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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绛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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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绛，字深之，赵郡赞皇人也。曾祖贞简。祖刚，官终宰邑。父元善，襄州录事参军。绛举进士，登宏辞科，授秘书省校书郎。秩满，补渭南尉。贞元末，拜监察御史。元和二年，以本官充翰林学士。未几，改尚书主客员外郎。逾年，转司勋员外郎。五年，迁本司郎中、知制诰。皆不离内职，孜孜以匡谏为己任。 宪宗即位，叛臣李锜阻兵于浙右。锜既诛，朝廷将辇其所没家财。绛上言曰：“李锜凶狡叛戾，僣侈诛求，刻剥六州之人，积成一道之苦。圣恩本以叛乱致讨，苏息一方。今辇运钱帛，播闻四海，非所谓式遏乱略，惠绥困穷。伏望天慈，并赐本道，代贫下户今年租税，则万姓欣戴，四海歌咏矣。”宪宗嘉之。 时中官吐突承璀自藩邸承恩宠，为神策护军中尉，乃于安国佛寺建立《圣政碑》，大兴功作，仍请翰林为其文。绛上言曰： 陛下布惟新之政，刬积习之弊，四海延颈，日望德音。今忽立《圣政碑》，示天下以不广。《易》称：大人者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执契垂拱，励精求理，岂可以文字而尽圣德，碑表而赞皇猷？若可叙述，是有分限，亏损盛德，岂谓敷扬至道哉？故自尧、舜、禹、汤、文、武，并无建碑之事。至秦始皇荒逸之君，烦酷之政，然后有罘、峄之碑，扬诛伐之功，纪巡幸之迹，适足为百王所笑，万代所讥。至今称为失道亡国之主，岂可拟议于此！陛下嗣高祖、太宗之业，举贞观、开元之政，思理不遑食，从谏如顺流；固可与尧、舜、禹、汤、文、武方驾而行，又安得追秦皇暴虐不经之事，而自损圣政？近者，阎巨源请立纪圣功碑，陛下详尽事宜，皆不允许。今忽令立此，与前事颇乖。况此碑既在安国寺，不得不叙载游观宗饰之事。述游观且乖理要，叙崇饰又匪政经，固非哲王所宜行也。其碑，伏乞圣恩特令寝罢。 宪宗深然之，其碑遂止。 绛后因浴堂北廊奏对，极论中官纵恣、方镇进献之事。宪宗怒，厉声曰：“卿所论奏，何太过耶？”绛前论不已，曰：“臣所谏论，于臣无利，是国家之利。陛下不以臣愚，使处腹心之地，岂可见事亏圣德，致损清时，而惜身不言？仰屋窃叹，是臣负陛下也。若不顾患祸，尽诚奏论，旁忤幸臣，上犯圣旨，以此获罪，是陛下负臣也。且臣与中官，素不相识，又无嫌隙，只是威福太盛，上损圣朝，臣所以不敢不论耳。使臣缄默，非社稷之福也。”宪宗见其诚切，改容慰喻之曰：“卿尽节于朕，人所难言者，卿悉言之，使朕闻所不闻，真忠正诚节之臣也。他日南面，亦须如此。”绛拜恩而退。遽宣宰臣，令与改官，乃授中书舍人，依前翰林学士。翌日，面赐金紫，帝亲为绛择良笏赐之。 前后朝臣裴武、柳公绰、白居易等，或为奸人所排陷，特加贬黜；绛每以密疏申论，皆获宽宥。及镇州节度使王士真死，朝廷将用兵讨除，绛深陈以为未可。绛既尽心匡益，帝每有询访，多协事机。六年，犹以中人之故，罢学士，守户产侍郎，判本司事。尝因次对，宪宗曰：“户部比有进献，至卿独无，何也？”绛曰：“将户部钱献入内藏，是用物以结私恩。”上耸然，益嘉其直。吐突承璀恩宠莫二，是岁，将用绛为宰相；前一日，出承璀为淮南监军。翌日，降制，以绛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列李吉甫便僻，善逢迎上意；绛梗直，多所规谏，故与吉甫不协。时议者以吉甫通于承璀，故绛尤恶之。绛性刚讦，每与吉甫争论，人多直绛。宪宗察绛忠正自立，故绛论奏，多所允从。 上尝谓绛曰：“卜筮之事，习者罕精，或中或否。近日风俗。，尤更崇尚，何也？”对曰：“臣闻古先哲王畏天命，示不敢专，邦有大事可疑者，故先谋于卿士庶人，次决于卜筮，俱协则行之。末俗浮伪，幸以徼福。正行虑危，邪谋觊安，迟疑昏惑，谓小数能决之。而愚夫愚妇，假时日鬼神者，欲利欺诈，参之见闻，用以刺射小近之事，神而异之。近者，风俗近巫，此诚弊俗。圣旨所及，实辨邪源。但存而不论，弊斯息矣。” 他日延英，上曰：“朕读《玄宗实录》，见开元致理，天宝兆乱。事出一朝，治乱相反，何也？”绛对曰： 臣闻理生于危心，乱生于肆志。玄宗自天后朝出居藩邸，尝莅官守，接时贤于外，知人事之艰难。临御之初，任姚崇、宋璟，二人皆忠鲠上才，动以致主为心。明皇乘思理之初，亦励精听纳，故当时名贤在位，左右前后，皆尚忠正。是以君臣交泰，内外宁谧。开元二十年以后，李林甫、杨国忠相继用事，专引柔佞之人，分居要剧，苟媚于上，不闻直言。