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纪事本末·浚六塔二股河(2)

浚六塔二股河(2)

　　神宗熙宁元年六月，河溢恩州，又决冀州枣强埽。七月，又溢瀛州乐寿埽。于是都水监丞李立之请于恩、冀、深、瀛等州创生堤三百六十七里以御河。宋昌言谓“今二股河内变移，请迎河港进约，签入河身，以纾四州水患。”都水监复奏“庆历中，商胡北流于今二十余年，自澶州下至乾宁军，创堤千有余里，公私劳扰。近岁冀州而下，河道梗塞，致上下埽岸屡危，虽创新岸，终非久计。愿相六塔旧口，并二股河，导使东流，徐塞北流。”便诏翰林院学士司马光、入内都知张茂则乘传相度四州生堤，回日兼视六塔、二股利害。

　　二年正月，光入对，请如宋昌言策，于二股之西置上约，擗水令东。俟东流渐深，北流淤浅，即塞北流，放出御河、胡卢河，下纾恩、冀、深、瀛以西之患。初，商胡决河自魏之北至恩、冀、乾宁，入于海，是谓北流。嘉祐八年，河流派于魏之第六埽，遂为二股，自魏、恩东至于德、沧，入于海，是谓东流。时议者多不同，李立之力主生堤，帝不听，卒用昌言策，置上约。会北京留守韩琦言：“今岁兵夫数少，而金堤两埽修上下约甚急，深进马头，欲夺大河。缘二股及嫩滩旧阔千一百步，是以可容涨水，今截去八百步有余，则将束大河于二百余步之间。下流既壅，上流蹙遏湍怒，又无兵夫修护堤岸，其冲决必矣。况自德至沧，皆二股下流，既无堤防，必侵民田。设若河门束狭，不能容纳涨水，上下约随流而脱，则二股与北流为一，其患愈大。”帝因谓二府曰：“韩琦颇疑修二股。”赵抃曰：“人多以六塔为戒。”王安石曰：“异议者，皆不考其事实故也。”帝又问“程昉、宋昌言同修二股何如。”安石以为可治。帝曰：“欲作签河甚善。”安石曰：“诚然。若及时作之，则往河可东，北流可闭。”帝然之。

　　七月，张巩等奏“上约屡经泛涨，并下约各已无虞，东流势渐顺快，宜塞北流，除恩、冀、深、瀛等州水患。”司马光言：“巩等欲塞河北流，臣恐劳费未易。或幸而可塞，则东流浅狭，堤防未全，必致决溢，是移恩、冀、深、瀛之患于沧、德等州也。不若俟二三年间，东流益深阔，北流渐浅，塞之便。”帝曰：“今不俟东流顺快而塞北流，他日河势改移，柰何。且若河水常分二流，何时当有成功。”光曰：“若上约流失，其事不可知。上约存则东流必增，北流必减。借便分为二流，于巩等不见成功，于国家亦无所害，何则。西北之水并于山东则为害大，分则害小矣。巩等亟欲塞北流，皆为身谋，不顾国力与民害也。”帝卒从巩议。

　　四年秋七月，北京新堤第四、第五埽决，漂溺馆陶、永济、清阳以北。八月，河溢澶州曹村。十月，溢卫州王供。时，新堤凡六埽，而决者二，下属恩、冀，贯御河，奔冲为一，帝忧之。是时，人争言导河之利，张茂则等谓“二股河地最下，而旧防可因。今堙塞者才三十余里，若渡河之湍，浚而逆之，又存清水镇河以析其势，则悍者可回，决者可塞。”帝然之。十二月，令河北转运使开修二股河上流，并塞第五埽决口。

　　五年夏四月，二股河成。六月，河溢夏津。帝语执政“闻京东调夫修河有坏产者，河北调急夫尤多。若河复决，柰何。且河决不过占一河之地，或西或东，若利害无所较，听其所趋，如何。”王安石曰：“北流不塞，占公私田至多。又水散漫，久复淀塞。昨修二股，费至少，而公私田皆出，向之舄卤俱为沃壤，庸非利乎。况调夫已减于去岁。若复葺理堤防，则河北岁夫愈减矣。”

