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乐志二(2)

乐志二(2)

　　至和元年，言者多以阴阳不和由大乐未定。帝曰：“乐之不合于古久矣。水旱之来，系时政得失，岂特乐所召哉？”二年，潭州上浏阳县所得古钟，送太常。初，李照斥王朴乐音高，乃作新乐，下其声。太常歌工病其太浊，歌不成声，私赂铸工，使减铜齐，而声稍清，歌乃协。然照卒莫之辨。又朴所制编钟皆侧垂，照、瑗皆非之。及照将铸钟，给铜于铸泻务，得古编钟一，工人不敢毁，乃藏于太常。钟不知何代所作，其铭云：“粤朕皇祖宝和钟，粤斯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叩其声，与朴钟夷则清声合，而其形侧垂。瑗后改铸，正其钮，使下垂，叩之弇，郁而不扬。其镈钟又长甬而震掉，声不和。著作佐郎刘羲叟谓人曰：“此与周景王无射钟无异，上将有眩惑之疾。”嘉祐元年正月，帝御大庆殿受朝，前一夕，殿庭设仗卫、既具而大雨雪，至压宫架折，帝于禁中跣而告天，遂暴感风眩，人以羲叟之言为验。八月，御制恭谢乐章。是月，诏恭谢用旧乐。

　　四年九月，御制祫享乐舞名：僖祖奏《大基》，顺祖奏《大祚》，翼祖奏《大熙》，宣祖奏《大光》，太祖奏《大统》，太宗奏《大昌》，真宗奏《大治》，孝惠皇后奏《淑安》，孝章皇后奏《静安》，淑德皇后奏《柔安》，章怀皇后奏《和安》，迎神、送神奏《怀安》，皇帝升降奏《肃安》，奠瓒奏《顾安》，奉俎、彻豆奏《充安》，饮福奏《禧安》，亚献、终献奏《祐安》，退文舞、迎武舞奏《显安》，皇帝归大次奏《定安》，登楼礼成奏《圣安》，驾回奏《采茨》；文舞曰《化成治定》，武舞曰《崇功昭德》。帝自制迎神、送神乐章，诏宰臣富弼等撰《大祚》至《采茨》曲词十八。七年八月，御制明堂迎神乐章，皆肄于太常。

　　翰林学士王珪言：“昔之作乐，以五声播于八音，调和谐合而与治道通，先王用于天地、宗庙、社稷，事于山川鬼神，使鸟兽尽感，况于人乎？然则乐虽盛而音亏，未知其所以为乐也。今郊庙升歌之乐，有金、石、丝、竹、匏、土、革而无木音。夫所谓柷敔者，圣人用以著乐之始终，顾岂容有缺耶？且乐莫隆于《韶》，《书》曰‘戛击’，是柷、敔之用。既云下而击鼗，知鸣球与柷敔之在堂，故《传》曰：‘堂上堂下，各有柷敔也’。今陛下躬祠明堂，宜诏有司考乐之失而合八音之和。”于是下礼官议，而堂上始置柷敔。

　　又秘阁校理裴煜奏：“大祠与国忌同者，有司援旧制，礼乐备而不作。忌日必哀，志有所至，其不有乐，宜也。然乐所以降格神祇非以适一己之私也。谨案开元中礼部建言，忌日享庙应用乐。裴宽立议，庙尊忌卑则作乐，庙卑忌尊则备而不奏。中书令张说以宽议为是。宗庙如此，则天地、日月、社稷之祠用乐明矣。臣以为凡大祠天地、日月、社稷与忌日同者，伏请用乐，其在庙则如宽之议。所冀略轻存重，不失其称。”下其章礼官，议曰“《传》称祭天以禋为歆神之始，以血为陈馔之始；祭地以埋为歆神之始，以血为陈馔之始。宗庙以灌为歆神之始，以腥为陈饶之始。然则天地、宗庙皆以乐为致神之始，故曰大祭有三始，谓此也。天地之间虚豁而不见其形者，阳也。鬼神居天地之间，不可以人道接也。声属于阳，故乐之音声号呼召于天地之间，庶几神明闻之，因而来格，故祭必求诸阳。商人之祭，先奏乐以求神，先求于阳也；次灌地求神于阴，达于渊泉也。周人尚臭，四时之祭，先灌地以求神，先求诸阴也。然则天神、地祇、人鬼之祀不可去乐明矣。今七庙连室，难分庙忌之尊卑，欲依唐制及国朝故事：庙祭与忌同日，并县而不作；其与别庙诸后忌同者，作之；若祠天地、日月、九宫、太一及蜡百神，并请作乐；社稷以下诸祠既卑于庙，则乐可不作。”翰林学士王珪等以为：“社稷，国之所尊，其祠日若与别庙诸后忌同者，伏请亦不去乐。”诏可。

