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全文·庆历四年

宋仁宗庆历四年

　　甲申庆历四年

　　春正月戊辰，诏罢修水洛城，从韩琦奏请也。然刘沪时巳兴役，郑戬又遣著作佐郎董士廉将兵助之矣。

　　辛卯，太常礼院新修《太常新礼》四十卷，《庆历祀仪》六十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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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丙申，遣内侍赍奉宸库银三万两下陕西博籴谷麦，以济饥民。谏官孙甫言：“自昔之有天下者，未尝一日去兵。虽然，兵无良将，与去兵同。祖宗朝养兵不多而取胜于夷夏者，有良将也。今日养兵多而未尝胜者，以无将也。非无将也，不知其才而任之也。其人可将千人而授以万人，欲不败，得乎？今韩琦历经略招讨、部署之任最久，田况曾为经略判官，近皆还自陕西，边将之才，无容不知。请诏琦等条四路将臣能否为上、中、下三等，其最下者黜之，庶几将帅得人而胜可取也。”

　　乙巳，以上清宫田园邸店赐国子监。

　　甲寅，罢陕西四路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复置逐路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从韩琦之议也。

　　丙辰，御迎阳门，召辅臣观画。其画皆前代帝王美恶之迹可为规戒者。因命天章阁侍讲曾公亮讲《毛诗》，王洙读祖宗圣政。翰林侍读学士丁度读《前汉书》，数刻乃罢。自元昊反，罢进讲，崇政殿说书赵师民上疏陈十五事，一曰咨辅相，二曰命将帅，三曰简侍从，四曰择守宰，五曰治军旅，六曰修边防，七曰求谏争，八曰延讲诵，九曰革贡举，十曰久官政，十一曰谨财用，十二曰不遗年，十三曰容诽谤，十四曰除忌讳，十五曰谨出令。因献《劝讲箴》。至是，复命讲读经史。范仲淹言：“窃见审官、三班院并铨曹，自祖宗以来，条贯极多，逐旋冲改，久不删定，主判臣僚，卒难详悉，官员使臣，莫知涯涘，故私属高下，颇害至公。欲乞特降指挥，选差臣僚就审臣、三班院并铨曹取索前后条例，与上判官员同共看详，重行删定，画一闻奏，付中书、枢密院参酌进呈。别降敕命，各令编成例策施行。”诏天章阁侍讲曾公亮删定审官，三班院、流内铨条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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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丙寅，遣内侍诣两浙、江淮祠庙祈雨。

　　丁卯，天章阁侍讲杨安国为直龙图阁，赐三品服，崇政殿说书赵师民为天章阁侍讲，赐五品服。初，上谓辅臣曰：“安国、师民久侍经筵，其行义淳质，乃先朝崔遵度之比。”因以褒擢之。同判登闻鼓院张尧佐提点开封府诸县镇公事。谏官余靖言：“尧佐修媛之世父，进用不宜太遽。顷者郭后之祸起于杨、尚，不可不监。”上曰：“朕岂以女谒进人？盖因臣僚论荐而后用尔。如物议不允，当更授一郡耳。”

　　癸酉，祠部郎中、集贤校理钱仙芝贷命，决配沙门岛，坐知秀州受枉法赃罪当死，特贷之。前两浙转运使王琪降知婺州，两浙转运使邵饰降知洪州，并坐按发仙芝在谏官奏劾之后也。

　　甲戌，命盐铁副使户部员外郎鱼周询、宫苑使周惟德往陕西相度铸钱及修水洛城利害以闻。先是，韩琦以修水洛城为不便，郑戢固请终役。戢既改知永兴，命刘沪、董士廉督役知故。知渭州尹洙及泾原都部署狄青相继论列，以为修城有害无利，故遣周询等行视。洙檄沪、士廉罢役，不从。洙怒，命青追沪、士廉，欲以违节制斩之。青械二人送顺德军狱，蕃部遂惊扰，争收积聚，杀吏民为乱，又诣周询等诉。周询等具奏，诏释沪、士廉，令卒城之。范仲淹等意欲复古劝学，数言兴学校本行实。诏近臣议。于是宋祁、王拱辰、张方平、欧阳修、梅挚、曾公亮、王洙、孙甫、刘湜等合奏：“今教不本于学校，士不察于乡里，则不能核名实。有司束以声病，学者专于记诵，则不足尽人才，此献议者所共以为言也。谨参考众说，择其便于今者，莫若便士皆土著而教之于学校，则学者修饬矣。先策论，则文词者留心于治乱矣。简程式，则闳博者得以骋矣。问以大义，则执经者不专于记诵矣。”

