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全文·治平三年

宋英宗治平三年

　　丙午治平三年

　　春正月壬申，知制诰范镇知陈州。初，镇草韩琦迁官制，称引周公、霍光。谏官吕诲驳之，于是琦表求去位。镇批答曰：“周公不之鲁，欲天下之一乎周。”上以镇不当引圣人比宰相，欲罢镇内职，执政因谕镇令自请外，而有是命。或曰：“镇与欧阳修雅相善，及议濮王追崇事，首忤修意，修乘间为上言镇以周公待琦，则是以孺子待陛下也。”镇坐此出。上于制诰多亲阅，有不中理，必使改之。尝谓执政曰：“此人君谟训，岂可褒贬失实也？”

　　癸酉，契丹改国号曰大辽。

　　辛巳，知徐州张方平为翰林学士承旨。上尝问治道体要，方平以简易诚明为对。上不觉前席曰：“朕昔奉朝请，望侍从大臣，以谓皆天下选人。今而不然，闻学士之言，始知有人矣。”翰林学士冯京修撰《仁宗实录》。侍御史知杂事吕诲前后十一奏，乞依王珪等议，早定濮安懿王追崇典礼，皆不报。乞免台职，又不报。是月壬戌，即与侍御史范纯仁、监察御史里行吕大防合奏：“欧阳修首开邪议，妄引经据，欲累濮王以不正之号，将陷陛下于过举之讥。韩琦饰非傅会，曾公亮、赵概苟且依违。伏请下修于理，及正琦等之罪。”

　　戊辰，又奏：“修博识古今，精习文史，明知师丹之议为正，董宏之说为邪，利诱其衷，神夺其鉴。今不正濮王之礼则无以慰众心，不罪首恶之臣则无以清朝政。诲等论列不已，而中书亦以札子自辩于上。愿陛下霈然下诏，明告中外，以皇伯无稽，决不可称。而今所欲定者，正名号尔。庶几群疑可释。”上意不能不向中书，然未即下诏也。执政乃相与密议，欲令皇太后下手书，尊濮安懿王为皇，夫人为后，皇帝称亲。诲等因激纳御史告敕，居家待罪，乞早赐黜责。上以御宝封告敕，遣内侍陈守清趣诲等令赴台供职。诲等以所言不用，虽受告敕，犹居家待罪。

　　吕中曰：人之言曰：“濮邸有议，当以称亲为非，称伯为是。”愚谓称亲固非矣，称伯亦未安也。程子曰：“为人后者，谓其所后者为父母，而谓其所生者为伯叔父母，此天地之大义；生人之大伦，不可得而废易也。然所生之义至尊至大，虽当专意于正统，岂得尽绝于私恩？是以先王制礼，既降其服以正统绪，然不以正统之亲疏而皆为齐衰，期以别之，则所以明其至重而与诸伯叔不同也。”观程子之言，则欧阳修称亲之义，其失礼固已甚矣，而称伯者又不能推其所生之至恩，以明尊崇之正礼，乃欲事以高官大爵，但如期亲尊属故事，则亦非至当之论也。要当揆量事体，别立殊称。若称曰皇伯父、某国大王，而使其子孙袭爵奉祀，则于大统无嫌疑之失，而在所生亦极尊崇之道矣。

　　纯仁又独奏：“皇太后自撤帘之后，未尝预闻朝政，岂当复降诏令，有所建置？盖是政府臣寮苟欲遂非掩过。且三代未尝有母后诏令施于朝廷者，奉汉以来，母后方预少主之政，自此权臣欲为非常之事，则必假母后之诏令以行其志。伏望陛下深察臣言，追寝前诏，凡系濮王典礼，陛下自可采择公议而行，何必用母后之命施于长君之朝也。”韩琦见纯仁奏，谓同列曰：“琦与希文恩如兄弟，视纯仁如子侄，乃忍如此相攻乎？”