　　英宗治平元年六月，太常寺奏，仁宗配飨明堂，奠币歌《诚安》，酌献歌《德安》。二年九月，礼官李育上言：“南郊、太庙二舞郎总六十八，文舞罢，舍羽籥，执干戚，就为武舞。臣谨按旧典，文、武二舞各用八佾，凡祀圜丘、祀宗庙，太乐令率工人以入，就位，文舞入，陈于架北，武舞立于架南。又文舞出，武舞入，有送迎之曲，名曰《舒和》，亦曰《同和》，凡三十一章，止用一曲。是进退同时，行缀先定，步武容体，各应乐节。夫《玄德升闻》之舞象揖让，《天下大定》之舞象征伐，柔毅舒急不侔，而所法所习亦异，不当中易也。窃惟天神皆降，地祇皆出，八音克谐，祖考来格，天子亲执珪币，‘相维辟公’，‘严恭寅畏’，可谓极矣。而舞者纷然纵横于下，进退取舍，蹙迫如是，岂明有德、象有功之谊哉？国家三年而躬一郊，同殿而享八室，而舞者阙如，名曰二舞，实一舞也。且如大朝会所以宴臣下，而舞者备其数；郊庙所以事天地、祖考，而舞者减其半：殊未为称。事有近而不可迩，礼有繁而不可省，所系者大，而有司之职不敢废也。伏请南郊、太庙文武二舞各用六十四人，以备帝王之礼乐，以明祖宗之功德。”奏可。

　　四年八月，学士院建言：“国朝宗庙之乐，各以功德名舞。洪惟英宗，继天遵业，钦明勤俭，不自暇逸。践祚未几，而恩行威立，固已超轶百王之上。今厚陵复土，祔庙有期，而乐名未立，亡以诏万世。请上乐章及名庙所用舞曰《大英》之舞。自后礼官、御史有所建明，而详定朝会及郊庙礼文官于乐节有议论，率以时考正之。”

　　神宗熙宁九年，礼官以宗庙乐节而有请者三：

　　其一、今祠太庙《兴安》之曲，举柷而声已过，举敔而声不止，则始终之节未明。请祠祭用乐，一奏将终，则戛敔而声少止，击柷则乐复作，以尽合止之义。

　　其二、大乐降神之乐，均声未齐，短长不协，故舞行疾徐亦不能一。请以一曲为一变，六变用六，九变用九，则乐舞始终莫不应节。

　　其三、周人尚臭，盖先灌而后作乐；本朝宗庙之礼多从周，请先灌而后作乐。

　　元丰二年，详定所以朝会乐而有请者十：

　　其一、唐元正、冬至大朝会，迎送王公用《舒和》，《开元礼》以初入门《舒和》之乐作，至位，乐止。盖作乐所以待王公，今中书、门下、亲王、使相先于丹墀上东西立，皇帝升御坐，乃奏乐引三品以上官，未为得礼。请侍从及应赴官先就立位，中书、门下、亲王、使相、诸司三品、尚书省四品及宗室、将军以上，班分东西入，《正安》之乐作，至位，乐止。

　　其二、今朝会仪：举第一爵，宫县奏《和安》之曲，第二、第三、第四，登歌作《庆云》、《嘉禾》、《灵芝》之曲。则是合乐在前、登歌在后，有违古义。请第一爵，登歌奏《和安》之曲，堂上之乐随歌而发；第二爵，笙入奏《庆云》之曲，止吹笙，余乐不作；第三爵，堂上歌《嘉禾》之曲，堂下吹笙，《瑞木成文》之曲，一歌一吹相间；第四爵，合乐奏《灵芝》之曲，堂上下之乐交作。

　　其三、定文舞、武舞各为四表，表距四步为酂缀，各六十四。文舞者服进贤冠，左执籥，右秉翟，分八佾，二工执纛引前，衣冠同之。舞者进蹈安徐，进一步则两两相顾揖，三步三揖，四步为三辞之容，是为一成。余成如之。自南第一表至第二表为第一成，至第三表为再成，至北第一表为三成，覆身却行至第三表为四成，至第二表为五成，复至南第一表为六成，而武舞入。今文舞所秉翟羽，则集雉尾置于髹漆之柄，求之古制，实无所本。聂崇义图，羽舞所执类羽葆幢，析羽四重，以结绶系于柄，此纛翳之谓也。请按图以翟羽为之。

