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纪事本末第三十四卷河决之患(2)

第三十四卷河决之患(2)

　　武宗正德四年，河决曹、单趋沛，出飞云桥，命工部侍郎崔岩往治。岩发丁夫四万余人，塞垂成，涨溃。代以右侍郎李镗，四月弗成，盗起而罢。

　　七年秋九月，以右都御史刘恺总理河道。恺筑大堤，起魏家湾，亘八十余里，至双堌集，都御史赵璜又堤三十里续之，曹、单以宁。

　　世宗嘉靖七年春正月，凿新漕，不成。先是，河决曹、单、城武、阳家口、梁靖口、吴士举庄，冲鸡鸣台，沛北皆为巨浸。东溢逾漕，入昭阳湖，沙泥聚壅，运道大阻。刑部尚书胡世宁上言：“运道之塞，河流致之也。请先述治河之说。河自经汴以来，南分二道：其一出荥泽，经中牟、陈、颍，至寿州入淮；其一出祥符，经陈留、睢、亳，至怀远入淮。其东南一道，自归德、宿、虹出宿迁。其北分新旧五道：一自长垣、曹、郓出阳谷，一自曹州双河口出鱼台塌场，一自仪封出徐州小浮桥，一出沛县飞云桥，一出徐沛之间，境山之北溜沟。此六者皆入漕渠而南汇于淮，而今且湮塞矣。止存沛县一河，势合岸狭，不得不溢，所以丰、沛、徐州漫为巨浸，溢入沛北之昭阳，以致运道壅淤。然壅淤既久，势必复决。决而东南，有山限隔，其祸小。决而东北，前宋澶州之决，郡县数十皆灌，祸不可言矣。故今治河，当因故道而分其势也。其阳谷、鱼台二道，势近东北，不可复开。而汴西荥泽孙家渡至寿州一道，决宜常浚，以分上流之势。自汴东南，原出怀远、宿迁、小浮桥、溜沟四道，宜择其便利者，开浚一道，以分下流之势。或恐丰、沛漫流久而北徙，欲修城武以南废堤，至于沛县之北庙道口，以塞新决，而防其北流，此亦一计也。至于运道，臣与李承勋同行拟议，莫若于昭阳湖左，滕、沛、鱼台之中，地名独山、新安社诸处，别开一河，南接留城，北接沙口，阔五六丈，以通二舟之交；来冬冰结船止，更加浚阔，以为运道，此其上策也。”至是，河道都御史盛应期上言：“宜于昭阳湖左，别开新渠，北起姜家口，南至留城一百四十余里，以通漕舟。”其说与世宁合。工部尚书童瑞复议，从之。乃集民夫万人，分标开凿，已而其地居河上流，土皆沙淤，功弗就。应期日夜止宿水次，益卒数万治之，百姓滋怨，言者谓糜财用，劳民力，功必不可成。上怒，夺应期官，归田里，而新渠之议寝焉。以侍郎潘希曾往代，踰年，丰、沛、单三县堤成。

　　十三年，初，飞云桥之水，北徙鱼台、谷亭，舟行闸面，丰、沛以北，稍远水患。久之，复决赵皮寨，谷亭流绝，而庙道口复淤。议者欲引沁凿卫，置敖仓卫辉，由涡经汴达阳武，陆挽之，始由卫北运，言人人殊。时治河者工部侍郎刘天和，专修复故道，未几河忽自夏邑、太丘等集冲数隙，转东北流，经萧县出小浮桥，下济二洪，赵皮寨寻塞，盖河势南徙。

　　十九年，河决睢州野鸡冈，经涡入淮，二洪大涸。上命兵部左侍郎王以旗督理。以旗役丁夫七万，开李景高支河一道，引水出徐济洪，八月而成，粮运无阻，上悦，加以旗秩。寻复淤。是时河益南徙，颇便漕。然五河、蒙城、临淮诸州邑，凤、泗之北，祖陵在焉，议者以为忧。

