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礼志_梦远书城

礼志(1)

　　夫人含天地阴阳之灵，有哀乐喜怒之情。乃圣垂范，以为民极，节其骄淫，以防其暴乱；崇高天地，虔敬鬼神，列尊卑之序，成夫妇之义，然后为国为家，可得而治也。《传》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若乃太一初分，燧人钻火，志有畅于恭俭，情不由乎玉帛，而酌玄流于春涧之右，焚封豕于秋林之外，亦无得而阙焉。轩顼依神，唐虞稽古，逮乎隆周，其文大备。或垂百官之范，置不刊之法；或礼经三百，威仪三千，皆所以弘宣天意，雕刻人理。叔代浇讹，王风陵谢，事睽光国，礼亦愆家。赵简子问太叔以揖让周旋之礼，对曰：“盖所谓仪而非礼也。”天经地义之道，自兹尤缺。哀公十一年，孔子自卫反鲁，迹三代之典，垂百王之训，时无明后，道噎不行。

　　若夫情尚分流，堤防之仁是弃；浇讹异术，洙泗之风斯泯。是以汉文罢再期之丧，中兴为一郊之祭，随时之义，不其然欤！而西京元鼎之辰，中兴永平之日，疏璧流而延冠带，启儒门而引诸生，两京之盛，于斯为美。及山鱼登俎，泽豕睽经，礼乐恒委，浮华相尚，而郊禋之制，纲纪或存。魏氏光宅，宪章斯美。王肃、高堂隆之徒，博通前载，三千条之礼，十七篇之学，各以旧文增损当世，岂所谓致君于尧舜之道焉。世属雕墙，时逢秕政，周因之典，务多违俗，而遗编残册，犹有可观者也。景初元年，营洛阳南委粟山以为圆丘，祀之日以始祖帝舜配，房俎生鱼，陶樽玄酒，非搢绅为之纲纪，其孰能兴于此者哉！

　　宣景戎旅，未遑伊制。太康平吴，九州共一，礼经咸至，乐器同归，于是齐鲁诸生，各携缃素。武皇帝亦初平寇乱，意先仪范。其吉礼也，则三茅不翦，日观停瑄；其凶礼也，则深衣布冠，降席撤膳。明乎一谦三益之义，而教化行焉。元皇中兴，事多权道，遗文旧典，不断如发。是以常侍戴邈诣阙上疏云：“方今天地更始，万物权舆，荡近世之流弊，创千龄之英范。是故双剑之节崇，而飞白之俗成；挟琴之容饰，而赴曲之和作。”其所以兴起礼文，劝帝身先之也。穆哀之后，王猷渐替，桓温居揆，政由己出，而有司或曜斯文，增晖执事，主威长谢，臣道专行。《记》曰，“苟无其位，不可以作礼乐”，岂斯之谓欤！

　　晋始则有荀顗、郑冲裁成国典，江左则有荀崧、刁协损益朝仪。《周官》五礼，吉凶军宾嘉，而吉礼之大，莫过祭祀，故《洪范》八政，三日祀。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于神明者也。汉兴，承秦灭学之后，制度多未能复古。历东、西京四百余年，故往往改变。魏氏承汉末大乱，旧章殄灭，命侍中王粲、尚书卫顗草创朝仪。及晋国建，文帝又命荀顗因魏代前事，撰为新礼，参考今古，更其节文，羊祜、任恺、庾峻、应贞并共刊定，成百六十五篇，奏之。太康初，尚书仆射朱整奏付尚书郎挚虞讨论之。虞表所宜损增曰：

　　臣典校故太尉顗所撰《五礼》，臣以为夫革命以垂统，帝王之美事也，隆礼以率教，邦国之大务也，是以臣前表礼事稽留，求速讫施行。又以《丧服》最多疑阙，宜见补定。又以今礼篇卷烦重，宜随类通合。事久不出，惧见寝嘿。