　　壬午，诏罢尚书省集议濮安懿王典礼。中书进呈吕诲等所申奏状，上问执政当如何，韩琦对曰：“臣等忠邪，陛下所知。”欧阳修曰：“御史以为理难并立，若以臣等为有罪，即当留御史；若以臣等为无罪，则取圣旨。”上犹豫久之，乃令出御史，既而曰：“不宜责之太重也。”诲罢侍御史知杂事、知蕲州，纯仁以侍御史通判安州，大防落监察御史里行、知休宁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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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乙酉朔，白虹贯日。殿中丞苏轼直史馆。上在藩邸，闻轼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便授知制诰。韩琦曰：“苏轼远大之器也，在朝廷培养之，使天下之士畏慕降服。今骤用之，适足累之也。且近例当召试。”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试，如轼有不能邪？”琦言不可，乃试而命之。他日，欧阳修具以告轼，轼曰：“韩公所以待轼之意，乃古所谓君子爱人以德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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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己未，彗星晨见于东壁，长七尺许。

　　辛酉，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傅尧俞、侍御史赵鼎、赵瞻自契丹使归。以尝与吕诲言濮王事，家居待罪，而尧俞辞新除侍御史知杂事告牒不受，稽首上前曰：“臣初建言在诲前，今诲等逐而臣独进，不敢就职。”上数谕留尧俞等，尧俞等终求去，乃以尧俞知和州，鼎通判淄州，瞻通判汾州。司马光言：“陛下至公，初无过厚于私亲之意。今忽闻傅尧俞等三人相继皆出，中外之人无不惊愕。此盖政府欲闭塞来者，使皆不敢言，然后得专秉大权，逞其胸臆。伏望陛下特发宸断，召见尧俞等。下诏更不称亲。”不从。光又奏：“臣与傅尧俞等七人同为台谏官，共论典礼。今尧俞等六人尽已外补，独臣一人尚留阙下，伏望圣慈依臣前奏，早赐降黜。”凡四奏，卒不从。

　　辛巳，彗昏见于昴，如太白，长丈有五尺。

　　壬午，孛于毕，如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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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四月辛丑，命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司马光编《历代君臣事迹》，于是光奏曰：“纪传之体，文字繁多。窃不自揆，尝欲上自战国、下至五代，正史之外，旁采他书，凡关国家之盛衰、生民之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传》体为编年一书，名曰《通志》。其书上下贯穿千余载，固非愚臣所能独修。伏见翁源县令刘恕、将作监主簿赵君锡皆有史学，欲望特差二人，与臣同修。”诏从之。其后君锡父丧不赴，命太常博士刘邠代之。司空致仕宋庠卒。庠自初执政，遇事辄分别是非可否，用是斥退。及再登用，遂浮沈自安。然天资忠厚，尝曰：“逆诈恃明，残人矜才，吾终身弗为也。”殿前都虞侯郭逵同签书枢密院事。同签书自逵始。于是知制诰邵必言：“逵武力之士，不可置庙堂。”弗听。或以咎韩琦，琦曰：“故事，西府当用一武臣。上欲命李端愿，吾知端愿倾邪，故以逵当之。”或曰：上本意欲用张方平。琦知方平不附己，猥曰：“西府久不用武臣矣。宜稍复故事。”上督其人，无以应，乃遽用逵。知谏院邵亢、御史吴申、吕景交章论逵“黠佞小才，岂堪大用？”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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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诏：“在京文臣知杂御史以上、武臣观察使以上每岁举幕职州县官充京朝官二人，今后并罢。”是月，彗行至张而没。彗之未没也，言者多以为忧。或告韩琦，琦曰：“借使复有一星出，欲何为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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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辛卯，太常博士刘庠为监察御史里行。庠私议濮王事，与执政意合，故命以言职。赠太常礼院编纂礼书苏洵光禄寺丞。初，王安石名始盛，党友倾一时，欧阳修亦善之，劝洵与安石游，而安石亦愿交于洵。洵曰：“吾知其人矣。”安石母死，士大夫皆吊，洵独不往，作《辨奸》一篇，略曰：“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夷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之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洵既没三年而安石用事，其言乃信。张方平尝论洵曰：“定天下之臧否，一人而已。”

　　吕中曰：司马温公尝叹先见不如吕献可，然献可疏安石于参政之时，不若吴奎、唐介已见于熙宁初召之日。吴奎、唐介见于熙宁，又不若苏老泉见于嘉祐也。然安石之心，不惟诸公知之，仁祖先知之矣。盖安石之法可以用之一县，而不可行之天下；安石之才可以备侍从献纳之选，而不可以为参政宰相者也。

