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全文·宋哲宗元祐元年

宋哲宗元祐元年(1)

　　宋哲宗

　　丙寅元祐元年

　　春正月庚寅朔，改元。户部言，，“准敕，府界诸路耆长壮丁之役，欲乞应府界诸路自来有轮差及轮募役人去处，并乞依元役法。如有合增损事件，亦依役法增损条施行。”从之。

　　甲辰，监察御史王岩叟奏：“自冬不雪，今涉春矣，旱暵为灾，变异甚大。陛下于天下之大害、朝中之大奸，已悟而复疑，将断而又止也。今天下之大害，莫如青苗、免役之法，阴困生民，莫如茶盐之法，流毒数路。朝中之大奸，莫如蔡确之阴邪险刻，章惇之谗贼狠戾，陛下反容而留之，此天意之所以未开也。”集贤校理黄廉为户部郎中。廉提举河东路保甲凡六年，虽在团教场，未尝易儒服，故比陕西、河北独不赐战抱。元丰它路保甲拥兵入县镇，贼杀官吏，独河东保甲不为犬吠之盗。司马光闲居，往来陕、洛间，闻河东民言甚美，因熟问治状。吕公著亦言：河东军兴，边民德廉甚厚。故有是除。

　　辛亥，以时雨稍愆，今月二十四日，太皇太后躬诣中太一宫集禧观祈祷。朱光庭言：“蔡确、章惇、韩缜不恭不忠不耻。议论政事之际，章惇则明目张胆，肆为辩说，力行丑诋，以害政事；蔡确则外示不校，中实同欲，阳为尊贤，阴为助邪；韩缜则每当议论，亦不扶正，唯务拱默，为自安计。”

　　癸丑，太皇太后驾出祈雨。

　　丙辰，上幸大相国寺祈雨。侍御史刘挚言：“臣累弹奏宰臣蔡确，乞行罢免，至今未蒙指挥。今再论安危所系之大体。伏自圣明临御之始，首起司马光，使之执政。光以至诚直道，独行孤立，庙堂同列，略无诚心助光为善者。不惟不助，而又有忌耻嫉害之心。夫嫉光者，乃所以害政利于己也。陛下虽有仁惠之政，为确等所艰难，而不得纯被于民。下则士大夫虽有忠义之节，为确等所胁制，而不得自竭于君。今光病羸已甚，万一不能支持，则陛下之仁政遂不立矣，生民之疾苦遂不复苏矣！”产部言：相度河北盐法所言，乞废罢见行新法，复行旧法通商。从之。司马光以疾谒告，凡十有三旬不能出，然奏疏相属，移书三省曰：“今法度所宜最先更张者，莫如免役钱。光见欲作一文字奏闻，若降至三省望诸公同心协力与赞成。朝廷今欲整治天下苏息疲民，先须十八路各得好监司一两人，忠厚晓事，忧民忘私，使之进贤退不肖，兴利除害。前日所草监司资格及委官荐举文字，愿诸公坚执此格，始为有益也。国家所赖为根本者，莫若农民，农民者衣食之原，国家不可不先存恤也。”又手书与吕公著曰：“比日以来，物论颇讥晦叔谨嘿太过。此际复不廷争，事蹉跌则入彼朋矣。愿勉旃勉旃！光自病以来，悉以身付医家，事付康，惟国事未有所付，今日属于晦叔矣。”

