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纪事本末第六十八卷三案(5)

第六十八卷三案(5)

　　熹宗天启元年春二月，御史贾继春直陈具揭之实，奉旨切责。继春复上言：“臣初入班行，当移宫之后，祗因痛切先帝，急欲效忠皇上。及捧读圣谕，乃知天地之高厚，曲为保全。而小臣之狂愚，犹妄有规劝，谨备录原揭回话。”上以其疏中无“雉经”“入井”二语，着再回话。夏四月，吏部尚书周嘉谟及九卿科道会议，云：“继春席藁待罪，恳请优容。”仍下旨切责，落职永不叙用。

　　四年夏四月，大理寺少卿范济世请遵遗命，封李选侍为妃。下旨切责。先是，光宗青宫旧监王安强直不阿选侍，魏忠贤既矫杀之，乃尽反其所为。会杨涟上疏，发忠贤二十四罪，忠贤益愤。六月，遂矫上命，复议封选侍。礼臣林尧俞奏止之，不听，竟封李氏为康妃。

　　十二月，召还御史贾继春、徐景濂、王志道等。

　　夏允彝曰：庚申一月之内，连遭大丧，中外汹汹。杨涟率众排闼，见东宫即罗拜。选侍时在干清宫，以母礼自待，左光斗遽疏言干清宫非至尊不可居，持论自正。但中言“武氏之祸立见于今”，差亦过当。杨、左即拉阁臣揭请即日移宫，选侍颇觉皇遽。御史贾继春遂言先帝至孝，何至一妾一女不能遗庇，亦未可尽言其非。然宫之应移，自属定礼。杨、左不可居以为功，他人亦何可诋之为罪也。杨与贾互相讥讽，贾以杨必将与大珰共受封拜讥之，杨遂挂冠归。中旨切责，贾贾仓皇自辨，词颇哀。高弘图、张慎言出疏两解之，言至平旦确。乃贾终黜为民，而杨不久优擢至副院，则亦东林失平之事也。后遂以此杀杨、左，则冤弥甚，即贾亦心怜之。总之，东林操论，不失爱君，而太苛太激，使人难受。攻东林者，言风颠，言可灼无他意，移宫太亟，不失调停。卒以此罪诸贤，而加以一网，不大谬乎！

　　五年夏四月，给事中霍维华上言“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略曰：“选侍之请封也，请封妃也。妃之未封，而况于后！请之不得，而况于自后！不妃不后，而况于垂帘！臣谓宫不难移也，王安等故难之也。难移宫者，所以重选侍之罪，而张拥戴之功。神祖册立东宫稍迟，诸臣群起而争之。然笃爱震器，始终不渝。倘果如奸邪所称，废立巫蛊之谋，则九阍邃密，乃藉一风颠之张差，有是理乎？非神祖先帝慈孝无间，王之寀、陆大受同恶相济，开衅骨肉矣。神祖升遐，先帝哀毁，遽发夙疾，而悠悠之口，致疑于宫掖，岂臣子所忍言！孙慎行借题红丸，诬先帝为受鸩，加从哲以弒逆，邹元标、钟羽正从而和之。两人立名非真，晚节不振，委身门户，败坏生平。伏乞严谕纂修诸臣，以存信史。”已而《三朝要典》成，起乙卯止辛酉，魏忠贤矫宸翰斥之。

　　怀宗崇祯元年五月，侍讲倪元璐上言：“主挺击者，力护东宫，争挺击者，计安神祖。主红丸者，仗义之言；争红丸者，原情之论。主移宫者，弭变几先；争移宫者，持平事后。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也。未几而魏忠贤杀人则借三案，群小求富贵则借三案。故凡推慈归孝于先皇，正其颂德称功于义父，批根今日，则众正之党碑，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铁券。由此而观，三案者，天下之公议，《要典》者，魏氏之私书。以臣所见，惟毁之而已。假阉竖之权，役史臣之笔，亘古未闻，当毁一。未易代而有编年，不直书而加论断，当毁二。矫诬先帝，伪托宸篇，既不可比司马光《资治》之书，亦不得援宋神宗手序为例，当毁三。臣谓此书不毁，必有受其累者，则非主三案者之累，而争三案者之累，又纂修三案者之累也。争三案诸臣，品原三等，如崔呈秀、刘志选、李春煜等不足问矣。最上如黄克缵、贾继春、王业浩、高弘图、刘廷宣等，始处君子，而不必求同。既遇小人，而自能为异，本末炳然。然管、华之席未割，老、韩之传同编。数人高明之观，岂不引为坐涂之辱！若其次者，虽非尽有执持，要亦不皆濡染。而特以史氏抑扬之过，保不为后人翻驳之端。至于纂修词臣之在当日，更有难言者，丹铅未下，斧镬先悬。姜逢元阁笔一叹，朝闻夕逐。杨世英、吴士元、余煌等备极调维，其于忤珰诸疏，有匿其全文，有删其已甚，时传书成而狱又起，则有宁加丑诋之词，决不下一不道无将等字，以传会爰书。凡此苦心，亦多方矣。而事在见闻之外，未易可明。若复弹章一加，万节俱丧，此臣之所谓累也。愿敕部立将《要典》锓毁，一切妖言市语，如旧传点将之谣，新腾选佛之说，毋形奏牍，则廓然荡平。”上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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