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谏言苏轼策题·诗谤_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台谏言苏轼策题·诗谤

　　元祐元年十二月壬寅，左司谏朱光庭言：“学士院试馆职策题云：‘欲师仁宗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至于媮，欲法神考之励精，而恐监司守臣不识其意，流人于刻。又称‘汉文宽大长者，不闻有怠废不举之病；宣帝总核名实，不闻有督察过甚之失。’臣以为仁宗之深仁厚德，如天之为大，汉文不足以过也。神考之雄才大略，如神之不测，宣帝不足以过也。后之为人臣者，惟盛扬其先烈，不当更置之议论也。今来学士院考试官不识大体，以仁祖难名之盛德、神考有为之善志，反以媮刻为议论，独称汉宣之全美，况谓仁祖、神考不足以师法，不忠莫大下焉。伏望圣慈察臣之言，物奋睿断，正考试官之罪，以戒人臣之不忠者。”策题，苏轼文也，诏特放罪。光庭又言：“轼罪不当放。”其言攻轼愈竣，且称轼尝骂司马光及程颐。轼闻而自辨曰：“臣切闻谏官言臣近所撰试馆职人策问，有涉讽议先朝之语。臣退伏思，臣之所谓偷刻者，专指今之有官有司及监司、守令不能奉行，恐致有此病，于二帝何与焉？至于前论周公、太公，后论文帝、宣帝，皆是为文引证之常，亦无比拟二帝之意。况此策问第一第二首，邓温伯之词；末篇乃臣所撰，三首皆臣亲书进入，蒙御笔用第三首。臣愚意岂逃圣鉴？若有毫发讽议先朝，则臣死有余罪。伏愿少回天日之照，使臣孤忠，不为众口所铄。”诏追回放罪指挥。或言朝廷谓光庭所言非是，将逐去之。御史中丞傅尧俞、侍御史王岩叟恐遂逐光庭，则所损益大，乃各上疏论轼不当置祖宗于议论之间，犹未显斥，其有讥讽意也。疏入，不报。殿中侍御史吕陶言：“苏轼所撰策题，盖设此问，以观其答，非谓仁宗不如汉文、神考不如汉宣帝也。朱光庭指以为非，亦太甚矣。今士大夫皆曰程颐与朱光庭有亲，而苏轼尝戏薄程颐，亦以光庭为程颐报怨，而屡攻苏轼。审如所闻，则光庭固已失之，而轼亦未为得也。且轼荐王巩为不知人，戏程颐为不慎言。举此二者罪之则当也，若指其策问为讥议二圣，欲深中之，以报亲友之私怨，诚亦过矣。”又言：“明堂降赦，臣僚称贺讫，两省官欲往奠司马光。是时程颐言曰：‘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岂可贺？’赦才了却，往吊丧，坐客有难之曰：‘孔子言哭则不歌，即不言歌则不哭。今已贺赦了却，当往吊丧，于礼无害。’苏轼遂戏程颐云：‘此乃枉死市叔孙通所制礼也上众皆大笑。结冤之端，盖自此始，轼非无过也。”