　　◇

　　二月辛酉，诏：“大名府自经水灾，民田多渰浸，耕种未得，人户艰食。可委安抚使韩绛询访赈济”。

　　《大事忆》曰：“此祖宗以仁立国之意，暂息于熙宁而复续于元祐。使元丰、绍圣相传袭，中间无元祐数年之泽，则靖康之祸，岂止如今日之所叹哉！

　　乙丑，命宰臣蔡确提举修神宗皇帝实录，以邓温伯、陆佃并为修撰官，林希、曾肇并为检讨官。先是，司马光言：“免役之法，其害有五：旧日上户充役，有所陪备，然年满之后，却得休息。今则年年出钱，钱数多于往日陪备者，此其害一也。旧日下户元不充役，今来一例出钱，此其害二也。旧日所差皆土著良民，今召募四方浮浪之人，作公人则曲法受赃；主官物则侵欺盗用，事发则挈家亡去，此其害三也。农民所有，不过谷帛与力。今曰‘我不用汝力，输我钱，我自雇人。’若遇凶年，则不免卖庄田、牛具、桑柘以求钱纳官，此其害四也。提举常平仓司惟务多敛役钱，广积宽剩，希求进用，此其害五也。为今之计，莫若降敕，应免役钱并罢，其诸色役钱并依熙宁元年以前旧法定差，惟衙前一役最号重难，乡有破家产者。朝廷为此始议作助役法，若犹以为衙前户难以独任，即乞依旧于官户、僧道寺观、单丁女户在屋业者，并令随贫富分等第出助役钱，遇衙前合当重难差遣，即行支给。”

　　乙丑，三省、枢密院同进呈，得旨依奏。初议役法，蔡确言：“此大事也，当与枢密院共之。”故三省、枢密院同进呈。

　　丙寅，刘挚弹奏蔡确、章惇，章十余上。

　　丁卯，诏内外待诏大中大夫以上，各举曾历一任已上、聪明公正、所至有名堪充监司者二人。若到官之后才识昏愚，职业隳废，荐才按罪，喜怒任情，并举者加惩责。韩维言：“范镇往在仁宗朝尝为谏官，率先群臣，首唱大义。择宗室之贤，预建储副，以安国本。凡上章者十九，贻执政书者二。献《大合祭赋》者一，所言忠切，至忘其身。自此大臣始继有论奏，英宗皇帝遂自藩邸入继大统。先帝追录忠言，如文彦博、富弼，皆身被褒宠，赏延其嗣；刘沆、王尧臣虽已殁，犹推恩官其子，而恩赏独不及镇。伏望圣慈察镇先识首议，有劳宗社，特降明诏，褒显厥功，使天下知朝廷之行信赏，虽久而不废，人臣之抱忠计，虽隐而必录，足使为善者劝，上助风化。”司马光以病在告，亦移书三省，趣同列进呈。维疏优与推恩。

　　己巳，以光禄大夫致仕范镇为端明殿学士致仕，仍以镇子平西县令百揆为宣德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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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辛未，刘挚试御史中丞。诏起居舍人依旧制，不分记言动。

　　癸酉，监察御史王岩叟为左司谏。右司谏苏辙始供职。上言：“帝王之治，必先正风俗。风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以为善；风俗一败，中人以上皆自弃而为恶。邪正盛衰之源，未有不始于此。昔真宗奖用正人，孙奭、戚纶、田锡、王禹偁之徒既以谏诤显名，则忠良之士相继而起。其耄期厌事，丁谓乘间将窃国命，而风俗已成，无与同恶。谋未及发，旋即流放。仁宗仁厚，是非之论，一付台谏，孔道辅、范仲淹、欧阳修、余靖之流以言事相高，时执政大臣岂皆尽贤？然畏忌人言，不敢忘作，一有不善，言者即至，随即屏去，故虽人主宽厚，而朝廷之间无大过失。及先帝嗣位，执政大臣变易祖宗法度，惟有吕诲、范镇等明言其失。二人既已得罪，台谏有以一言及之者，皆纷然逐去，由是风俗大败。臣愿陛下永惟邪正盛衰之渐始于台谏，修其官则听其言，言有不当，随事行遣，使风俗一定，忠言日至，则太平之治可立而待也。”

　　甲戌，上御迩英阁。侍读韩维言：“陛下仁孝发于天性，每行见昆虫蝼蚁，辄违而过之，且敕左右勿践履，此亦仁术也。臣愿陛下推此心以及百姓，则天下幸甚！”司马光言：“复行差役之初，州县不能不小有烦扰。伏望朝廷执之坚如金石，虽有小小利害未备，徐为改更，勿以人言轻坏利民良法。”

　　《讲义》曰：仲淹主事，所以行之而遽变者，以章得象为相而仲淹为参政也。司马光所以能变新法于数月之顷者，以光为左仆射而其权重也。使天假之年得以尽行其志，则岂有后日之祸哉？

