张璧交涉清室优待条件修正事宜,此令。 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五日 国务院代行国务总理黄郛…… 修正清室优待条件 今因大清皇帝欲贯彻五族共和之精神,不愿违反民国之各种制度仍存于今日,特将清室优待条件修正如左: 第一条、大清宣统帝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之权利; 第二条、自本条件修正后,民国政府每年补助清室家用五十万元,并特支出二百万元开办北京贫民工厂,尽先收容旗籍贫民; 第三条、清室应按照原优待条件第三条,即日移出官禁,以后得自由选择住居,但民国政府仍负保护责任; 第四条、清室之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民国酌设卫兵妥为保护; 第五条、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民国政府当为特别保护,其一切公产应归民国政府所有。 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一月 日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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