　　二年正月辛酉，傅尧俞、王岩叟相继上疏，论苏轼不当置祖宗于议论间，其意欲以救朱光庭也。既皆不报。是日，岩叟、尧俞又各上疏论之。乙丑，诏：“王岩叟、傅尧俞、朱光庭以苏轼撰试馆职策题不当，累有章疏。今看详得是非讥讽祖宗，只是论百官有司奉行有过，令执政召逐人面谕，更不须弹奏。”庚午，翰林学士苏轼言：“臣近以试馆职策问为台谏所言。臣所不敢深辨，盖以深辨而求去，是不欲去也。今者圣明已察其实，而臣四上章，四不允，非独朝廷知臣无罪可放，臣亦自知无罪可谢也。今言臣者不止三人，交章累上，不啻数十，而圣断确然，申明其无罪。德音一出，天下颂之，史册书之。臣自闻命以来，一食三叹，一夕九兴，身口相谋，未知死所。然臣所撰策问，似亦有罪。若不实言，是欺陛下也。臣昔于仁宗朝制科，举所进策论、所答圣问，大抵皆劝仁宗励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也。及事神宗，蒙召对访问，退而上书数万言，大抵皆劝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纳污，屈己以裕人也。臣区区不自度量，常欲希慕古贤可否相济，盖如此也。伏覩二帝临御以来，圣政日新，一出忠厚，大率多行仁宗故事，天下翕然衔戴恩德，固无可议者。臣私忧过计，常恐百官有司矫枉过直，或至于媮，而使神宗励精核实之政渐致隳坏，深虑数年之后，驭吏之法渐宽，理财之政渐疏，备边之计渐弛，则意外之忧，有不可胜言者。臣窃忧之，故辄用此意撰上件策问，实以讥讽今之朝廷及宰相、台谏之流，欲陛下览之，有以感动圣意，庶几兼行二帝忠厚励精之政也。台谏若以此言臣，朝廷若以此罪臣，则斧钺之诛，其甘如荠。今乃以为讥讽先朝，则亦疏而不近矣。愿因臣此言警策在位，天下幸甚！若以其狂妄不识忌讳，虽赐诛戮，死且不朽。”辛未，傅尧俞、王岩叟入对，论苏轼策题不当。尧俞既读札子，太皇太后曰：“此小事，不消得如此，且休。”对曰：“此虽数句言语，缘系朝廷大体，不是小事，须合理会。”又曰：“苏轼更不是讥讽祖宗。”对曰：“若是讥讽祖宗，则罪当死。臣等不止如此论列，既止是于思虑言词失轻重，有伤事体，亦合略有行遣云云。”岩叟因于袖取轼所撰策题，就帘前指陈。未终，帘中忽厉声曰：“更不须看文字也！”岩叟又进读札子，帘中极不以为然。尧俞曰：“如此，则是太皇太后主张苏轼。”又厉声曰：“太皇太后何故主张苏轼？又不是太皇太后亲戚也！”岩叟曰：“陛下不主张苏轼，必主张道理。愿于道理上断事。适蒙宣谕：言官有党。臣等不知有党无党，但只据事之是非论列，陛下亦只当看事理如何云云。”遂下至台中。尧俞与岩叟待罪，乃同奏曰：“臣等今月十八日奏事延和殿，蒙宣谕，谓臣等党附谏官朱光庭，弹奏翰林学士苏轼撰试馆职策题不当事。臣等误承厚恩，上辜任使，更不敢诣台供职，伏俟谴斥。自十九日，各家居。”已而却降出尧俞、岩叟札子付三省。己亥，三省进呈傅尧俞、王岩叟论苏轼札子。执政有欲降旨明言轼非者，太皇太后不听，因曰：“轼与尧俞、岩叟、光庭皆逐！”执政争以为不可。丙子，诏：“苏轼所撰策题即无讥讽祖宗之意，又缘自来官司试人，亦无将祖宗治体评议者。盖学士院失于检会，札与学士院令知。苏轼、傅尧俞、王岩叟、朱光庭各疾速依旧供职。”盖从右仆射吕公著之议也。同知枢密院范纯仁亦言：“苏轼止是临文偶失思虑，本非有罪。闻言者未已，盖此事或闻因小有言，恐致交相攻讦，流弊渐大。望圣慈深察，召来宣谕之意，只乞以朝廷本置谏官、盖为补朝廷阙失及奸邪害政，今人臣小过，本无邪心，谏官不须深论。若其引咎求去，则云朝廷不欲以小事去言官，尔等当共成朝廷之美，则必不敢更有他说。”

　　十二月壬寅，监察御史杨康国言：“臣昨于朝堂，见百官聚首，共议学士院撰到召试廖正一馆职策题，问王莽、曹操所以攘夺天下难易，莫不惊骇相视。其时臣未有言责，无缘上达，徒自震恐寒心而不忍闻也。此必无人为陛下言不可状，致朝廷尚稽窜责。臣今幸遇圣恩，擢置言路，岂敢畏避缄默，偷安窃禄，有孤陛下任使之意哉？”撰策题者，苏轼也。甲辰，监察御史赵挺之奏曰：“苏轼专务引纳，轻薄虚诞，有如市井俳优之人，以在门下，取其浮浅之甚者力加论荐。前日十科，乃荐王巩；其举自代，乃荐黄庭坚。二人轻薄无行，少有人比。王巩虽已斥逐补外，庭坚罪恶尤大，尚列史局。按：轼学术本出《战国策》苏秦、张仪从横揣摩之说，近试学士院廖正一馆职，乃以王莽、袁绍、董卓、曹操篡汉之术为问。此数人者，忠臣烈士之所切齿而不忍言，学士大夫之所忌讳而未常道。今二圣在上，轼代王言，专引莽、卓、袁、曹之事，及求所以篡国迟速之术，此何义也？考其设心，罪不可赦。使轼得志，将无所不为矣。”