　　苏辙言：“蔡确憸妄刻深，韩缜识暗行污，章惇虽有应务之才，难以独任。司马光、吕公著虽有忧国之志，而才不迨心。至若张璪、李清臣、安焘，皆斗筲之人。愿早赐罢免，别择大臣负天下之重望、有过人之高才者代之。”先是，知枢密院章惇言：“近奉旨与三省同进呈司马光乞罢免役行差役事札子，臣晓夕反覆看详，方见其间甚多疏略。光初言上户以差役为便，以出免役钱为害。到十七日札子内，却言彼免役钱虽于下户困苦而上户优便。旬日之间两入札子，而所言上户利害正相反，必是讲求未得审实，率尔而言。以此推之，措置变法之方，必恐未能尽善。’惇又常与同列争曰：“保甲、保马一日不罢，则有一日害。如役法，熙宁初以雇代差，行之太速，故有八弊。今复以差代雇，当详议熟讲，庶几可行。而限止五日，其弊将益甚矣。”御史中丞刘挚言：“窃虑五日之内，仓猝难了。乞特与展限作一月。”右司谏苏辙言：“窃见州县役钱，所在例有余剩，犹足支数年。欲乞将见在役钱臣依旧雇役，尽今年而止，却于今年之内催督诸处审议差役，令的确可行，更无弊害。”始，司马光奏乞复行差役旧法，知开封府蔡京即用五日限，令两县差一千余人充役，亟诣东府。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乎？”议者谓京但希望风旨，苟欲媚光，非事实也。

　　《国是论》曰：司马光在元祐改免役法，蔡京知开封府，即日改为差役，光乃不疑其异而称之。杨畏改熙丰而从元祐，吕大防喜其材，苏轼，苏辙亦不疑其事已而荐之，卒之叛元祐者，畏与京也。安石欲人同己而能恶翻悔之人；元祐诸贤善安石之失而反用翻悔之辈，然则欲人同已之言，未可专以责安石也，持天下之衡者难矣哉！

　　尚书左丞吕公著札于：“勘会司马光近建明役法文字，大意已善，其间不无疏略。今章惇所上文字，大率出于不平之气，专欲求胜。望选差近臣三数人，专切详定闻奏。”是日，诏：“司马光建明役法，尚虑其间未得尽备，宜差韩维、吕大防、孙永、范纯仁专切详定以闻。’初，范纯仁自庆州召入，闻光议复行差役法，纯仁曰：“法固有不便，然亦有不可暴革，盖治道唯去太甚者耳。又况法度乃有司之事，所谓宰相，当为天子搜求贤才，布列庶位，则法度虽有不便于民者，亦无所患。苟不得人，则虽付以良法，失先后施行之次，亦足以为民病矣。”光弗听。纯仁叹曰：“是又一王介甫矣！’复折简遗之曰：“此法但缓行而熟议则事不扰，急行而疏略则扰。今公宁欲扰民而且将疏略之法使谬吏遽行，则其扰民又在公意料之外。以愚思之，不类公之所举。今纯仁画计不改公之法，而止欲先自京西推行，使不扰一人而公法可成。”光亦弗听也。

　　吕中曰：世率谓吴蜀之民以雇役为便，秦晋之民以差段为便。荆公、温公不能周知四方风俗，故荆公主雇役，温公主差役。然差、雇二役轻重相等，利害相半，非关于风土然也，盖尝推原二法之故矣。夫差役之法行，民虽有供役之劳，亦以为有田则有租，有租则有役，皆吾职当为之事，无所憾也。其所可革者，衙门之重役耳。官物陷失勒之出，宫网费用责之供，农民之所不堪。苟以衙前之役募而不差，农民免任，则民乐于差之法矣。至雇役之法行，民虽出役之直而阖门安坐，可以为生生之计，亦无怨也。其可去者，宽剩之过数耳。实费之用固所当出，额外之需非所当诛。苟以宽剩之数散而不剑，下户免常，则乐于雇之说矣。因其利而去其害，则二法皆可行也。然士夫进用于熙宁之时以雇为是，进用于元祐之时以差为得。公心不立，随声是非，可叹也。善乎史氏之言曰：“苏、范、温公门下士，以差役为便；章惇、荆公门下士，以雇役为未冬。虽贤否不同，各不私所主。若蔡京则贤如温公，暴如子厚，皆足以欺之。真小人耳。”信哉斯言。