　　六年夏四月，置疏浚黄河司。先是，有选人李公义者，献铁龙爪扬泥车法以浚河。其法，用铁数斤，为爪形，以绳系舟尾而沈之水，篙工急棹，乘流相继而下，一再过，水已深数尺。宦官黄怀信以为可用，而患其太轻。王安石请令怀信、公义同议增损，乃别制浚川杷。其法，以巨木长八尺，齿长二尺，列于木下如杷状，以石压之，两傍系大绳，两端碇大船，相距八十步，各用滑车绞之，去来挠荡沙泥，已，又移船而浚。或谓水深则杷不能及底，虽数往来，无益。水浅则齿碍沙泥，曳之不动，卒乃反齿向上而曳之。人皆知不可用，惟安石善其法，使怀信先试之，以浚二股。又谋凿直河数里，以观其效。且言于帝曰：“开直河则水势分，其不可开者，以近河每开数尺即见水，不容施工尔。今第见水即以杷浚之，水当随杷改趋直河。苟置数千杷，则诸河浅淀，皆非所患，岁可省开浚之费几百千万。”帝曰：“果尔，甚善。闻河北小军垒当起夫五千，计合境之丁，仅及此数，一夫至用钱八缗。故欧阳修尝谓：开河如放火，不开如失火。与其劳人，不如勿开。”安石曰：“劳人以除害，所谓毒天下之民而从之者。”至是遂置司，将自卫州浚至海口，以虞部郎范子渊为都大提举，公义为之属。当是时，北流闭已数年，水或横决散漫，常虞壅遏。外监丞王令图献议，于北京第四、第五埽等处开修直河，使大河还二股故道。从之。

　　十年秋七月，河决澶州。自开直河，水势渐涨，田庐益坏，至是，遂大决于澶州曹村。北流断绝，河道南徙，东汇于梁山张泽泺，分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凡灌郡县四十五，而濮、齐、郓、徐尤甚。遣使修闭。判大名府文彦博言：“河势变移，四散漫流，两岸俱被水患，而都水止护东流北岸，希省费之赏，未尝增修堤岸。今者之决溢非天灾，实人力不至之咎。”

　　元丰元年夏四月，决口塞。诏改曹村埽曰灵平。五月，新堤成，闭口断流，河复归北。初，河决澶州也，北外监丞陈祐甫谓“商胡决三十余年，所行河道，填淤渐高，堤防岁增，未免泛滥。今当修者有三，商胡一也，横陇二也，禹旧迹三也。然商胡、横陇故道，地势高平，土性疏恶，皆不可复，复亦不得持久。惟禹故渎尚存，在大伾、太行之间，地卑而势固，故秘阁校理李垂与今知深州孙民先皆有修复之议。望召民先同河北漕臣一员，自卫州王供埽按视，讫于海口。”从之。

　　四年夏四月，小吴扫复大决，自澶注入御河，恩州危甚。六月戊午，诏“东流已填淤不可复，将来更不修闭小吴决口，候见大河归纳，应合修立堤防，令李立之经画以闻。”帝谓辅臣曰：“河之为患久矣，后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碍。夫水之趋下，乃其性也，以道治水，则无违其性，可也。如能顺水所向，迁徙城邑以避之，复有何患。虽神禹复生，不过如此。”辅臣皆曰：“诚如圣谕。”已而立之言：“河流自乾宁军至劈地口入海，宜自北京至瀛州分立东、西堤五十八埽。”诏从之。立之在熙宁初已主立堤，今竟行其言。

　　大抵熙宁初，专主导东流，闭北流。元丰以后，因河决而北，议者始欲复禹故迹。帝爱惜民力，思顺水性，而水官难其人。王安石力主程昉、范子渊，故二人尤以河事自任，然糜费财力，卒无成功。

　　哲宗元祐元年三月，降范子渊知峡州，中丞吕陶劾其罪故也。中书舍人苏轼作制词，有曰：“汝以有限之财，兴必不可成之役，驱无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时以为至言。

