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全文·宋高宗建炎元年

宋高宗建炎元年(1)

　　宋高宗

　　丁未建炎元年。即靖康二年。上，道君皇帝之第九子也,母曰贤妃韦氏。以大观元年五月乙巳夜生于宫中，红光照室。宣和三年十二月壬子，进封康王。上博涉经史，道君问以古事及应诏制述，率常称旨。尝侍道君习射于郓王府，上挽弓至一石五斗。宣和末，金人入寇,渊圣受禅，敌骑抵城下，遣使请和,欲得亲王、宰相为质。上毅然请行，遂命少宰张邦昌副上使于敌寨。时列兵四绕，上意闲暇如平日，会都统姚平仲以所部兵劫寨，敌以用兵责使者。邦昌惧而泣，上止之曰：“为国家，何爱身耶！”敌由是惮之，不欲上留，更请肃王。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上在相州，与幕府从容语曰：“夜来梦皇帝脱所御袍赐吾,吾解旧衣而服所赐,此何祥也？”顷之，京师使人秦仔赍蜡诏，命上为兵马大元帅，上捧诏呜咽。

　　二年即建炎元年三月丁酉，金人以张邦昌僭位。夏四月庚申朔，金退。

　　癸亥，邦昌册元祐孟皇后为宋太后,御延福宫，探事人张宗得金人伪诏及邦昌伪赦，并迎立太后。书上，挥涕大恸，期身先士卒,追二圣于河北，诸将固谏乃止。

　　戊辰，邦昌尊太后为元祐太后，入居禁中，恭请垂帘听政,以俟复辟。

　　庚午，元祐皇后御内东门小殿垂帘听政，邦昌以太宰退处资善堂。

　　壬申，副元帅宗泽闻京城反正，为书贻上言：“今日国之存亡，在大王行之得其道与不得其道耳。所谓道者，其说有五，一曰近刚正而远柔邪,二曰纳谏诤而去谄谀，三曰尚恭俭而抑骄奢，四曰体忧勤而忘逸乐，五曰进公实而退私伪。”泽谓所亲曰：“怨结王之左右矣，不恤也。”

　　癸酉，张邦昌率百官上表劝进，太常少卿兼权起居舍人汪藻为表，文曰：“二帝出郊，既蒙尘而未返；九祧乏祀，将摄祼以为名。使生灵相顾以无归，虽沟渎自经而奚益？辄慕周勃安刘之计，庶几程婴存赵之心。”上不许。

　　甲戌，元祐皇后告天下手书曰：“缅惟艺祖之开基，实自皇穹之眷命。历年二百，人不知兵；传序九君，世无失德。虽举族有北辕之衅，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贤王，越居旧服，已徇群臣之请，俾膺神器之归。繇康邸之旧藩，嗣宋朝之大统。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兹为天意，夫岂人谋？尚期中外之协心，同定安危之至计。”先是，吕好问言：“今日布告之书，当令明白易晓，不必须词臣。”遂命汪藻草书，看详行下。

　　乙亥，金人陷陕州，知州事种广死之，监酒务刘逵战死，都监朱弁、监甘棠驿孙旦悉遇害。

　　丙子，范琼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录京城弹压之功也。

　　戊寅，直龙图阁朱胜非至济州。胜非，邦昌友婿也，械系邦昌，使者以兵来卫。宣总司前军统制韩世忠，肤施人，少年善斗。尝犯法当死，签书彰武军节度判官公事陈豫惜其勇，白经略使释之。始隶延安兵籍，已而为王师部曲，从讨诸盗,屡有战功，是以其军赴京师,遂卫上如南京。