　　◇

　　闰二月己丑朔，王岩叟尝入对，极言蔡确阴邪巧佞，祖宗遗戒不可用炎人，两汉以来，仗节死义、立功立事，皆中原人。上曰：“为是旧臣。”岩叟曰：“熟非旧臣？”上曰：“近日颇旱。”对曰：“以圣德如此，无致灾变之理，惟是执政间有此人，所以致旱。”上曰：“待便行。”

　　庚寅，蔡确知陈州，从所请也。台谏累有章疏论确，朝廷讫不肯正其罪，世以为恨云。司马光依前官守尚书左仆射。光方以疾再乞宫观，未报而有是命。光固辞，不许。诏已差官详定役法，各递与限两月，体访的确利害闻奏。先是，门下侍郎司马光言：“天下钱谷皆总于三司。自改官制以来，将旧日三司所掌事务散在六曹及诸寺监，户部不得总天下财赋，不能尽知天下钱谷之数，无由量入为出。欲乞令尚书兼领左右曹，诸州钱谷、金帛，须具文帐，申户部、六曹及寺监。欲支用钱物，皆须先关户部，符下支拨。如此，则利权归一。”是日，诏尚书省立法。命宰臣司马光提举编修神宗皇帝实录。司马光言：“天圣中，诸路止各有转运使一员，亦无提点刑狱。王安石欲力就新法，诸路始置提举常平广惠农田水利官，皆得按察官吏；又增转运副使、判官等，皆选年少资浅轻俊之士为之。”诏诸转运使只置使一员，副使或判官一员。其诸路提举官并罢。提点刑狱分两路者合为一路，共差文臣两员。本路钱谷财用事，悉委转运使；刑狱、常平、兵甲、贼盗事，悉委提点刑狱司管干。

　　丁酉，王岩叟入对：“求治不可太急，太急则奸人有以迎意进说。”又奏：“乞察贤不贤，去留不可缓。贤者亦留，不贤者亦留，贤者耻而不乐为用。”上曰：“何如得民一归厚？”岩叟曰：“示以厚则民归厚，示之一则民归一，顾在上者何如耳。”又奏：“圣人不以无过为美，而以改过为美，不以无谏为美，而以从谏为美。’又奏：“两宫垂帘，杜绝内降。”太皇太后曰：“这个则极是，决然不到得，不消忧也。”刘挚言：“保甲罢团教，臣窃有私忧过计者。夫乡野之民，其性易于转习。今之保甲，衣必华细，食必酒肉，固已变其向者布麻粗粝之习矣。群众而笑喧，奋臂而矜勇，固已移其向者椎鲁劳苦之习矣。臣愚以为宜有法以敛制之，若保甲之技艺强弱高下，州县皆有等籍。今按取优等之人，取其情愿，刺以为本州禁军，自余中下艺等亦召愿充公人者，依近制募以为弓手、手力、耆户长之役。”苏辙言：“愿于元丰库或内藏库乞钱三十万贯，上以为先帝收恩于既往，下以为社稷消患于未萌。河北之民喜为剿劫，近岁创为保甲，驱之使离南亩，教之使习凶器，今虽已罢，而弓刀之手不可以复锄，酒肉之口不可以复茹蔬。既无所归，势必为盗。故臣愿乞三十万贯为招军例物，选文武臣僚有才干者各一二人分往河北诸路，于保甲中招其强勇精悍者为禁军，随其人才，以定军分。”刘挚言：“知枢密院章惇素无才行。近者差役乃是三省、枢密院同共进呈，惇果有所见，当于是时敷陈讲画。今待敕命宣布，方始退而横议。惇非不知此法之是与非也，盖宁负朝廷而不忍负安石，欲存面目以见安石而已。”

　　甲辰，刘挚言：“臣伏见户部尚书曾布在熙宁初，王安石托以腹心，故其政皆出于布之谋，其法皆造于布之手。臣时为御史，曾以此告之于先皇帝曰：‘大臣误朝廷，而大臣所用者误大臣。’盖指布辈也。”朱光庭奏：“今日庙堂之上，司马光未出，只有吕公著一人忠朴可倚，其余皆奸邪。伏望圣慈早进范纯仁，庶得贤者在位。同心一德，以辅圣政。”程颐为校书郎。先是，王岩叟言：“西京国子监教授程頤学极圣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纯粹。早与其兄顥俱以德名显于时。陛下方欲用颢而颢卒，陛下复起颐而用之，四方俊乂莫不翘首乡风，以观朝廷所以待之者如何，处之者当否。臣愿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礼，择所以处之之方，而使高贤得为陛下尽其用，则所得不独颐一人而已，四海潜光隐德之士，皆将相招而为朝廷出矣。”诏英州编管人郑侠特放逐便，仍除落罪名，尚书吏部先决注旧官与合入差遣，从监察御史孙升、左司谏苏辙所奏也。