　　九月，诏秘书监张问相度河北水事。时河流虽北，而孙村低下，夏秋霖雨涨水，往往东出，小吴之决既未塞，又决大名之小张口，河北诸郡皆被水灾。知澶州王令图建议浚迎阳埽旧河，又于孙村金堤置约，复故道。转运使范子奇仍请于大吴北岸修进锯牙，擗约河势。于是回河东流之议起。十一月，问覆上言：“臣至滑州决口，相视迎阳埽，至大、小吴，水势低下，旧河淤仰，故道难复。请于南乐大名埽开直河并签河，分引水势，入孙村口，以解北京向下水患。”令图亦以为然，于是减水河之议复起。既从之矣，会北京留守韩绛奏引河近府非是，诏问别相视。

　　二年二月，令图、问欲必行前说，朝廷又从之。三月，令图死，以王孝先代领都水，亦请如令图议。

　　三年十一月，遣吏部侍郎范百禄等行河。时，王孝先请修减水河，王觌言其不便，安焘深以东流为是，上疏言之，于是诏“黄河未复故道，终为河北之患，宜兴役回之。”范纯仁、王存言：“使大河决可东回而北流遂断，何惜劳民费财以成经久之利。今孝先等未有必然之论，但侥幸万一，以冀成功耳。不可轻举也。”文彦博、吕大防、安焘等谓河不东则失中国之险，为契丹之利，力主其议。范纯仁又陈四不可之说，且曰：“北流数年，未为大患，而议者恐失中国之利，先事回改。正如顷时西夏本不为迩患，而好事者以为不取恐失机会，遂兴灵武之师也。”于是收回诏书，而遣百禄等行视。

　　户部侍郎苏辙上疏曰：“黄河西流，议复故道，事之经岁，役兵二万，聚稍桩等物三千余万。方河朔灾伤困弊，而兴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窃叹。今回河大议虽寝，然闻议者固执来岁开河分水之策。今小吴河决口入地已深，而孙村所开丈尺有限，不独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况黄河之性，急则通流，缓则淤淀，既无东西皆急之势，安有两河并行之理。纵使两河并行，未免各立堤防，其费又倍矣。今建议者，其说有三，臣请折之：一曰御河湮灭，失馈运之利。昔大河在东，御河自怀、卫经北京，渐历边郡，馈运既便，商贾通行。自河西流，御河湮灭，失此大利，天实使然。今河自小吴北行，占压御河故地，虽使自北京以南折而东行，则御河湮灭已一二百里，何由复见。此御河之说不足听也。二曰恩、冀以北，涨水为害，公私损耗。臣闻河之所行，利害相半，盖水来虽有败田破税之害，其去亦有淤厚宿麦之利。况故道已退之地，桑麻千里，赋役全复，此涨水之说不足听也。三曰河徙无常，万一自契丹界入海，边防失备。按河昔在东，自河以西郡县与契丹接境，无山河之限，边臣建为塘水，以捍契丹之冲。今河既西，则西山一带，契丹可行之地无几，边防之利，不言可知。然议者尚恐河复北徙，则海口出契丹界中，造舟为梁，便于南牧。臣闻契丹之河，自北南注以入于海，盖地形北高，河无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浚，势无徙移，此边防之说不足听也。臣又闻谢卿材到阙，昌言黄河自小吴决口，乘高注北，水势奔决，上流堤防，无复决怒之患。朝廷若以河事付臣，不役一夫，不费一金，十年保无河患。大臣以其异已，罢归，而使王孝先、俞瑾、张景先三人重画回河之计。盖由元老大臣重于改过，故假契丹不测之忧，以取必于朝廷。虽已遣百禄等出按利害，然未敢保其不观望风旨也。愿亟回收买稍草指挥，来岁勿调开河役兵，使百禄等明知圣意无所偏系，不至阿附以误国计。”会百禄行视东、西二河，亦奏言东流高仰，北流顺下，决不可回。明年，使回入对，复言愿罢有害无利之役，未听。久之，乃罢回河及修减水河。