　　三年正月丁卯，侍御史王觌奏：“苏轼去冬学士院试馆职策题，自谓借汉以喻今也。其借而喻今者，乃是王莽、曹操篡国之难易，缙绅见之，莫不惊骇。轼习为轻浮，贪好权利，不通先王性命道德之意，专慕战国纵横捭阖之术，此前日策题所以亏损国体而惊骇群听者，非偶然过失也。若使久在朝廷，则必立异妄作，以为进取之资；巧谋害物，以快喜怒之气。或未欲深罪轼，即宜迁与一郡，稍为轻浮躁竞之戒。”

　　三月辛未，苏轼言：“臣伏思念顷在登州召还，至备员中书舍人以前，从无人言，只从参议役法，及蒙擢为学士后，便为朱光庭、王岩叟、贾易、韩川、赵挺之等攻击不已，以至罗织语言，巧加酝酿，谓之诽谤。未入试院，先言任意取文，虽圣主知臣无罪，然窃自惟，盖缘臣赋性刚拙，议论不随，而宠禄过分，地势亲迫，故致纷纭，亦理之当然也。臣只欲坚乞一郡，则是孤负圣知，上违恩旨。欲默而不乞，则是与台谏为敌，不避其锋，势必不安。今既未许请郡，臣亦不敢远去左右，只乞解罢学士，除臣一京师闲慢差遣，如秘书监、国子祭酒之类，或乞只经筵供职，庶免众人侧目，可以少安。”

　　四月辛巳，轼对于内东门小殿。既奉旨，太皇太后忽宣谕轼曰：“官家在此。”轼曰：“适已起居矣。”太皇太后曰：“有一事要问内翰：前年任何官职？”轼曰：“汝州团练副使。”曰：“今为何官？”曰：“臣备员翰林，充学士。”曰：“何以致此？”曰：“遭遇陛下。”曰：“不关老身事。”轼曰：“必是出自官家。”曰：“亦不关官家事。”轼曰：“岂大臣荐论耶？”曰：“亦不关大臣事也。”轼曰：“臣虽无状，必不别有干请。”曰：“久待要学士知此事：神宗皇帝之意，当其饮食，而停筯看字，则内人必曰：‘此苏轼文字也。’皇帝忽时称曰：‘奇才！奇才！’但未及用学士而上仙耳。”轼哭失声，太皇太后与上左右皆泣，已而命坐赐茶，曰：“内翰直须尽心事官家，以报先帝知遇。”轼拜而出，撤金莲烛送归院。

　　十月已丑，翰林学士兼侍御苏轼言：“臣近以右臂不仁，两目昏暗，有失仪旷职之忧，坚乞一郡。伏蒙圣慈降诏不允，遣使存问，赐告养疾。恩礼之重，万死莫酬。然臣终未敢起就职事者，定亦有故。臣与故司马光虽贤愚不同，而交契最厚。光既大用，臣亦骤迁，在于人情，岂肯异论？但以光所建差役一事，臣实以为未便，不免力争。而台谏诸人希合光意，以求进用。及光既殁，则又妄意陛下以为主光之言，结党横身，以排异论，有言不便，约共攻之。其后又因刑部侍郎范百禄与门下侍郎韩维争议刑名，欲守神宗故事，不敢以疑法杀人。而谏官吕陶又论维专权用事。臣本蜀人，与此两人，实是知旧，因此韩氏之党一例疾臣，指为川党。御史赵挺之在元丰末通判德州，而著作郎黄庭坚方监本州德安镇。挺之希合提举官杨景棻意，欲于本镇行市易法，而庭坚以谓镇小民贫，不堪诛求。公文来往，士人传笑。后挺之以大臣荐召试馆职，臣实对众言：‘挺之聚敛小人，岂堪此选？’又挺之之妻父郭概为西蜀提刑时，本路提举官韩玠违法虐民，朝旨委概体量，而概附会隐庇。臣弟辙为谏官，劾奏其事。玠、概并行黜责。以此挺之疾臣，犹出死力。臣二年之中，四遭口语，发策草麻，皆谓之诽谤，未出省榜，先言其失士，以至臣所荐士，例加诬蔑，所言利害，不许相度。近日王觌言：胡宗愈指臣为党；孙觉言：丁隲云是臣亲家。臣与此两人有何干涉？而于意外巧搆曲成，以积臣罪，欲使臣挠推于十夫之手，而使陛下投杼三至之言。外廷之人，具晓此意。臣若不早去，必致倾危。伏望圣慈念臣为臣之不易，哀臣处此之至难，始终保全，措之不争之地，特赐指挥，检会前奏，早赐施行。”