　　三十一年秋八月，河决房村，至曲头集，凡决四处，淤四十余里，都御史曾钧役丁夫五万六千有奇，浚之，三阅月而成。三十七年，河北徙新集淤而为陆二百五十余里，视故道高三丈有奇，河分流弱，离为十一，河南、山东、徐、邳皆苦之。

　　四十四年秋七月，河尽北徙，决沛之飞云桥，横截逆流，东行踰漕，入昭阳湖，泛滥而东，平地水丈余，散漫徐促沙河至二洪，浩渺无际，而河变极矣。初，漕渠左视昭阳湖，其地沮洳，去河不数十里，识者危之。嘉靖初，盛应期督漕，议凿渠湖左以避河患，朝廷从之。鸠工未半，为异议所阻，至是漕湮，以吏部侍郎朱衡出督浚凿。衡与佥都御史潘季驯寻应期所开故道，以为运道之利，无逾于此，疏请凿之，开新河，自南阳达留城百四十一里，浚旧河自留城达境五十三里，役丁夫九万余，八阅月而成，而水始南趋秦沟。

　　穆宗隆庆元年春正月，开广秦沟以通运道。先是，河决沛县，议者请复故道，乃议新集、郭贯楼诸处上源。尚书朱衡言：“古之治河，惟欲避害，今之治河，兼欲资利，河流出境山之北，则闸河淤；出徐州之南，则二洪涸。惟出自境山至徐州小浮桥四十余里间，乃两利而无害。自黄河横流，碣山、郭贯楼支河皆已淤塞，改从华山，分为南北二支，南出秦沟，正在境山以南五里许，此诚运河之利也。惟北出沛，西及飞云桥，逆上鱼台，为患甚大。陛下不忍沛、鱼之民横罹昏垫，欲开故道，臣考之地形，参之舆论，其不可者有五：自新集至两河口，背平原高阜，无尺寸故道可因，郭贯楼至龙沟一带，颇有河形，又系新淤，无可驻足，其不可一也。河流由新集，则商、虞、夏邑受之，由郭贯楼，则萧、砀受之，今改复故道，则鱼、沛之祸复移萧、砀，其不可二也。黄河西注华山，势若建瓴，欲从中凿渠，挽水南向，必当筑坝，为力甚难，其不可三也。旷日持久，役夫三十万，骚动三省，其不可四也。工费数百万，司农告匮，其不可五也。臣以为上源之议可罢，惟广开秦沟，使下流通行，修筑长堤，以防奔溃。”上从之。乃凿旧渠深广之，引鲇鱼诸泉、薛沙诸河，注其中，灞三河口，疏旧河，筑马家桥堤，道之出飞云桥者使尽入秦沟。自留城至赤龙潭，又五十三里，凡为闸八，减水闸二十。为坝十有二，堤三万五千二百八十丈，石堤三十里。已而凿王家口导薛河入赤山湖，凿黄甫导沙河入独山湖，凡为支河八，旱则资以济漕，潦则泄之昭阳湖，运道尽通，是名夏镇河。工成，加衡太子少保，于是河专由秦沟入洪，而河南北诸支河悉并流秦沟。

　　三年秋七月，河水溢，自清河抵淮安城西，淤者三十余里。决方、信二坝出海，平地水深丈余，宝应湖堤崩坏，山东莒、郯诸处水溢，从沂河、直河入邳州，人民溺焉。

　　四年秋九月，河决邳州，自睢宁白浪浅至宿迁小河口，淤百八十里，溺死漕卒千人，失米二十余万石。总督河道侍郎翁大立言：“迩来黄河之患，不在河南、山东、丰、沛，而专在徐、邳，故欲先开泇河以远河势，开萧县河以杀河流者，正谓浮沙壅聚，河面增高，为异日虑耳！今秋水洊至，横溢为灾，臣以为权宜之计在弃故道而就新冲，经久之策在开泇河以避洪水。”疏下部。

　　五年河决双沟。先是，河涨徐州上下，茶城至吕、梁两厓、东山，不得下，又不得决；至是乃自双沟而下，北决油房、曹家、青羊诸口，南决关家、曲头集、马家浅、阎家、张摆渡、王家、房家、白粮浅诸口，凡十一，支流既散，干流遂微。乃淤自匙头湾八十里，而河变又极矣。赵孔昭、翁大立前后治之无功。议者欲弃干河，而行舟于曲头集、大枝间。冬初水落，则干已平沙，而枝复阻浅。又议弃黄河运，而胶河、泇河、海运纷沓莫可归一。于是即家起都御史潘季驯治之。