　　庚辰，上发济州,命张焕、孔彦威、刘浩、丁顺等悉以其军从。鄜延路马步军副总管刘光世引所部兵来会，上以光世为五军都提举。

　　癸未，上至南京。

　　乙酉，张邦昌见上，伏地恸哭请死。上以客礼见，且慰抚之。忠州防御使屈坚为金人所杀。上皇过河十余日，谓管干龙德宫曹勋曰：“我梦四日并出，此中原争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尚肯推戴康王否？”翌日，出御衣三衬，自书领中曰：“可便即真，来救父母。”又谕勋曰：“如见康王，第奏有清中原之策，悉举行之，毋以我为念。”又言：“艺祖有誓约藏之太庙,誓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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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庚寅朔，上即皇帝位于南京，改元建炎。大赦天下，应中外有文武才略出伦，或淹布衣，或沉下僚，禁从、监司、郡守广行搜访。应误国害民之人见流窜者更不收叙。应民户借贷常平钱谷，并与除放，常平散敛青苗钱谷，亦令住罢。祖宗以来，上供皆有常数，后因奏请增加，当裁损以纾民力。州县受纳税赋，务加概量，以规出剩，可并行禁止。应临难死节、出使军前及没于王事，优与褒赏。应于民间疾苦，并许中外臣庶详具利害陈述。

　　《龟鉴》曰：群阴翳，大明出。群籁喧，大声发。天下事激之则起，不激则靡。天之开圣人,盖如是也。且我高宗之生，红光荐瑞，盖大观之元年也。是年，金人欲背辽国已三岁矣。以夷事夷,然犹背之，岂能终事我哉？戎心之不臧，天实知之，于是亟生吾圣人以平之。我高宗之封靖康著符，盖宣和之三年也。是时全人倚我为助,又五岁矣。以燕伐燕，虐尤甚焉，安知其不加诸我哉？国事之失图，天实念之，于是大任吾圣人以定之。迨其末年，四郊多垒，敌于我乎请命，我以单车临之，而见者夺气。靖康改元,不虞荐至,敌于我俟命，我又以一身当之，而闻者缩颈。至相而百姓遮道，次济而父老迎谒，人心归矣。渡于河而河冰合,至磁州而神马迎,天心眷矣。开府之初,宗泽自磁至,王麟自潞至，梁扬祖自信德府至，张俊、杨沂中皆已在麾下。即位之日，刘光世自鄜廷至，路允迪、范宗尹自京师至，则天下豪杰之心归矣。而况赐袍之梦已应,赐带之言已验。劝进之书虽上，而东乡西乡,且谦逊而不受。惟三月丙寅，张邦昌以称臣之意至，越翼日丁卵，谢克家以受命之宝至，四方民大和会，侯甸群后咸任，然必俟道君使可即真之札，然后不得已而就南京践天子位焉，此与肃宗即位灵武之事异矣。

　　黄潜善为中书侍郎，汪伯彦同知枢密院事。元祐皇后在东京，是日撤帘。

　　辛卯，尊靖康皇帝为孝慈渊圣皇帝，元祐皇后为元祐太后。诏宣仁圣烈皇后保佑哲宗，有安社稷大功，奸臣怀私，诬蔑圣德，著在史册。可令国史院差官摭实刊修，播告天下。

　　《龟鉴》曰：“罢青苗钱，捐常平谷,裁损上供岁增之数，禁止州县纳租概量、赋敛违法之弊，是所以回建隆至仁之脉。而曩时误国害民如京、贯、黼、勔等子孙更不复叙，又所以惩崇、观不仁之辙。诏改宣仁谤史,追贬确、卞、邢恕,此张敬夫所谓“此拔乱反正之闳纲，古今人心之天理”也。是以天下之人心，皆翕然欣戴于已成中兴之业而垂诸无穷也。

　　壬辰，张邦昌对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参决大事。范讷为京城留守。

　　癸巳,立嘉国夫人邢氏为皇后。门下侍郎耿南仲提举杭州洞霄宫。上薄南仲之为人，因其告老，遂有是命。

　　甲午，资政殿学士李纲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趣赴阙。先是，黄潜善、汪伯彦自谓有攀附之劳，虚相位以自拟。上恐其不厌人望，乃外用纲，二人不平，繇此与纲忤。傅亮通判滑州。亮为人劲直不能屈折,上疏曰：“陛下能归东都则臣能守滑，陛下未归则臣不能守也。”执政摘其语，以为悖傲不逊，降通判河阳。权应天府朱胜非召试中书舍人。

