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舆服志序

舆服志序

　　昔者圣人作舆，轸之方以象地，盖之圆以象天。《易·传》言：“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夫舆服之制，取法天地，则圣人创物之智，别尊卑，定上下，有大于斯二者乎！舜命禹曰：“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周官》之属，有巾车、典路、司常，有司服、司裘、内司服等职。以是知舆服始于黄帝，成于唐、虞，历夏及商，而大备于周。周衰，列国肆为侈汰。秦并之，揽上选以供服御，其次以赐百官，始有大驾、法驾之制；又自天子以至牧守，各有卤簿焉。汉兴，乃不能监古成宪，而效秦所为。自是代有变更，志有详略。《东汉》至《旧唐书》皆称《舆服》，《新唐书》改为《车服》，郑樵合诸代为《通志》又为《器服》。其文虽殊，而考古制作，无以尚于三代矣。

　　夫三代制器，所以为百世法者，以其华质适中也。孔子答颜渊为邦之问曰：“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且《礼》谓“周人上舆”，而孔子独取殷辂，是殷之质胜于周也。又言禹“致美乎黻冕”。而论冕以周为贵，是周之文胜于夏也。盖已不能无损益于其间焉。不知历代于秦已还，何所损益乎？

　　宋之君臣，于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道，讲之甚明。至其规模制度，饰为声明，已足粲然，虽不能尽合古制，而于后代庶无愧焉。宋初，衮冕缀饰不用珠玉，盖存简俭之风，及为卤簿，又炽以旗帜，华以绣衣，亵以球杖，岂非循袭唐、五季之习，犹未能尽去其陋邪？诒之子孙，殆有甚焉者矣。迄于徽宗，奉身之欲，奢荡靡极，虽欲不亡得乎？靖康之末，累朝法物，沦没于金。中兴，掇拾散逸，参酌时宜，务从省约。凡服用锦绣，皆易以缬、以罗；旗仗用金银饰者，皆易以绘、以髹。建炎初，有事郊报，仗内拂扇当用珠饰。高宗曰：“事天贵质，若尚华丽，非禋祀本意也。”是以子孙世守其训，虽江介一隅，而华质适时，尚足为一代之法。其儒臣名物度数之学，见诸论议，又有可观者焉。今取旧史所载，著于篇，作《舆服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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