　　季驯之治水，惟求复故道而已。乃上言：“老河故道，自新集历赵家圈出小浮桥，安流无患。后因河南水患，别开一道，出小河口本河渐被沙浅。嘉靖间，河北徙，故道遂成陆地。臣奉命由夏镇历丰、沛，至崔家口；由崔家口历河南归德、虞城、夏邑、商丘诸县至新集，则见黄河大势，已直趋潘家口矣。父老言去此十余里，自丁家道口以下二百二十里，旧河形迹见在，可开。臣即自潘家口历丁家道口、马牧集、韩家道口、司家道口、牛黄堌、赵家圈，至萧县一带，皆有河形，中间淤平者四分之一，河底皆滂沙，见水即可冲刷。臣以为莫若修而复之。河之复，其利有五：从潘家口出小浮桥，则新集迤东，河道俱为平陆，曹、单、丰、沛永无昏垫，一利也。河身深广，每岁免泛溢之患，虞、夏、丰、沛得以安居，二利也。河从南行，去会通河甚远，闸渠无虞，三利也。来流既深，建瓴之势，导涤自易，则徐州以下，河身亦因而深刷，四利也。小浮桥来流既远，则秦沟可免复冲，而茶城永无淤塞之患，五利也。”既报可，乃役丁夫五万，开匙头湾，塞十一口，大疏八十里，故道渐复。已而以漕舟坏，季驯闲住。

　　六年春，河决邳州，运道阻。总河侍郎翁大立复议开泇河，以远其势。潘季驯言：“泇与黄河相首尾，今河南决淮、扬北，决丰、沛，漕渠不相属，泇处中，将焉用之？”已而以漕舟坏，季驯被劾归。给事中雒遵言治河有效，无如工部尚书朱衡者。乃诏衡与总河都御史万恭覆视，则泇口限岭阻石，竟报罢，而一意事徐、邳河。衡上言：“茶城以北，防黄河之决而入；茶城以南，防黄河之决而出。故自茶城至邳州、宿迁，高筑两堤，宿迁至清河，尽塞决口，盖防黄河之出，则正河必淤，昨岁徐、邳之患是也。自茶城、秦沟口至丰、沛、曹、单，以接缕水旧堤，盖防黄河之入，则正河必淤，往年曹、沛之患是也。二处告竣，沛县窑子头至秦沟口，应筑堤御之。”命万恭总理其事，役丁夫五万有奇，分工画地而筑之。

　　夏四月，两堤成。北堤起磨脐沟，迄邳州之直河；南堤起离林铺，迄宿迁之小河口。各延袤三百七十里，运艘束于河流，睢、邳之间可以稼，建铺立舍，设军民守之，如河南、山东黄河例。河乃安运道，嘉、隆之间，治河者以衡、恭、季驯为能。

　　神宗万历五年秋八月，河决崔镇，淮决高家堰，横流四溢，连年不治。诏复以潘季驯为右都御史总理河漕。时有议当疏海口者。季驯言：“海口不能以人力疏治，而可以水势冲决，计莫如筑高家堰塞崔镇东，河、淮正流，使并趋入海。”上可其奏。季驯为之三年，而高家堰成。一夕黄浦涸，得龙首以献，其大专车，时以比龙首渠云。

　　十五年冬十月，命工科给事中韦居敬相度黄河，议修治之策。时黄河漫流，自开封、封丘、偃师，及东明、长垣，多冲决，大学士申时行言失今不治，河将北徙上流，不下徐、淮，则运道可忧，故有是命。已而督河杨一魁议，因决济运，导沁入卫。居敬言：“卫辉城卑于河，恐一决有冲溃之患，沁水多沙，善淤，入漕未便，不如坚筑决口，开河身，加浚卫河，民得灌田，尤为完计。”上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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