　　乙亥，诏州县皆立学。

　　《大事记》曰：兴国虽赐白鹿洞九经，天禧虽赐岳麓书院书，祥符虽诏曲阜立学，而其学犹未遍也。于是诏天下诸州县皆立学，而胡翼之之学，经义、治事、边防、水利，各各有斋，则取其学法著为学令，而天下始知有体用之学。

　　本道使者选属部官为教授不足，取于乡里宿学有道业者。士须在学习业三百日，乃听预秋试，旧尝充赋者百日而止。试于州者相保任。所禁有七，曰隐忧匿服，曰常犯刑责，曰行亏孝弟有状可指，曰明触宪法两经赎罚，或不经赎罚而为害乡党，曰籍非本土假户冒名，曰父母犯十恶四等以上罪，曰工商杂类或尝为僧道，皆不得预进士试。三场，先策，闪论，次诗赋，通考为去取，而罢贴经墨义。士子通经术愿对大义者试十道。以晓析意义为通，五通为中格。三吏科取其明史意而文理可采者；明法科试断案，立甲乙罪，合律令，如法意，文理优为上等。已卯，上于迩英阁出御书十三轴凡三十五事，顾丁度等曰：“朕观书之暇，取臣僚上言及进对事目可施于治者，书以分赐卿等。”度及曾公亮、杨安国、王洙等拜赐，因请注释其义。帝许之。

　　壬子，太子中允、国子监直讲石介直集贤院兼国子监直讲。枢密副使韩琦乞召试，诏特除之。

　　丙戌，丁度等上《答迩英圣问》一卷，帝览之终篇，指其中体大者六事付中书、枢密院，令奉行之。答圣问者，即所释前所赐三十五事也。其序曰：“自古求治之主，靡不欲兴理道，安邦国，纳忠正，退奸邪，广聪明，致功业。然行此数事，在明与威断尔。明则不惑，威则善柄，断则能行。总是三者守而勿失，非圣人孰能为之？唐宪宗留心庶政，宰臣陈说政要，必曰：‘卿等既为朕言之，当须行之。’李绛对曰：‘非知之艰，行之惟艰。臣等亦愿陛下日与辅臣举此事目，推而行之，无使唐之君臣专美前代也。’”

　　丁亥，上谓辅臣曰：“朕每令讲读官敷经义于前，未尝令有讳避。近讲《诗·国风》，多刺讥乱世之事，殊得以为监戒。”章得象对曰：“陛下留思六经，能远监前代兴亡之迹，此诚图治之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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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四月丁酉，京西转运按察使杜杞为广南西路转运按察使兼安抚使。谏官余靖言：“朝廷蓄养贤俊，当如民家收积财货，平时先有营度，至急乃得其用。伏自去年以来，陕西举知州始用杜杞，三司择判官则又用杞，京西多盗贼则又用杞，今兹蛮人作叛则又用杞，皆席未遑暖而即移之。设使别路更有贼盗，则将又移杜杞，无乃取笑四方乎？伏望敕谕两府大臣，广思博采天下贤才，以应万务，无使临事仓卒，有乏才之叹，则社稷之福。”

　　戊戌，上谓辅臣曰：“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范仲淹对曰：“臣在边时，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唯圣心所察尔。苟朋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也？”初，吕夷简罢相，夏竦授枢密使，复夺之，代以杜衍，同时进用富弼、韩琦、范仲淹在二府。欧阳修等为谏官。石介作《庆历圣德诗》，言进贤退奸之不易，奸盖斥夏竦也。竦衔之。而仲淹等皆修素所厚善，修言事一意径行，略不以形迹嫌疑顾避，竦因与其党造为党论。目衍、仲淹及修为党人，修乃作《朋党论》上之，略曰：“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货财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于是为党论者恶修，搪语其情状，至使内侍蓝元震上疏言：“范仲淹、欧阳修、尹洙、余靖，前日蔡襄谓之四贤。斥去未几，复还京师。四贤得时，遂引蔡襄以为同列，以国家爵禄为私惠，胶固朋党，递相提挈，不过二三年，布满要路，则误朝迷国，谁敢有言？”上终不之信也。