　　其四、武舞服平巾帻，左执干，右执戈。二工执旌居前；执鼗、执铎各二工；金錞二，四工举；二工执镯、执铙；执相在左，执雅在右，亦各二工；夹引舞者，衣冠同之。分八佾于南表前，先振铎以通鼓，乃击鼓以警戒，舞工闻鼓声，则各依酂缀总干正立定位，堂上长歌以咏叹之。于是播鼗以导舞，舞者进步，自南而北，至最南表，以见舞渐。然后左右夹振铎，次击鼓，以金錞和之，以金镯节之，以相而辅乐，以雅而陔步。舞者发扬蹈厉，为猛贲趫速之状。每步一进，则两两以戈盾相向，一击一刺为一伐，四伐为一成，成谓之变。至第二表为一变；至第三表为二变；至北第一表为三变；舞者覆身向堂，却行而南，至第三表为四变；乃击刺而前，至第二表回易行列，舂、雅节步分左右而跪，以右膝至地，左足仰起，象以文止武为五变；舞蹈而进，为兵还振旅之状，振铎、摇鼗、击鼓，和以金錞，废镯鸣铙，复至南第一表为六变而舞毕。古者，人君自舞《大武》，故服冕执干戚。若用八佾而为击刺之容，则舞者执干戈。说者谓武舞战象乐六奏，每一奏之中，率以戈矛四击刺。戈则击兵，矛则刺兵，玉戚非可施于击刺，今舞执干戚，盖沿袭之误。请左执干，右执戈。

　　其五、古之乡射礼，三笙一和而成声，谓三人吹笙，一人吹和。今朝会作乐，丹墀之上，巢笙、和笙各二人，其数相敌，非也。盖乡射乃列国大夫、士之礼，请增倍为八人，丹墀东西各三巢一和。

　　其六、今宫县四隅虽有建鼓、鞞、应，相传不击。乾德中，诏四建鼓并左右鞞、应合十有二，依李照所奏，以月建为均，与镈钟相应。鞞、应在建鼓旁，是亦朔鼙、应鼙之类。请将作乐之时，先击鼙，次击应，然后击建鼓。

　　其七、今乐县四隅设建鼓，不击，别施散鼓于乐县内代之。乾德中，尹拙奏宜去散鼓，诏可，而乐工积习亦不能废。李照议作晋鼓，以为乐节。请乐县内去散鼓，设晋鼓以鼓金奏。

　　其八、古者，瞽矇、眡瞭皆掌播鼗，所以节一唱之终。请宫县设鼗，以为乐节。

　　其九、以天子礼求之，凡乐事播鼗，击颂磬、笙磬，以钟鼓奏《九夏》，是皆在庭之乐；戛击则柷敔，球则玉磬，搏拊所以节乐，琴瑟所以咏诗，皆堂上乐也。磬本在堂下，尊玉磬，故进之使在上，若击石拊石，则当在庭。后世不原于此，以春秋郑人赂晋俟歌钟二肆，遂于堂上设歌钟、歌磬，盖歌钟则堂上歌之，堂下以鼓应之耳。歌必金奏相和，名曰歌钟，则以节歌是已，岂堂上有钟邪？歌磬之名，本无所出，晋贺循奏置登歌簨虡，采玉造小磬，盖取舜庙鸣球之制。后周登歌，备录钟磬，隋、唐迄今，因袭行之，皆不应礼。请正、至朝会，堂上之乐不设钟磬。

　　其十、古者歌工之数：大射工六人，四瑟，则是诸侯鼓瑟以四人，歌以二人；天子八人，则瑟与歌皆四人矣。魏、晋以来，登歌五人，隋、唐四人，本朝因之，是循用周制也。《礼》“登歌下管”，贵人声也，故《仪礼》瑟与歌工皆席于西阶上。隋、唐相承，庭中磬虡之下，系以偶歌琴瑟，非所谓升歌贵人声之义。今堂上琴瑟，比之周制，不啻倍蓰，而歌工止四人，音高下不相权。盖乐有八音，所以行八风，是以舞佾与钟磬俱用八为数。请罢庭中歌者，堂上歌为八，琴瑟之数放此，其筝、阮、筑悉废。

　　太常以谓：“堂上钟磬去之，则歌声与宫县远。汉、唐以来，宫室之制浸广，堂上益远庭中，其上下乐节苟不相应，则繁乱而无序。况朝会之礼，起于西汉，则后世难以纯用三代之制。其堂上钟磬、庭中歌工与筝、筑之器，从旧仪便。”遂如太常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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