嗜欲转炽，国用不足，奸臣说以兴利，武夫说以开边。天下骚动，奸盗乘隙，遂至两都覆败，四海沸腾，乘舆播迁，几至难复。盖小人启导，纵逸生骄之致也。至今兵宿两河，西疆削尽，甿户凋耗，府藏空虚，皆因天宝丧乱，以至于此。安危理乱，实系时主所行。陛下思广天聪，亲览国史，垂意精赜，鉴于化源，实天下幸甚。 上又曰：“凡人行事，常患不通于理，已然之失，追悔诚难。古人处此，复有道否？”绛对曰：“行事过差，圣哲皆所不免，故天子致诤臣以匡其失。故主心理于中，臣论正于外，制理于未乱，销患于未萌。主或过举，则谏以正之，故上下同体，犹手足之于心膂，交相为用，以致康宁。此亦常理，非难遵之事。但矜得护失，常情所蔽。古人贵改过不吝，从善如流，良为此也。臣等备位，无所发明，但陛下不废刍言，则端士贤臣，必当自效。”帝曰：“朕擢用卿等，所冀直言。各宜尽心无隐，以匡不逮。无以护失为虑也！” 其秋，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死，其子怀谏幼弱，军中立其大将田兴，使主军事，兴卒以六州之地归命。其经始营创，皆绛之谋也。 时教坊忽称密旨，取良家士女及衣冠别第妓人，京师嚣然。绛谓同列曰：“此事大亏损圣德，须有论谏。”或曰：“此嗜欲间事，自有谏官论列。”绛曰：“相公居常病谏官论事，此难事即推与谏官，可乎？”乃极言论奏。翌日延英，宪宗举手谓绛曰：“昨见卿状所论采择事，非卿尽忠于朕，何以及此？朕都不知向外事，此是教坊罪过，不谕朕意，以至于此。朕缘丹王已下四人，院中都无侍者，朕令于乐工中及闾里有情愿者，厚其钱帛，只取四人，四王各与一人。伊不会朕意，便如此生事。朕已令科罚，其所取人，并已放归。若非卿言，朕宁知此过？” 八年，封高邑县男。绛以足疾，拜章求免。九年，罢知政事，授礼部尚书。十年，检校户部尚书，出为华州刺史。未几，入为兵部尚书。丁母忧。十四年，检校吏部尚书，出为河中观察使。河中旧为节制，皇甫镈恶绛，只以观察命之。十五年，镈得罪，绛复为兵部尚书。 穆宗即位，改御史大夫。穆宗亟于畋游行幸，绛于延英切谏，帝不能用。绛以疾辞，复为兵部尚书。长庆元年，转吏部尚书。是岁，加检校尚书右仆射，判东都尚书省事，充东都留守。二年正月，检校本官、兖州刺史、兖海节度观察待使。三年，复为东都留守。四年，就加检校司空。 宝历初，入为尚书左仆射。二年九月，昭议节度使刘悟卒，遗表请以子从谏嗣袭，将吏诣阙论请。绛密奏请速除近泽潞四面将帅一人，以充节度；令倍程赴镇，使从谏未及拒命，新使已到，所谓“疾雷不及掩耳”。潞州军心，自有所系。从谏无位，何名主张。时宰相李逢吉、王守澄已受从谏赂，俱请以从谏留后，不能用绛言。 绛以直道进退，闻望倾于一时。然刚肠嫉恶，贤不肖太分，以此为非正之徒所忌。又尝与御史中丞王播相遇于道，播不为之避；绛奏论事体，敕命两省详议，咸以绛论奏是。李逢吉佑播恶绛，乃罢绛仆射，改授太子少师，分司东都。 文宗即位，征为太常卿。二年，检校司空，出为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三年冬，南蛮寇西蜀，诏征赴援。绛于本道募兵千人赴蜀；及中路，蛮军已退，所募皆还。兴元兵额素定，募卒悉令罢归。四年二月十日，绛晨兴视事，召募卒，以诏旨喻而遣之，仍给以廪麦，皆怏怏而退。监军使杨叔元贪财怙宠，怨绛不奉己，乃因募卒赏薄，众辞之际，以言激之，欲其为乱，以逞私憾。募卒因监军之言，怒气益甚，乃噪聚趋府，劫库兵以入使衙。绛方与宾僚会宴，不及设备。闻乱北走登陴，衙将王景延力战以御之。兵折矢穷，景延死。绛乃为乱兵所害，时年六十七。 绛初登陴，左右请绛缒城，可以避免，绛不从。乃并从事赵存约、薛齐俱死焉。 文宗闻奏震悼，下制曰：“朝有正人，时称令德，入参庙算，出总师干。方当宠任之臣，横罹不幸之酷。殄瘁兴叹，搢绅所同。故山南西道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兼兴元尹、御史大夫、上柱国、赵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李绛，神授聪明，天赋清直。抱仁义以希前哲，立标准以程后来。抑扬时情，坐致台辅。佐我烈祖，格于皇天。仗钺宣风，联居乐土。乘轩鸣玉，尝极清班。先声而物议皆归，不约而群情自许。汉中名部，俾遂便安。而变起不图，祸生无兆。歼良之恸，闻讣增伤。是极哀荣，用优典礼。三公正秩，品数甚崇，式表异恩，以摅沉痛。可赠司徒。仍令所司择日备礼册命。”赙布帛三千段、米粟二百硕。子璋、顼。 璋，登进士第。卢钧镇太原，辟为从事。大中末，入朝为监察，转侍御史。出刺两郡，终宣歙观察使。子德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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