　　庚子，度支判官李绚为京西转运按察使。时范雍知河南，王举正知许州，任中师知陈州，任布知河阳，并二府旧臣，绚皆以不才奏之。居半岁，召入修起居注。

　　己酉，监修国史章得象上新修《国朝会要》一百五十卷。

　　壬子，判国监王拱辰、田况、王洙、余靖等官：“首善当自京师。汉大学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余室，生徒三万人；唐学舍亦千二百间。今取才养士之法盛矣。而国子监才二百楹，制度狭小，不足以容学者。请以锡庆院为太学，葺讲殿备乘舆临幸，以潞王宫为锡庆院。”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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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壬戌，朔，枢密副使韩琦、参知政事范仲淹并对于崇政殿，上四策，其一曰：“西戎辄求通顺；实图休息。陛下当隆礼敦信，以盟好为权宜；选将练兵，以攻守为实务，此和策之得也。”其二曰：“久守之计，莫如蓄土兵。彼或小至，则使属户蕃兵暨弓箭手与诸寨土兵共力御之；彼欲大举，则必先闻举集之期，我之次边军马尽可驻于坚城，以待敌之进退，彼将进而无利，退而有祸，不三两举，势必败亡，此守策之得也。”其三曰：“元昊巢穴实在河外，河外之兵懦而罕战，惟横山一带蕃部人马精劲。我以坚城据之，以精兵临之，彼既乐其土，复逼以威，必须归附，以图自安。元昊若失横山之势，可谓断其右臂矣，此攻策之得也。”其四曰：“臣等既以三策陈之，又以北戎为忧。请朝廷力行七事，以防大患。一、密为经略，二、再议兵屯，三、专于选将，四、急于教战，五、训练义勇，六、修京师外城，七、密定讨伐之谋。”是日，琦与仲淹指陈于上前，数刻乃罢。谏官余靖言：“窃闻大臣建议内在修京城、置府兵二事者。昔魏侯恃险，吴起以为失词；宣王料民，山甫言其害政。愿陛下舍此二策，别议远图之术。”二策不果行。先是，郑戬奏修水洛城，乞令韩琦不预商量。琦言：“臣任西边，又再任宣抚，首尾五年，又在泾原、秦风两路，于水洛城事，比它人知之甚详。”辄陈所见利害凡十三条。诏札与鱼周询等，而周询及郑戡已先具奏修城之利。且言：“水洛城今欲毕工。惟女墙未完，弃之诚可惜，宜遂令讫役”。乃诏戡等卒城之。

　　壬申，幸国子监，竭至圣文宜王。有司言：旧仪止肃揖。而上特再拜。赐直讲、大理评事孙复五品服。又幸昭烈武成王庙。

　　丙戌，元昊始称臣，自号夏国主。复遣尹与则、杨守素来议事。

　　丁未，开宝寺灵宝塔灾。涞官余靖言：“五行之占，本是灾变。朝廷宜戒惧以答天意。寻闻遣人于塔基掘得旧瘗舍利，道路传语：舍利在内庭之时颇有光怪。臣恐巧佞之人因此推为灵异，再图营造。若言舍利能出光怪，必有神灵所凭，此妄言也。且一塔不能自卫，为火所毁，又何福可庇于民哉？伏乞指挥，更不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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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参知政事范仲淹为陕西河东路宣抚使。始仲淹以忤吕夷简放逐者数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为朋党。及陕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属，拔用护边。及夷简罢，召还，倚以为治。中外想望其功业，而仲淹亦感激眷遇，以天下为己任，遂与富弼日夜谋卢兴致太平，然规模阔大，论者以为难行，及按察使多所举劾，人心不自安：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浸盛，而朋党之论滋不可解。然仲淹、弼守所议弗变。先是，石介奏记于弼，责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己，又欲因是倾弼等，乃使女奴阴习介书，久之习成，遂改“伊周”曰“伊霍”，而伪作介为弼撰废立诏草。飞语上闻，帝虽不信，而仲淹、弼始恐惧，不敢自安于朝，皆请出按西北边，未许。适有边奏，仲淹固请行，乃使宣抚陕西河东。