　　四年三月丁亥，翰林学士苏轼为龙图阁学士、知杭州，从轼请也。既踰月，轼言：“臣近以臂疾，坚乞一郡。已蒙圣恩差知杭州，臣初不知其他，但谓朝廷哀怜衰疾，许从私便。及出朝参，乃闻班列中纷然指言：近日台官论奏臣罪状甚多，而陛下曲庇小臣，不肯降出，故许臣补外。臣平生愚拙，罪戾固多，至于非义之事，自保必无。只因任中书舍人日，行吕惠卿等告词，极数其凶慝，而弟辙为谏官，深论蔡确等奸回。确与惠卿之党布列中外，共仇疾臣。今日复因臣言郓州教授周穜以小臣而为大奸，故党人共死力，搆造言语，无所不至。使臣诚有之，朝廷何惜窜逐，以示至公？若其无之，臣亦安能以皎然之身，而受此暖昧之谤？伏望圣慈尽将台谏官章疏付有司，令尽理根治，依法施行。所贵天下晓然知臣有罪无罪，自有正法，不是陛下屈法庇臣，则虽死无所恨矣！”

　　四月癸卯，给事中赵君锡奏：“苏轼乞外任，遂除杭州，虽圣恩优渥，待轼不替，而中外之望，觖然解体。何者？轼之文追扳六经，蹈籍班、马，自成一家之言。国朝以来，惟杨亿、欧阳修数人而已。今轼飘然去国，则憸人奸党必谓朝廷稍厌直臣，奸臣且将乘隙，侵寻复进，实系消长之机。伏望收还轼所除新命，复留禁林，仍侍经幄，以成就太平之基。”

　　元祐六年正月丙戌，龙图阁学士、知杭州苏轼为吏部尚书。

　　二月癸巳，龙图阁直学士、吏部尚书苏轼为翰林学士承旨，而苏辙除尚书右丞。辙言：“臣幼与兄轼同受业，先臣薄祜早孤，凡臣之官学，皆兄所成就。今臣蒙恩，与闻国政，而兄轼亦召还，本除吏部尚书，复以臣故，改翰林承旨。臣之私意，尤不遑安。况兄轼文学政事皆出臣上，臣不敢远慕古人举不避亲，只乞寝臣新命，得与兄轼同备从官，竭力图报，亦未必无补也。”不听。

　　五月丁丑，龙图阁直学士、前知杭州苏轼言：“臣始缘衙前差役利害，与孙永、傅尧俞、韩维争议，因亦与司马光异论。光不以此怒臣，而台谏诸人逆探光意，遂与臣为仇。臣又责疾程颐之奸，未常假以色词，故颐之党人，无不侧目。自朝廷废黜大奸数人，而其余党，犹在要近，阴为之地，特未发耳。小臣周穜，乃敢上疏乞用王安石配飨，以尝试朝廷。料穜草芥之微，敢建此议，必有阴主其事者，是以上书逆折其奸锋，乞重赐行遣，以破小人之谋，因此党人尤加忿疾。其后又于经筵极论黄河不可回夺利害，且上疏争之，遂大失执政意。积此数事，恐别致祸患云云。伏望圣慈察臣至诚，特赐指挥执政检会累奏，只作亲嫌回避，早除一郡。若朝廷不以臣不才，犹欲驱使，或除一重难边郡，臣不敢辞避，报国之心，死而后已！”庚辰，翰林学士承旨苏轼兼侍读。