　　数月，尚书省复议回河。是时，吴安持、李伟力主东流，而谢卿材谓近岁河流稍行地中，无可回之理，上《河议》一篇。召赴政事堂会议，大臣不以为然。会李伟复言：“今河已分流，若兴工可令全复故道。朝廷今日当极力必闭北流，乃为上策。若不明诏有司，即令回河，深恐上下迁延，议终不决，观望之间，遂失机会。乞复置修河司。”从之。

　　五年二月，诏开修减水河。寻以外路旱暵，权罢。

　　七年冬十月，以大河东流，赐都水使者吴安持三品服，北都水监丞李伟再任。

　　八年二月，诏“北流软堰并如都水监所奏。”门下侍郎苏辙言：“水官之意，欲以软堰为名，实作硬堰，阴为回河之计，不宜听。”赵偁亦上疏曰：“臣窃谓河事大利害有三，而言者互进其说。或见近忘远，徼幸盗功，或取此舍彼，诪张昧理，遂使大利不明，大害不去，上惑朝听，下滋民患，横役枉费，殆无穷已。臣窃痛之。所谓大利害者，北流全河，患水不能分也。东流分水，患水不能行也。宗城河决，患水不能闭也：是三者，去其患则为利，未能去则为害。今不谋此而议欲专闭北流，止知一日可闭之利，而不知异日既塞之患。止知北流伏槽之水易为力，而不知阚村方涨之势未可并以入东流也。夫欲合河以为利，而不惜上下壅溃之患，是皆见近忘远，徼幸盗功之事也。有司欲断北流，而不执其咎，乃引分水为说，姑为软堰，知河冲之不可以软堰御，则又为决堰之计，臣恐枉有工费而以河为戏也。请俟涨水伏槽，观大河之势，以治东流、北流。”不听。

　　十二月，监察御史郭知章言：“臣比缘使事至河北，自澶州入北京，渡孙村口，见水趋东者，河甚阔而深。又自北京往洺州，过杨家浅口复渡，见水之趋北者，才十二三，然后知大河宜闭北行东。乞下都水监相度。”于是吴安持复领都水，而吕大防力主其议，范纯仁、苏辙复争之，遂诏本路安抚、转运、提刑司详议，绍圣元年正月也。转运司赵偁议与纯仁、辙合，偁之言曰：“河自孟津初行平地，必须全流，乃成河道。禹之治水，自冀北抵沧、棣，始播为九河，以其近海无患也。今河自横陇、六塔、商胡、小吴，百年之间，皆从西决。盖河徙之常势，而有司置埽创约，横截河流，回河不成，因为分水。初决南宫，再决宗城，三决内黄，亦皆西决，则地势西下，较然可见。今欲弭息河患，而逆地势，戾水性，臣未见其能就功也。请开阚村河门，修平乡、巨鹿埽，焦家等堤，浚澶渊故道，以备涨水。”

　　大名安抚使许将言：“度今之利，若舍故道，止从北流，则虑河下已湮而上流横溃，为害盖广。若直闭北流，东徙故道，则复虑受水不尽而破堤为患。窃谓宜因梁村之口以行东，因内黄之口以行北，而尽闭诸口，以绝大名诸州之患，俟春夏水大至，乃观故道足以受之则内黄之口可塞，不足以受之则梁村之役可止。定其成议，则民心固，而河之顺复有时，可以保其无害。”郭知章又言：“河复故道，水之趋东已不可遏。近日遣使按视，逐司议论未一，臣谓水官朝夕从事河上，望专委之。”

　　十月，都水使者王宗望言：“大河自元丰溃决以来，东、北两流，利害极大。频年分争，国论不决，水官无所适从。伏自奉诏凡九月，上禀成算，自阚村下至栲栳堤，七节河门并皆闭塞，筑金堤七十里，尽障北流，使全河东还故道。望付史官，纪绍圣以来圣明独断，致此成绩。”

　　元符二年六月，决内黄口，流遂断绝。司谏王祖道请正吴安持、郑佑、李仲、李伟之罪，投之远方，以明先帝北流之志。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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