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尹源传_梦远书城

尹源传

　　尹源，字子渐，少博学强记，与弟洙皆以文学知名，洙议论明辨，果于有为。源自晦，不矜饰，有所发即过人。初以祖荫补三班借职，稍迁殿直。举进士，为奉礼郎，累迁太常博士，历知芮城、河阳、新郑三县，通判泾州。时知沧州刘涣坐专斩部卒，降知密州。源上书言：“涣为主将，部卒有罪不伏，笞辄呼万岁，涣斩之不为过。以此谪涣，臣恐边兵愈骄，轻视主将，所系非轻也。”涣遂获免。

　　尝作《唐说》及《叙兵》十篇上之。其《唐说》曰：

　　世言唐所以亡，由诸侯之强，此未极于理。夫弱唐者，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诸侯维之也。燕、赵、魏首乱唐制，专地而治，若古之建国，此诸侯之雄者，然皆恃唐为轻重。何则？假王命以相制则易而顺，唐虽病之，亦不得而外焉。故河北顺而听命，则天下为乱者不能遂其乱；河北不顺而变，则奸雄或附而起。德宗世，朱泚、李希烈始遂其僣而终败亡，田悦叛于前，武俊顺于后也。宪宗讨蜀、平夏、诛蔡、夷郓，兵连四方而乱不生，卒成中兴之功者，田氏禀命、王承宗归国也。武宗将讨刘稹之叛，先正三镇，绝其连衡之计，而王诛以成。如是二百年，奸臣逆子专国命者有之，夷将相者有之，而不敢窥神器，非力不足，畏诸侯之势也。

　　及广明之后，关东无复唐有，方镇相侵伐者，犹以王室为名。及梁祖举河南，刘仁恭轻战而败，罗氏内附，王镕请盟，于时河北之事去矣。梁人一举而代唐有国，诸侯莫能与之争，其势然也。向使以僖、昭之弱，乘巢、蔡之乱，而田承嗣守魏，王武俊、朱滔据燕、赵，强相均，地相属，其势宜莫敢先动，况非义举乎？如此虽梁祖之暴，不过取霸于一方耳，安能强禅天下？故唐之弱者，以河北之强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

　　或曰：“诸侯强则分天子之势，子何议之过乎？”曰：“秦、隋之势无分于诸侯，而亡速于唐，何如哉？”或曰：“唐之亡其由君失道乎？”曰：“君非失道，而才不至焉尔，其亡也，臣实主之。请极其说：唐太宗起艰难有天下，其用臣也，听其言而尽其才，故君臣相亲而至治安。以及后世，视太宗由兹而兴，虽其圣不及，而任臣纳谏之心一也。君有太宗之心，臣非太宗之臣，上听其下，或不能辨其奸，下惑其上，无所不至，所以败也。何哉？夫君一而臣众，大圣之君不相继而出，大奸之臣则世有之。大圣在上，则奸无所容，其臣莫不贤。苟君之才不能胜臣之奸，则虽有贤者不能进矣。如是，然未至于失道，犹失道也。明皇非不欲天下如贞观之治，而驭臣之才不能胜林甫之奸，于是有禄山之祸。德宗非不欲平暴乱、安四方，而君人之术不能胜卢杞之邪，于是有朱泚之变。以至于僖、昭，其心皆欲去乱而即治也，而才不逮于明皇、德宗，辅臣之奸邪或过于林甫、卢杞，求国不亡，安可得已！然迹其事，君岂有失道乎？于时天下非无贤，由君不能主听也。故至贤之主与夫失道之主，其兴其亡，皆自取之，此系乎君者也。中才之主，其臣正胜邪则治而安，邪胜正则乱而亡，此系乎臣者也。然则唐之亡非君之为，臣之为也。”

　　其《叙兵》曰：

　　唐杜牧当会昌中河朔用兵，尝为文数篇，上论历代军事利害，继以本朝制兵、用将之得失，下参以当时事机。牧，儒者，位不显，其术未尝试，然识者谓牧知兵，虽古名将不能过。今观牧所著，大要究极当世之务，不专狃古法，使时君可行而易为功，此其善也。

　　今兵之利钝所以与唐世异者，唐自中世以来，诸侯皆自募兵训练，出攻入守，上下一志，故讨淮西、青、冀、沧德、泽潞之叛，以至四征夷狄，大率假外兵以集事，朝廷所出神策禁军，不过为声援而已，故所至多有功。

　　今则不然，国家患前世藩镇之强，凡天下所募骁勇，一萃于京师。虽滨塞诸郡，大者籍兵不逾数千，每岁防秋，则戍以禁兵，将师任轻而势分，军事往往中御。愚谓此可以施于无事时，镇中国，服豪杰心，苟戎夷侵轶，未必能取胜也。何则？兵主于外则勇，主于内则骄，勇生于劳，骄生于逸。夫外兵所习尚皆疆埸战斗劳苦之事，死生之命制之于将，故勇，勇而使之战则多利；内兵居京师，日享安逸，加之以赏赉，未尝服甲胄、荷戈戟，不知将帅号令之严，故骄，骄而劳之则怨，以之战则多钝。

　　若唐之失，失于诸侯之不制，非失于外兵之强，故有骄将，罕闻有骄兵。今之失，失于将太轻，而外兵不足以应敌，内兵鲜得其用，故有骄兵，不闻有骄将。且唐之所失者势也，今之所失者制也。势也者。不得已也，制也者，可为而不为也。

　　然则为今之计当如何？曰：“稍革旧制，大募豪勇，益外兵之籍，俾足以战敌。以内兵为声势，重边将之任，使专一军之事，而不得连州郡之势，斯可以获近利而亡后害也。”

　　余文多不录。

　　赵元昊寇定川堡，葛怀敏发泾原兵救之，源是时通判庆州，遗怀敏书曰：“贼举国而来，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宜驻兵瓦亭，择利而后动。”怀敏不听，以败。范仲淹、韩琦荐其才，召试学士院。源素不喜赋，请以论易赋，主试者方以赋进，不悦其言，第其文下，除知怀州，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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