　　盖冠婚祭会诸吉礼，其制少变；至于《丧服》，世之要用，而特易失旨。故子张疑高宗谅阴三年，子思不听其子服出母，子游谓异父昆弟大功，而子夏谓之齐衰，及孔子没而门人疑于所服。此等皆明达习礼，仰读周典，俯师仲尼，渐渍圣训，讲肄积年，及遇丧事，尤尚若此，明丧礼易惑，不可不详也。况自此已来，篇章焚散，去圣弥远，丧制诡谬，固其宜矣。是以《丧服》一卷，卷不盈握，而争说纷然。三年之丧，郑云二十七月，王云二十五月。改葬之服，郑云服緦三月，王云葬讫而除。继母出嫁，郑云皆服，王云从乎继寄育乃为之服。无服之殇，郑云子生一月哭之一日，王云以哭之日易服之月。如此者甚众。《丧服》本文省略，必待注解事义乃彰；其传说差详，世称子夏所作。郑王祖《经》宗《传》，而各有异同，天下并疑，莫知所定，而顗直书古《经》文而已，尽除子夏《传》及先儒注说，其事不可得行。及其行事，故当还颁异说，一彼一此，非所以定制也。臣以为今宜参采《礼记》，略取《传》说，补其未备，一其殊义。可依准王景侯所撰《丧服变除》，使类统明正，以断疑争，然后制无二门，咸同所由。

　　又此礼当班于天下，不宜繁多。顗为百六十五篇，篇为一卷，合十五余万言，臣犹谓卷多文烦，类皆重出。案《尚书·尧典》祀山川之礼，惟于东岳备称牲币之数，陈所用之仪，其余则但曰“如初”。《周礼》祀天地五帝享先王，其事同者皆曰“亦如之”，文约而义举。今礼仪事同而名异者，辄别为篇，卷烦而不典。皆宜省文通事，随类合之，事有不同，乃列其异。如此，所减三分之一。

　　虞讨论新礼讫，以元康元年上之。所陈惟明堂五帝、二社六宗及吉凶王公制度，凡十五篇。有诏可其议。后虞与傅咸缵续其事，竟未成功。中原覆没，虞之《决疑注》，是其遗事也。逮于江左，仆射刁协、太常荀崧补缉旧文，光禄大夫蔡谟又踵修其事云。

　　魏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帝以配天，宗祀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于是时，二汉郊禋之制具存，魏所损益可知。四年八月，天子东巡，过繁昌，使执金吾臧霸行太尉事，以特牛祠受禅坛。景初元年十月乙卯，始营洛阳南委粟山为圜丘。诏曰：“昔汉氏之初，承秦灭学之后，采摭残缺，以备郊祀。自甘泉后土，雍宫五畤，神祗兆位，多不经见，并以兴废无常，一彼一此，四百余年，废无禘礼，古代之所更立者，遂有阙焉。曹氏世系，出自有虞氏。今祀圜丘以始祖帝舜配，号圜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祗，以武宣皇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皇皇帝天于圜丘，以始祖有虞帝舜配。自正始以后，终魏世不复郊祀。

　　魏元帝咸熙二年十二月甲子，使持节侍中太保郑冲、兼太尉司隶校尉李憙奉皇帝玺绶策书，禅位于晋。丙寅，武皇帝设坛场于南郊，柴燎告类于上帝，是时尚未有祖配。泰始二年正月，诏曰：“有司前奏郊祀权用魏礼，朕不虑改作之难，令便为永制，众议纷互，遂不时定，不得以时供飨神祗，配以祖考。日夕难企，贬食忘安，其便郊祀。”时群臣又议，五帝即天也，王气时异，故殊其号，虽名有五，其实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郊改五精之号，皆同称昊天上帝，各设一坐而已。地郊又除先后配祀。帝悉从之。二月丁丑，郊礼宣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是年十一月，有司又议奏，古者丘郊不异，宜并圆丘方丘于南北郊，更修立坛兆，其二至之祀合于二郊。帝又从之，一如宣帝所用王肃议也。是月庚寅冬至，帝亲祠圆丘于南郊。自是后，圆丘方泽不别立。

　　太康三年正月，帝亲郊祀，皇太子、皇子悉侍祠。十年十月，又诏曰：“《孝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而《周官》云‘祀天旅上帝’，又曰‘祀地旅四望’。望非地，则明堂上帝不得为天也。往者众议除明堂五帝位，考之礼文不正。且《诗序》曰‘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焉。宣帝以神武创业，既已配天，复以先帝配天，于义亦所不安。其复明堂及南郊五帝位。”愍帝都长安，未及立郊庙而败。

　　元帝渡江，太兴二年始议立郊祀仪。尚书令刁协、国子祭酒杜夷议，宜须旋都洛邑乃修之。司徒荀组据汉献帝都许即便立郊，自宜于此修奉。骠骑王导、仆射荀崧、太常华恒、中书侍郎庾亮皆同组议，事遂施行，立南郊于已地。其制度皆太常贺循所定，多依汉及晋初之仪。三月辛卯，帝亲郊祀，飨配之礼一依武帝始郊故事。是时尚未立北坛，地祗众神共在天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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