　　六月丙午，诏苏轼撰《上清储祥宫碑》。

　　八月己丑，侍御史贾易言：“谨按：尚书右丞苏辙云云。其兄既立异以背先帝，尚蒙恩宥，全其首领，聊从窜斥，以厌众心。轼不自省循，益加放傲。既先帝厌代，轼则作诗自庆，曰：‘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此身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书于扬州上方僧寺，自后播于四方。轼内不自安，则又增以别诗二首，撰诗板于彼，复倒其先后之句，题以‘元丰八年五月一日作’，而语诸人曰：‘我托人置田，书报已成，故作此诗。’且田极小事，而至‘野花啼鸟亦欣然’哉？又先帝山陵未毕，人臣泣血，号慕正剧，轼以买田而欣跃如此，其义安在？谓此生无事，以年逢大有，亦有何说乎？是可谓痛心疾首而莫之堪忍者也。后于策题，又形讥毁，言者固常论之。又作《吕大防左仆射制》，犹更悖慢，其词曰：‘民亦劳之，庶臻康靖之期。’识者闻之，为轼股慄。夫以熙宁、元丰之政，百官修职，庶事兴起。其间不幸兴利之臣希冀功赏，不无掊克，是乃治世之失，何至比于周厉王之时？《民劳》、《板》、《荡》之诗，刺其乱也。先朝行免役为良法，及陛下复行差役，轼则以免役为便民，至敢矫称先帝之意，欲用免役羡钱尽买天下负郭良田，以给役人。向使朝廷轻信而行之，则必召乱，赖言事者排其谬妄，圣明察见其倾邪，故斥其说而不用也。其在杭州，务以暴横立威，故决配税户颜章兄弟，皆无罪之人，今则渐蒙贷免矣。既而专为姑息，以邀小人之誉，兼设欺蔽，以窃忠荩之名。如累年灾伤不过一二分，轼则张大其言，以甚于熙宁七八年之患，比年饥馑疾疫，人之死亡者十有五六，岂有更甚于是者？又尝建言以兴修水利者，皆为虚妄无实。而自为奏请浚治西湖，乞赐度牒卖钱雇役，间亦不免科借居民什器、畚锸之类，虐使捍江厢卒筑为长堤，于湖中以事游观，于公私并无利害。监司畏忌，无敢触其锋者，况敢检按其不法耶？今既召还，则盛引贪利小人相与创言。圣眷隆厚，必求外补，非首相不可留也。原轼、辙之心，必欲兄弟专国事，纳蜀人分据要路，复聚群小，俾害忠良，不亦怀险诐、覆邦家之渐乎？伏望圣慈鉴观用人得失，所系轻重，赫然发于睿断，特行斥免，天下幸甚！”辛卯，宰臣、执政于延和殿帘前具言易疏前后异同之语，退复具奏，言易不惟摇动朝廷政事，阴以中群怨之愤。乃诏与易外任，后旨以本官知寿州。