　　《龟鉴》曰：且朋竞之倡，其萌于吕、范交隙之时乎？谓申公为小人邪？争宠妃诞育之功而丧为成礼，当宫庭避灾之顷而愿望清光，乃拜手疏八事，如正朝纲、塞邪径、禁贿赂、斥佞壬，真得大臣辅相之体。而其大者，释仲淹之宿怨，容孙沔之直言，是未可以小人訾之也。谓申公为君子邪？敕有司不受台谏，夷简倡之；戒百官越职言事，夷简主之。罢相之后，密表之频奏，内侍之除结，是失大臣进退之义。而其大者，囚私憾而畅瑶华之议，因北事而忌富弼之能，是未纯于君子也。仲淹之比肩联事，岂能帖帖阿附而为诡随之态乎？方其姑苏召还，正惬公议，待制之除，俾仲素蕴，而处钧衡之地者，思有以陷之：以侍臣噤其口，以剧务挠其心。然百官之图、四论之献，凛然生言者之气，大臣不堪，遂以党目之，仲淹于是有鄱阳之行。是行也，李纮、王质载酒往饯，而欲附党以为幸。欧阳修、佘靖、尹涞抗疏力争，而愿同贬以为荣。仲淹何慊哉！以至韩琦救蔡襄之诗、程琳议党人之谤、若谷明君子之类，此皆营救仲淹也。惜夷简之党胜。仲淹之党不胜，至使受知荐主方尔从坐，同年进士又相继出，诸贤皆以朋党逐矣。至仲淹陕西召还，稍惬公议，日夜谋画，图报主知。然按察之令严，磨勘之法密，未有惬侥幸者之意，小人不悦，再以党论之，仲淹于是复为陕西之行。是行也，身再去国，谗者益甚。贾昌朝主王拱辰而逐益柔，益乘，仲淹所荐也。钱明逸希得象而去富弼，富弼，仲淹所厚也。陈执中固孙甫而去杜衍，杜衍，尝为仲淹言也。邸狱之起，朋党作仇，一纲之打，私徒相庆。虽欧阳公以去国之身怀不自已，抗疏力言，至谓“群邪相贺于内，四夷相贺于外”，未尝不忠于国者，而大势卒不可挽矣。方仲淹始为夷简党目之，所斥诸贤尚有左袒。及仲淹再为夏竦党论之，所贬诸贤皆为倒戈。盖夏竦用心惨于夷简，此元瑜所以初是仲淹而复希执中也。然尝反覆史传，窃谓党祸之作固小人之罪，而希天子之风，附君子之名，不得尽辞其责，故尝妄为之说曰：党论之始，倡蔡襄“贤不肖”之诗激之也。党论之再作，石介“一夔一契”之诗激之也。其后诸贤相继斥逐，又欧阳公邪正之论激之也。何者？负天下之令名，非惟人情不堪，造物亦不吾堪尔。吾而以贤自处，孰肯以不肖自名？吾而以夔、契自许，敦肯以大奸自辱？吾而以公正自表，孰肯以邪曲自毁哉？如必过为别白，私自尊尚，则人而不仁，疾之已甚，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安得不重为君子之祸？孙复谓祸始于此，仲淹谓怪鬼坏事，韩琦亦谓天下事不可如此。其亦有先见云耳。唐自牛僧孺、李宗闵对策，至李德裕朱崖之贬，一报一复，凡四十二年而后息。我仁祖在位四十二年，待退臣下恩亦至矣，夫岂无药石以针砭之？汤沐以栉治之？未几云开日出，所废之人于即召用，所罢之官随已复职，如范文正以忤申公而得贬，其始也虽为之下朋比之诏，及西事之兴，不惟宥其过，而且至大用。杜、富、欧、余以邸狱而尽去，始者所行之人虽尽废黜，而陈执中既罢之后，诸贤复召，而或异之钧衡，或列于论思，气类相感，竟不至伤吾保泰之和，诸贤何憾哉？

