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纪事本末·学校科举之制(2)

学校科举之制(2)

　　哲宗元祐元年夏四月辛亥，司马光请立经明行修科，“岁委升朝文臣各举所知，以勉励天下，使敦士行，以示不专取文学之意。若所举人违犯名教，必坐举主毋赦，则自不敢妄举，而士之居乡居家者，立身行已，惟惧玷缺。所谓不言之教，不肃而成，不待学官日训月察，立赏告讦，而士行自美矣。”于是诏“自今凡遇科举，令升朝官各举经明行修之士一人，俟登第日，与升甲。罢谒禁之制。”

　　五月戊辰，命程颐等修定学制。太学自蔡确起大狱，连引朝士，有司缘此造为法禁，烦苛凝密，博士诸生，禁不相见，教谕无所施。御史中丞刘挚以为言。至是，命程颐、孙觉、顾临同太学长贰看详修定条制。颐大概以为“学校，礼义相先之地，而月使之争，殊非教养之道。请改试为课，有所未至，则学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置尊贤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镌解额以去利诱，省繁文以专任委，励行检以厚风教。”及置待宾吏师斋，立观光法，如是者亦数十条。

　　秋七月癸酉，立十科举士法。旧制，铨注有格，概拘以法，法可以制平而不可以择材，故令内外官皆得荐举。其后被举者既多，除吏愈难。神宗即位，乃革去奏举，而概以定格，于是内外举官法皆罢，但令吏部审官院参议选格。及帝即位，左司谏王岩叟言：“自罢辟举而用选格，可以见功多而不可以见人才，于是不得已而用其平日之所信，故有踏逐、申差之目。踏逐实荐举而不与同罪，且选才荐能而谓之踏逐，非雅名也，况委人以权而不容举其所知，岂为通术。”遂复内外举官法。司马光奏曰：“为政得人则治，然人之才或长于此而短于彼，虽皋、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备。故孔门以四科论士，汉室以数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则朝无可用之人，苟随指任则世无可弃之士。臣备位宰相，职当选官，而识短见狭，士有恬退滞淹，或孤寒遗逸，岂能周知。若专引知识则嫌于私，若止循资序，未必皆才。莫若使有位达官各举所知，然后克叶至公，野无遗贤矣。欲乞朝廷设十科举士：一曰行义纯固可为师表科，有官无官人皆可举。二曰节操方正可备献纳科，举有官人。三曰智勇过人可备将帅科，举文武有官人。四曰公正聪明可备监司科，举知州以上资序。五曰经术精通可备讲读科，有官无官人皆可举。六曰学问该博可备顾问科，同经术举人。七曰文章典丽可备着述科，同经术举人。八曰善听狱讼尽公得实科，举有官人。九曰善治财赋公私俱便科，举有官人。十曰练习法令能断请谳科，举有官人。应职事官自尚书至给事中、中书舍人、谏议大夫，寄禄官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大中大夫，职自观文殿大学士至待制，每岁须于十科内举三人，仍具状保任，中书置籍记之。异时有事须材，即执政按籍视其所尝被举科格，随事试之。有劳，又着之籍。内外官阙，取尝试有效者随科授职。所赐告命，仍具所举官姓名。其人任官无状，坐以缪举之罪。所贵人人重慎，所举得才。”光又言：“朝廷执政惟八九人，若非旧交，无以知其行能，不惟涉徇私之嫌，兼所取至狭，岂足以尽天下之贤才。若采访毁誉，则情伪万端，与其听游谈之言，曷若使之结罪保举。故臣奏设十科以举士，其公正聪明可备监司。诚知请嘱挟私，所不能无。但有不如所举，谴责无所宽宥，则不敢妄举矣。”诏从之。

　　二年春正月戊辰，诏毋以《老子》、《列子》命题试士。时科举罢词赋，专用王安石《经义》，且杂以释氏之说，凡士子自一语以上，非安石新义不得用。学者至不诵正经，唯窃安石之书以干进，精熟者辄上第，故科举益弊。吕公著当国，始请禁主司不得以《老》、《庄》书命题，举子不得以申、韩、佛书为学，经义参用古今诸儒说，毋得专取王氏。寻又禁毋得引用王氏《字说》。