　　辛亥，诏正议大夫、知枢密院事章惇宜解机务，可守本官知汝州，与放谢。其制辞曰：“鞅鞅非少主之臣，硁硁无大臣之节。”言者既数劾惇，惇居位如故。及惇与同列于帘前争论喧悖，有“它日安能奉陪吃剑”之语，太皇太后怒其无礼，乃黜之。王岩叟尝入对言：“治天下之道无他事，只在合人心而已。”上曰：“会得。”岩叟曰：“既荷陛下听纳，臣等不敢不极尽忠虑，惟在陛下久而不厌，常赐收采。”上曰：“甚善。”

　　乙卯，同知枢密院事安焘知枢密院，试吏部尚书兼侍讲范纯仁同知枢密院。权给事中王岩叟言：“伏睹画黄，除同知枢密院安焘知枢密院，试吏部尚书范纯仁同知枢密院者。臣谨按：焘资材阘茸，器识暗昧，立朝以来，无一长为人所称。焘之不才，旧位且非所据，况可冠洪枢，颛兵柄？所有画黄谨缴连封进。其范纯仁除命，伏乞分为别敕行下。”岩叟又言：“臣两次论驳除安焘，窃闻已有指挥，门下省更不送给事中书读，令疾速施行。臣位可夺也，而守官之志不可夺也；身可忘也，而爱君之心不可忘也。陛下既重改成命，必欲施行，则愿指挥别差官权给事中，以全孤臣之守。”苏辙言：“安焘自同知枢密院除知院，度越四人，直出其上。不知陛下何以取之而遽至此？”孙觉言：“安焘材能不为士大夫所称，臣以为岩叟封还，稍为举职。”刘挚奏：“焘备位执政以来，未闻有一善见称于人，亦不闻有一言少补于国。”又同孙升奏：“伏闻除安焘事，因给事中两次封驳，特降指挥，更不送本官书读，直下吏部施行。朝廷命令之出，必由门下书读省审而后行，所以审重防察，示至公于天下也。今陛下除一大臣，因其封驳不当，遂废给事中职业不合书读，则是命大臣而以私矣。私门一开，将何以振肃公道，维持纪纲乎？”

　　丙辰，左司谏王岩叟、右正言朱光庭进对，太皇太后曰：“知卿等公正，朝廷有阙失，一一言来，但安心言事。太皇太后垂帘，官家又年小，不比神宗时。若非台谏公正忠孝及执政得人，一耳目何由得尽天下事？卿驳安焘甚当，但以顾托，不欲尽去。”又曰：“神宗时，执政若一一进言，安得有今日天下许多事？”又曰：“知人为难，尧舜犹病之。”又曰：“民间已苏息未？爱民当如赤子。”

　　丁巳，安焘辞免新命，不允，敕黄付岩叟书读，岩叟又封还。诏：“应内外见监理市易官钱，许以纳过息罚钱充折。如已纳及官本，即便与放免。并坊场净利钱亦依此。或正身并保人孤贫者，权住催理，及今日已前积欠免役钱与减放一半，余分限三年，随夏税带纳。”殿中侍御史吕陶言：“君子小人之分辨则王道有成，邪正杂处于朝则政体不能纯一。太皇太后保佑圣嗣，安养生民，召用一二旧老，与之裁正法度，缉正纪纲，然大臣之异议者，则不能尽诚竭力，以称太皇太后之意。推原其情，盖有三说，一曰先帝之法岂可遽改；二曰国家用度至广，非取于民何以足；三曰司马光老且病，将不能终其事。当熙宁、元丰之际，小人之党棋布于天下，争利者争敛财，急功者争用兵，结民怨，起边祸，皆非先帝之本意，乃大臣无所补报而有以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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