　　甲寅，上谓辅臣曰：“岁旱而飞蝗滋甚，百姓何罪而罹此？默祷上帝，愿归咎于眇躬。”章得象对曰：“圣言及此，必有以上感天心矣。”

　　戊午，雨。枢密副使富弼言：“伏见朝廷以契丹发兵会元昊讨呆家族，路出河东境外，疑是变诈。臣前岁奉使契丹，颇见情状，他时虽欲背盟，自逞必寇河北，第以河东为犄角之地而已。伏乞陛下更令范仲淹相度，且往河东照管，未宜调发。”时仲淹疑契丹入寇，欲大发兵为备。杜衍谓契丹必不来，兵不可妄出。仲淹争议帝前，诋衍语甚切。仲淹尝以父行事衍，衍不以为恨。既退，仲淹犹力争，韩琦曰：“若尔，则琦当请行，不须朝廷一人一骑。”仲淹怒，再求对，首奏琦语。然兵卒不发，仲淹亦不以为忤也。先是，仲淹受命主西事，弼主北事。弼条上河北守御策曰：“真宗澶渊之盟未为失策，而所痛者，当国大臣论和之后，武备皆废，谓敌不敢背约，谓边不必豫防，谓世常安，谓兵永息。西、北二寇稔知朝廷作事如此，于是阴相交结，乘虚有谋，契丹侵取燕、蓟以北，拓拔自得灵夏以西，其间所生豪英皆为其用，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方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是二边所为皆与中国等，而又劲兵骁将长于中国，岂可以上古之夷狄待二边也？谨具守御十二策总十三条，是臣奉使契丹日，于河北往回十余次，询于沿边土豪并内地故老，博采参较，得之甚详。及于契凡议事，又颇见其情状，以至稽求载籍，质以时务，用是裒聚撰述，以副陛下委任之意。望陛下令两府会议，可者速行之，其不可者，更相致诘而是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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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七月癸亥，诏以冬至有事于南郊，群臣毋得上表请加尊号。

　　癸未，契丹遣耶律元衡来告将伐元昊，其书略曰：“元昊负中国当诛。今议将兵临战。或元昊乞称臣，幸无亟许。”其实纳契丹降人，契丹讨之，托中国为名也。

　　丙戌，诏诸路转运使副、提点刑狱察所部知州军、知县县令，有治状者以名闻，议旌擢之。或不如所举，令御史台劾奏，并坐上书不实之罪。从范仲淹奏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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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辛卯，令参知政事贾昌朝领天下农田，范仲淹领刑法事，有利害其悉条上。

　　甲午，枢密副使富弼为河北宣抚使。其实弼不自安于朝，欲出避谗谤也。

　　乙未，承旨丁度、学士王尧臣、吴育、宋祁、知制诰孙抃、张方平、欧阳修、权中丞王拱辰、侍御史知杂事沈邈等言：“中书、枢密院聚厅召臣等宣示契丹来书并朝廷答书。臣等窃谓：沮契丹而纳元昊，则未有素备之策；绝元昊而从契丹，又失绥怀之信。莫若以大义而两存之。宜降诏与元昊，言昨许再盟，盖因契丹有书来，言彼是甥舅之亲，遂议开纳。今却知国中招诱契丹边户，亏甥舅事大之礼，违朝廷纳款之本意，当须复顺契丹，早除嫌隙，则誓书封册，便可封还。仍乞于契丹回书中言已降诏与元昊，若执迷不复，则议绝未晚。如此，则于西人无斗绝之曲，于北鄙无结怨之端。”

　　戊戌，右正言、同修起居注余靖为回谢契丹使，复书略曰：“若以元昊于北朝失事大之体，则自宜问罪。或谓本朝以效顺之故，则不烦出师。矧延州昨奏元昊已遣杨守素将誓文入界，傥不依初约，则犹可沮。还如尽遵承则，亦难却也。”右正言、知制诰欧阳修为河北都转运按察使。上谕修曰：“勿为久居计，有事第言之。”修对以“谏官乃得风闻。今在外使事，有指越职罪也。”上曰：“事苟宜闻，不可以中外为辞。”