　　壬辰，诏翰林学士承旨兼侍读苏轼为龙图阁学士、知颍州。先是，御史中丞赵君锡言：“先帝上仙，轼作诗，台章乞正典刑。”侍御史贾易相继言之，易与轼皆得外补。君锡又言：“臣昨论苏轼于先帝上仙之初，作诗喜幸，乞正典刑。及贾易劾轼之罪，不可使之补外。事体至大，并未蒙施行。臣伏以前日蔡确之事，坐不言与救解，自宰臣以下，罢黜者凡八人，是朝廷深责臣子之背公死党，使天下明知无礼于君者，不可不急击而去之也。今贾易愤轼之负恩怀怨，首先弹劾，而言才出口，反蒙贬逐，岂非与前日行事大相违戾乎？盖蔡确无礼于太皇太后，与轼无礼先帝，其罪一也。确则流窜遐荒，轼则一切不问。太皇太后不行此事，将何以教天下之为母者？皇帝不行此事，将何以教天下之为子者？有臣怀悖逆之心，形容于言词如此，而朝廷不能亟正其罪，将何以教天下之为臣者？伏望二圣质以近事，早赐睿断，以解释天下之非议。”后数日，轼人见，言：“臣弟辙与臣言，赵君赐、贾易言臣于元丰八年五月一日题诗扬州僧寺，有欣幸先帝上仙之意。臣今省忆此诗，自有因依，合具述陈。臣于是岁三月六日，在南京闻先帝遗诏，举哀挂服了当，迤逦往常州。自是新经大变，臣子之心，孰不忧惧？至五月初间，因往扬州竹西寺，见百姓父老十数人，相与道旁语笑。其间一人以两手加额，云：‘见说好个少年官家。’其言虽鄙俗不典，然臣实喜闻百姓讴歌吾君之子出于至诚。又是时臣初归耕常州，盖将老焉。而淮浙间所在丰熟，因作诗云：‘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盖喜闻此语，故切记之于诗，书之当途僧舍壁上。若稍有不善之意，岂敢复书壁上，以示人乎？又其时去先帝上仙已及两月，决非‘山寺归来始闻’之语。事理明白，无人不知。而君锡等辄挟私情，公然诬罔。伏乞付外施行，稍正国法，所贵今后臣子不为仇人无故加以恶逆之罪。”从之。

　　轼于八月初八日始上此章，是日即以题诗事令轼具析。君锡亦以是日罢中丞，今并附初四日。

　　甲午，侍御史贾易出知寿州，以犯祖名，改庐州。乙末，御史中丞赵君锡为天章阁待制、吏部侍郎。先是，右正言姚勔论君锡本无风节，偶至从班，昵近少年，追遊戚里。昨除中宪，内外骇闻。及领职以来，雷同低昂，无所建明。称秦观才美，既极荐论，及属官有言，施行陈首，取舍反覆，贻笑多士。谏议大夫郑雍论君锡倾邪柔佞，风节不立，供职之初，即言百僚见执政官谒禁，盖向来宰相欲求自便，故设此禁。君锡观望言此，朝廷目为赶客中丞，在台中惟持两可。昨朝廷方用臣言按王巩不检事，君锡素与巩杯酒相从，独不言巩，仍诣船别之。望断自宸衷窜逐，以警在位。又论贾易，以为君锡弱易强。君锡荐秦观，既除正字，易弹秦观无行，不可以污文馆。君锡即自劾，盖出于易劫持也。易初论苏轼题诗怨谤，君锡亦相继论轼。太皇太后不悦，谕三省曰：“君锡全无执守。”乃诏君锡复为吏部侍郎。及三省进呈，太皇太后曰：“君锡非有罪，但无执守耳。”吕大防曰：“诚如圣谕。大抵贾易强，君锡弱，为所劫制也。”它日，枢密院奏事已，韩忠彦问赵君锡：“贾易罢，不知因依，岂非为言苏轼否？”太皇太后曰：“是也。辄将题诗事诬轼。先帝三月上仙，轼五月题诗，猥云轼别有意。似此，使人何可当也。目前事不言，却寻许多时事言，显是捃拾。初，贾易言相次，君锡被贾易使之，亦言轼，幸无事，乃似此生事。”忠彦曰：“君锡素无执持，臣从旧识之，大抵不能违人情耳。”王岩叟进曰：“君锡虽无执持，然亦非助恶之人。”又曰：“闻贾易昨来除命出圣意？”太皇太后曰：“初不因人荐。”岩叟曰：“此人有风望。”忠彦曰：“陛下亦必是闻此擢用，乃误陛下任使。”岩叟又曰：“贾易除侍御史日，中外翕然称当。及来，闻京师百司官望而畏之。台谏官虽得如此有风望者，今罢去，士论甚以为惜。进退人太速，亦人主所当慎。愿陛下留意，别除丞、杂，犹所当慎。”太皇太后曰：“极当慎也，须求老成。”忠彦曰：“宜择忠厚者。”岩叟曰：“求得中道者用之，乃善。”己亥，诏朝散郎贾易改知宣州，御史中丞赵君锡为天章阁待制、知郑州。

　　七年三月。初，颐在经筵，归其门者甚众，而轼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党、川党之论。二党虽道不同，而互相排毁（详见《程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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