　　乙未，宋齐愈试起居郎。齐愈自京城走行在，自言以病在告，不与伪楚事，故擢用之。王时雍提举成都府玉局观。自是受伪命者稍稍引退矣。诏自今天文休咎,并令太史局依经奏闻，如或隐蔽，当从军法。李纲行至太平州，闻上登极，上疏论时事，大略谓：“和不可信，守未易图，而战不可必胜。此三者，臣虑之至熟，非望清光于咫尺之间，未易殚言。”又言：“恭俭者,人主之常德；英哲者，人主之全才。继体守文之君，则恭俭足以优于天下。至于兴衰拨乱之主，则非英哲不足以当之。惟其英，故用心刚足以断大事，而不为小故之所摇；惟其哲，故见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为小人之所间。在昔人君体此道者，惟汉之高光、唐之太宗、本朝之艺祖、太宗。愿陛下以为法。”

　　丙申，尚书右丞吕好问兼门下侍郎。签书枢密院事曹辅薨。始，辅至南都，首陈五事，一曰分屯要害以整兵伍，二曰疆理新都以便公私,三曰甄收人才驾驭用之,四曰经理盗贼恩威并行，五曰裂近边之地为数节镇，以谨防秋。上嘉纳。

　　丁酉，中书侍郎黄潜善兼御营使，同知枢密院事汪伯彦兼御营副使。自国初以来，殿前侍卫马步司、三衙禁旅合十余万人。靖康末，卫士仅三万人。及城破，所存无几。至是，殿前司以殿班指挥使左言权领，而侍卫二司犹在东京，禁卫寡弱。诸将杨惟忠、王渊、韩世忠以河北兵，刘光世以陕西兵，张俊、苗傅等以帅府及降盗兵，皆在行朝，不相统一，于是始置御营司以总齐军中之政令，因其所部为五军，以真定府路马步军副总管王渊为使司都统制，诸将韩世忠、张俊、苗傅等并为统制官，又命鄜延路马步军副总管刘光世提举使司一行事务。中书舍人朱胜非兼权直学士院。时庶事草创，书诏填委而院无几案。胜非常凭败鼓草诏，然辞气严重如平时。

　　戊戌，诏：“故尚书吏部侍郎李若水忘身徇国，知死不惧，可特赠观文殿学士，赐其家银帛五百匹两，官子孙五人。”修职郎王伦假刑部侍郎，充大金通问使。黄潜善、汪伯彦共议改傅雱为祈请使。时潜善等复主议和，因用靖康誓书画河为界。已亥，手诏天下曰：“朕将谨视旧章，不以手笔废朝令，不以内侍典兵权。容受直言，斥去浮靡。非军功无异赏,非戎备无僝工。若群臣狃于故习，导谀讳过，大臣蔽贤，所举非实，台谏纠慝，有言非公，凡此之属，必罚无赦。”李纲诛军贼周德于江宁。德既作乱,会经制司属官鲍贻逊统勤王兵至城下，江淮发运判官方孟卿檄贻逊进兵，逼城，德乃受招，而擐甲乘城，杀掠如故。纲至太平州，遣使谕以勤王，德始受纲节制,然犹桀骜，不以时登舟，欲乘间遁去。纲次江宁，遂与江南东路权安抚司事李弥逊谋大犒群贼于转运司，执德与其徒聂旺，皆磔于市，又诛乱党四十四人。

　　庚子，诏以靖康大臣主和误国，特进李邦彦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安置浔州,责授崇信军节度副使、涪州安置吴敏移柳州，责授秘书少监、亳州居住蔡懋移英州。遂责提举南京鸿庆宫李棁于惠州，提举亳州明道宫宇文虚中韶州，提举亳州明道宫郑望之连州，提举杭州洞霄宫李邺贺州，并安置。邦彦、敏靖康初共政，税、文中、望之、邺皆使虏请割地者，故责之。