　　乙卯，上谓辅臣曰：“如闻诸路转运按察、提点刑狱司发擿所部官吏细过，务为苛刻，使下无所措手足，可降敕约束之。”先是，监察御史刘湜言：“转运使掎摭州县，苛束官吏，人不得聘其才。宜稍宽假。”包拯言：“诸道转运使自兼按察及置判官以来，并提点刑狱等体量部下官吏，颇伤烦碎。”朝廷既降敕约束诸路按察使，备载台官所上之言，欧阳修奏曰：“臣自闻降此约束，日夕忧嗟。窃谓国家方此多事难了之时，正当责人展效之际。昨大选诸路按察之初，两府聚厅数日，皆为一时之极选，凡被选之人，亦各思宣力，争奋所长，岂可顿为期罔，便徇私情？皆由朝廷未知官吏为州县大患，而按察可以利民。委任之意不坚，故毁谤之言已入也。所可惜者，自差诸路按察，今虽未有大效，而老病昏昧之人望风而惧，近日致仕者渐多。州县方欲澄清，而朝廷自沮其事，臣欲乞圣慈令两府召台官上言者至中书，问其何路按察之人因挟私怨？苟有迹状，乞下所司辨明。若实无人，乃是妄说。其近降札子乞赐抽还，不使四方见朝廷自沮按察之权，而为贪赃老缪之吏所快。”

　　戊午，诏自今除台谏官，毋得用见任辅臣所荐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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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戊辰，郑州言吕夷简卒。自上初立、太后临朝十余年，内外无间，天下晏然，夷简之功为多。其后元昊反，四方久不用兵，师出数败，契丹乘之，遣使求关南地，颇赖夷简计画。选一时有名之臣报契丹，经略西夏，二边以宁。然建募万胜军，杂市井小人浮脆不任战斗；用宗室补环卫官，骤增俸赐，又加遗契丹岁金缯二十万，当时不深计之，至于后世费大而不可止。夷简当国柄最久，虽数为言者所诋，帝眷倚不衰。然所斥士旋复收用，亦不终废。其于天下事屈伸舒卷，动有操术。后卒配食庙庭，为世名相。始王旦奇夷简，谓王曾曰：“君其善父之。”卒与曾并居相位。

　　庚午，平章事兼枢密使晏殊罢为工部尚书、知颍州。殊初入相，擢欧阳修等为谏官，既而苦其论事烦数，或面折之。及修出为河北都转运使，谏官奏留修，不许。孙甫、蔡襄遂言：章懿诞生圣躬为天下主，而殊尝被诏志章懿墓，没而不言。又奏论殊役官兵治僦舍以规利，殊坐是绌。然殊以章献方临朝，故志不敢斥言；而所役兵乃辅臣例宣借者，时以为非殊之罪。

　　甲申，枢密使、吏部侍郎杜衍依前官平章事兼枢密使。衍务裁侥幸，每内降恩，率寝格不行，积诏旨至十数，辄纳帝前。谏官欧阳修对见，帝曰：“外人知杜衍封还内降耶？凡有求干，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于所封还也。”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贾昌朝为工部侍郎，充枢密使，资政殿学士、工部侍郎、知青州陈执中为参知政事。谏官蔡襄、孙甫等争言执中刚复不学，若任以政，天下不幸。上不听。谏官争不止，上乃命中使赍敕告即青州赐之，且谕意曰：“朕用卿，举朝皆以为不可，朕不惑人言，力用卿尔。”明日，谏官上殿，上作色迎，谓之曰：“岂非论陈执中邪？朕已召之矣。”谏官乃不敢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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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十月，同修起居注、知谏院蔡襄以老乞乡郡。

　　己酉，授右正言、知福州。襄与孙甫俱论陈执中不可执政，既不从，于是两人俱求出，而襄先得请。时甫使契丹未还也。国子监直讲石介通判濮州。富弼等出使，谗谤益甚，介不自安，遂求出也。契丹夹山部落呆家族八百户归元昊。契丹主遂亲至境上，各据山严兵相待。元昊奉卮酒为寿，大合乐，折箭为誓，乃罢。契丹夜以兵招元昊，元昊有备，大败契丹主。元昊纵其去，寻复与契丹解仇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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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戊午朔，司天言：日当食不食。