　　夏四月丁未，吕公著请复制科。诏曰：“祖宗设六科之选，策三道之要，以网罗天下贤俊。先皇帝兴学校，崇经术，以作新人材，变天下之俗，故科目之设，有所未遑。今天下之士，多通于经术而知所学矣，宜复制策之科，以徕拔俗之才，裨于治道。盖乃帝王之道，损益趋时，不必尽同，同归于治而已。今复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自今年为始。”

　　四年夏四月戊午，分经义、诗赋为两科试士，罢明法科。尚书省请复诗赋，与经义兼行，解经通用先儒传、注及已说。又言：“旧明法最为下科，今中者即除司法，叙名反在及第进士上，非是。”乃诏立经义、诗赋两科，罢试律义。凡诗赋进士，于《易》、《书》、《诗》、《周礼》、《礼记》、《春秋》、《左传》内，听习一经。初试本经义一道，《论》、《孟》义各一道，次试赋及律诗各一首，次试论一首，末试子史、时务策二道，凡四场。其经义进士，须习两经，以《诗》、《礼记》、《周礼》、《春秋》为大经，《书》、《易》、《公羊》、《榖梁》、《仪礼》为中经，愿习二大经者听，不得偏占两中经。初试本经义三道，《论语》义一道，《孟子》义一道，次试论、策，亦四场。两科通定高下，而取解额中分之。各占其半。专经者以经义定取舍，兼诗赋者以诗赋为去留，其名次高下，则于策、论参之。自复诗赋，士多乡习，而专经者十无二三矣。初，司马光言：“取士之道，当先德行，后文学。就文学言之，经学又当先于词章。神宗专用经义、论、策取士，此乃复先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当以一家俬学欲盖先儒，令天下师生讲解。至于律令，皆当官所须，使为士者果能知道义，自与法律冥合，何必置明法一科，习为刻薄，非所以长育人材，敦厚风俗也。”至是，遂罢明法科。

　　六年夏四月乙未，复置《通礼》科。先开宝中，改乡贡《开元礼》为《通礼》。熙宁中，尝罢试科。至是，礼官以为言，乃复置以试士。

　　八年三月庚子，诏御试举人，复试诗、赋、论三题。中书请御试复用祖宗法，且言：“士子多已改习诗赋，太学生员总三千一百余人，而不兼诗赋才八十二人耳。”遂下是诏。

　　绍圣元年闰四月，罢十科举士法。

　　五月甲辰，诏进士专习经义，罢习诗赋。三省上言：“今进士纯用经术，如诏、诰、章、表等文，皆朝廷官守日用不可阙者，若悉不习试之，何以兼收文学博异之士。”于是改置宏词科，岁诏进士登科者请试。试者虽多，所取无过五人，词格超异者，特奏命官。

　　六月，申除引用王安石《字说》之禁。二年夏四月丁亥，诏依元丰置律学博士。五月乙巳，命蔡卞详定国子监三学及外州学制。

　　徽宗崇宁元年八月甲戌，蔡京请兴学贡士，县学生选考，升诸州学，州学生每三年贡太学，考分三等，入上等补上舍，入中等补下舍下等，入下等补内舍，余居外舍。诸州、军解额各以三分之一充贡士。京又请建外学。乃诏即京城南门外营建，赐名辟雍，外圆内方，为屋千八百七十二楹。太学专处上舍、内舍生，而外学则处外舍生。士初贡至皆入外学，经试补入上舍、内舍，始得进处太学。太学外舍亦令出居外学。于是上舍至二百人，内舍六百人，外舍三千人。

　　三年九月，罢科举法。时虽设辟雍太学以待士之升贡者，然州县犹以科举贡士。蔡京以为言，遂诏天下取士悉由学校升贡。其州郡发解，凡试礼部法皆罢，而每岁试上舍生，则差知举如礼部法云。

　　四年五月甲寅，立词学兼茂科。帝以宏词科不足以致文学之士，故改立是科。岁附贡士院试，中格则授馆职，岁不过五人。

　　行三舍法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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