　　壬子，改清居殿曰钦明，召直集贤院王广渊书《洪范》于屏，谓广渊曰：“先帝临御四十年，天下承平，得以无为。朕方属大事，岂敢自逸？故改此殿名。”因访广渊先儒论《洪范》得失，广渊对以“张景所得最深”，遂进景论七篇。明日，复召对延和殿，谓广渊曰：“景以三德为驭臣之柄，尤为善论。朕遇臣下常务谦柔，听纳之间，则自以刚断。此屏置之坐右，岂特《无逸》之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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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七月甲寅，屯田员外郎吴申为殿中侍御史。自傅卞议濮王事称旨，刘庠及申私论与卞协，故相继并居言职。八月已亥，龙图阁直学士吕公著知蔡州。公著尝言濮安懿王不当称亲，又请追还吕诲等，皆不从，即称疾求补外官，家居者百余日。上遣内侍敦谕，又数令公著兄公弼劝之，公著起就职。才数月，复上章请出，而有是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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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皇城司尝捕销金衣送开封府，推官宝卞上殿请其狱，会有以内庭为言者，上疑之。卞曰：“真宗禁销金自掖庭始。”上曰：“然。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正谓此尔。”诏卒如卞请。是月，夏国主谅祚举兵寇大顺城，又寇柔远寨，谅祚中流矢遁去。鄜延经略安抚使陆诜言：“朝廷积习姑息，故虏敢狂悖，不稍加诘责，则国威不立。”即止其岁赐银帛，牒宏州问故，而谅祚果大沮，乃报言言：“边吏擅兴兵，行且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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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十月丁亥，诏：“今礼部三岁一贡举，进士以三百人为额，明经、诸科不得过进士之数。”同签书枢密院事郭逵为陕西四路沿边宣抚使兼权判渭州。自吕余庆以参知政事权知成都府，其后见任执政无守藩者，至逵始以同签书枢密院事出镇。

　　甲午，诏宰臣、参知政事举才行士可试馆职者五人。先是，上谓中书曰：“水潦为灾，言事者多云不进贤，何也？”欧阳修曰：“近年进贤之路太狭。”上曰：“如何？”修曰：“往时入三馆有三路，今塞其二矣。”上曰：“何谓三路？”修曰：“进士高科，一路也。大臣荐举，一路也。因差遣例除，一路也。往时进士五人以上及第者，皆得试馆职，第一人及第，有不十年即至辅相者。今第一人两任方得试，而第二人以下无复得试，是高科一路塞矣。往时大臣荐举之即召试，今止令上簿，候馆阁缺人与试，是荐举一路又塞矣。唯有因差遣例除者，半是年劳老病之人，此臣所谓进贤路太狭也。”上嘉纳之，故有是诏。于是韩琦、曾公亮、欧阳修、赵概等所举蔡延庆、夏倚凡二十人，上皆令召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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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戊午，上不豫，至十二月。先是，上久服药，一日，宰相韩琦等问起居退，颍王出寝门，忧形于色，顾琦曰：“奈何？”琦曰：“愿大王朝夕勿离上左右。”王曰：“此乃人子之职。”琦曰：“非为此也。”王感悟去。上自得疾不能语，凡处分事，皆笔于纸。

　　辛丑，上疾增剧，琦复奏曰：“陛下久不视朝，中外忧惶。宜早立皇太子，以安众心。”上颔之。琦请上亲笔指挥，上乃书立大大王为皇太子。琦曰：“必颍王也。烦圣躬更亲书之。”上又批于后曰：“颍王顼。”琦即召学士草制，承旨张方平至榻前禀命，上凭几出数语，方平不能辨，因请进笔。上书“来日降制，立某为皇太子”十字，所书名不甚明，方平又进笔请之，上再书“颍王”二字，又书“大大王”三字。方平退而草制。上既用辅臣议立皇太子，因泫然下泪。文彦博退，谓韩琦曰：“见上颜色否？人生至此，虽父子间，亦不能无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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