　　甲子，监进奏院刘巽、大理评事苏舜钦并除名勒停，工部员外郎兼天章阁侍讲、史馆检讨王洙落侍讲检讨、知濠州。太常博士刁约通判海州，殿中丞江休复监蔡州税，殿中丞王益柔监复州税。降太常博士周延隽为秘书丞，太常丞章岷通判江州。著作郎、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吕溱知楚州，殿中丞周延让监宿州税，校书郎、馆阁校勘宋敏求签书集庆军节度判官事，将作监丞徐绶监汝州叶县税。先是，杜衍、范仲淹、富弼等同执政，多引用一时闻人，欲更张庶事。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为。而舜钦，仲淹所荐，其妻又衍女。少年能文章，议论稍侵权贵。进奏院祠神，舜钦循前此，用鬻故纸公钱召妓女间席会宾客。拱辰廉得之，讽其属鱼周询、刘元瑜等劾奏，因欲摇动衍。事下开封府治，于是舜钦及巽俱坐自盗，同时斥逐者多知名士。世以为过薄，而拱辰等方自喜曰：“吾一举纲尽矣！”狱事起，枢密副使韩琦言于上曰：“昨闻宦者操文符，捕馆职甚急，众听纷骇。舜钦一醉饱之过，止可付之有司治之，何至是？陛下圣德素仁厚，独自为是，何也？”上悔见于色。自仲淹等出使，谗者益深，而益柔亦仲淹所荐。拱辰既劾奏，宋祁、张方平又助之，乃言益柔作《傲歌》，罪当诛。盖欲因益柔以累仲淹也。章得象无所可否，贾昌朝阴主拱辰等议。及辅臣进白，琦独言：“益柔少年狂语，何足穷治？天下大事固不少，近臣同国休戚，置此不言，而攻一王益柔，此其意有所在，不特为《傲歌》可见也。”上悟，稍宽之。时两府合班奏事，琦必尽言，事虽属中书，琦亦对上陈其实，同列尤不悦，上独识之曰：“韩琦性直。”集贤校理彭乘向修起居注，吕溱既贬，起居注缺，中书拟人而乘在选中。帝指乘曰：“此老儒也，雅有恬退名，无以易之。”已巳，诏曰：“朕闻至治之世，元凯共朝，不为朋党。君明臣哲，垂荣亡极。朕昃食厉志，庶几治古。而人务交游，家为激讦，更相附离，以沽声誉，至阴招贿赂，阳托荐贤。又按察将命者恣为苛刻，属文之人类亡体要，自今委中书门下、御史台采察以闻。”范仲淹上表乞罢政事、知邠州。诏不允。诏如天禧故事，置谏官六员。

　　辛未，太常博士钱明逸为右正言，谏院供职。

　　壬午，合祭天地于圜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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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乙未，册命元昊为夏国主，更名曩霄。

　　丁酉，诏州县以先帝所賜七条相诲敕。太常博士王翼西京治狱还，赐五品服。知谏院余靖言：“治狱而赐服，外人知，必以为翼深文重法。能希陛下意以取此宠，所损非细事也。尝有工部郎中吕宽以治狱赐对，祈易章绶，陛下谕之曰：‘朕不欲鞫囚与人恩泽。’宽退以告臣，臣尝书之起居注。陛下前日谕宽是，则前日赐翼非。予夺之间，贵乎一体。小人望风希进，无所不至，幸陛下每于事端，抑其奔竞。请自今臣僚入对，有辄求恩泽者，令有司劾其罪。”从之。环、原之间属羌有明珠、灭臧、康奴三族最大，其北有二川交通西界。宣抚使范仲淹议筑古细腰城断其路，于是檄知环州种世衡与知原州蒋偕共干其事，城成而世衡卒。世衡在边数年，积谷通货，所至不烦县官，益兵增馈，善抚士卒。及卒，羌酋朝夕临者数日，青涧及环人皆画像祠之。范仲淹复檄蒋偕筑堡大虫岭堡，未完而为明珠、灭臧伺间邀击，偕辄从问道遁归，伏庭下请死。王素赦其罪，令毕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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