　　辛丑，诏张邦昌可依文彦博例，一月两赴都堂。先是，御史中丞颜岐言：“邦昌金人所喜，虽已为三公,宜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礼。李纲金人所不喜，虽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罢之。”会邦昌累章求退，故有是命。岐又请罢纲，章五上。上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乃退。

　　壬寅，江淮等路发运使梁扬祖提领措置东南茶盐公事，尚书工部员外郎杨渊同提领，置司真州。时东北道梗，盐策不通。扬祖言：“真州东南水陆要冲，宜遣官置司，给贾钞引，所有茶盐钱，并充朝廷封桩，诸司毋得移用。”朝廷以为然，故有是命。试开封尹徐秉哲提举江州太平观。延康殿学士赵子崧言：“臣闻京城士人籍籍，谓王时雍、徐秉哲、吴幵、莫俦、范琼、胡思、王绍、王及之、颜博文、余大均皆左右卖国。伏望将此十人付狱鞫治，明正典刑，以为万世臣子之戒。”

　　癸卯，太常寺主簿张浚充枢密院编修官。

　　乙巳，签书枢密院事张叔夜薨。叔夜既北迁，道中惟时饮汤，义不食其粟。至白沟，御者曰：“过界河矣。”乃仰天大呼，翌日，扼吭死。时上闻叔夜与御史中丞秦桧之忠，遥拜叔夜观文殿学士、醴泉观使，桧落致仕，充资政殿学士、提举醴泉观，而何栗、孙傅辈以误国，故不得录。栗至北边，不食死；傅北迁后，不知所终。

　　丙午，追贬蔡确、蔡卞、邢恕，坐诬谤宣仁后，且自言有定策功也。金人陷河中府，权府事郝仲连死之。

　　《大事记》曰：吾观元年金之入寇三道也，不惟监司、帅守，如西京之孙昭远、同州之郑骧、潍州之韩浩、颍川府之孙默、秦州之李积、淮宁府之向子褒、相州之赵不试、大名府之郭永、濮州之杨粹中、开宁府之杨隶、晋宁军之徐徽言、长安之唐重、杨宗阅、桑景询、曹谓、郭忠孝皆死于义，虽以通判如郝仲连、郭伯振，县官如陆有常、张侃、丁兴宗、郭赞、一将一校如李政、杜绩、赵叔皎、杨彭年，亦死于义，降者惟刘豫、傅亮等三人耳。彼之所以固守者，以朝廷必不弃而必有援兵也。而元年即位之赦，刑部指挥已不誊报于河之东北、陕之蒲、解，是明弃三路矣。使忠臣义士守弧城以待尽，惜哉！

　　丁未，曹勋自燕山遁归。宣仁皇后令勋奏上，以再使军前时，有宫人见四金甲神人持弓剑卫上。

　　庚戌，徽猷阁待制宗泽知襄阳府。时黄潜善等不欲泽居中，故有是命。

　　乙卯，监察御史张所按视陵寝还，上疏言：“恭闻行在留南京军民俱怨，道路籍籍，不知谁为此谋者。今亟还京城，诚有五利：奉宗庙，保陵寝，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系四海之望,三也；释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处而一意于边防，五也。一举五利而陛下不为，不知谁为此谋者。臣知其必无长策，曾不过缓急之际，意在南渡，殊不知国家之安危在乎兵之强弱、将相之贤不肖，而不在乎都之迁与不迁也。诚使兵弱而将相不肖，虽云渡江而南，安能自保？大河不足恃，则大江不足恃亦明矣。”又条上两河利害。上欲以其事付所，会所复言黄潜善兄弟奸邪不可用，恐害新政。潜善引去，上谕旨留之，乃罢所言职，寻责风州团练副使、江州安置。

　　戊午，太常少卿周望充大金通问使，武功大夫赵哲副之。初遣傅雱使敌，未行，朝论欲更遣重臣以取信,乃更命望。是月，皇叔光化军节度使士㒟知南外宗正事。士㒟首论大臣误国，故黄潜善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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