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宗朝议减兵数杂类_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英宗朝议减兵数杂类

　　熙宁元年六月丙寅，命司马光、滕甫同看详裁减国用制度，仍取庆历二年数，比见今支费有不同者开析以闻。光登对，言：“国用所以不足者，在于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此五者，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减。若但欲如庆历二年裁减制度比见今支费数，此止当下三司供析。其同与不同，立可尽见，不必更差官置局。”上因问五者利害，光具悉以对，上深开纳。明日，即罢裁减局，但下三司供析而已。

　　十二月己亥朔，诏京东武卫四十二指挥并分隶河北都总管司，六指挥隶大名府路，三十六指挥分隶定州、高阳关两路，分番往戍。先是，此军本备河北戍守，近岁分屯诸路。朝廷将减缘边土兵，以省三司馈饷，故有是诏。

　　二年正月乙酉，枢密院进呈减住营尚多，而驱策之方犹少。但如种古之徒，已不获自尽矣。

　　十月戊戌，上问节财如何，王安石对以减兵最急。上曰：“比庆历数，已甚减矣。惟别有措置乃可耳。”安石曰：“精训练募兵，而鼓舞三路百姓习兵，则兵可省。”先是，陈升之建议：“卫兵年四十以上稍不中程者，量减请受。”从之。淮南吕公弼上言以为：“既使之去本土，又减其常廪，于人情未安。且事体甚大，难遂行也。”于是上问升之：“退军事，当时曾与密院众商量否？今却皆争论以为难，此乃是合退作剩员优假之故。别立等，有何所伤？”公弼言：“臣不比它人立事取名，恐误陛下事。若二十万众皆变，为之奈何？”升之具论祖宗旧法。曾公亮曰：“为之当有渐。”王安石亦云。上曰：“但执政协心，不扇动人情，自无事。”安石曰：“公弼来陛下处言，止是临事而惧，固无所害。若退以语众，乃为扇摇人情。”上曰：“柴世宗如何得兵精？”安石曰：“亦只是简汰。然柴世宗精神之运，威令之加，有在事外者，乃能济事，而无侮败。”龙图阁直学士陈荐言：“大臣建退军之议，损禁兵月廪，使就食江淮。禁兵在京师，祖宗之制，所以重内轻外，其来已久。人情既安习，一旦辇徙，去国客食，卒伍众多，非所以安之也。宜如旧。”上从之，卒罢退军议。

　　闰十一月，上问府兵之制，曰：“府兵与租庸调法相须。”安石曰：“今上番者，即以衣粮给之，则无贫富，皆可入卫出戍。虽未有租庸调法，亦可为也。但义勇不须刺手背，刺何补于制御之实？今既良民为之，当以义礼奖养。刺手背但使其不乐，而实无补也。又择其乡闾豪杰为之将校，量加奖拔，则人自悦服。今募兵宿卫，乃有积官至刺史、防团者。移此与彼，固无不可。陛下审择近臣，使皆有政事之才，则他时可比数，且祖宗朝，北鄙无警，即便罢兵。今既讲和而屯兵至多，徒耗钱帛。”文彦博曰：“自古皆募营兵，遇事息即罢。汉文帝以恭俭，故至武帝时府库充实，然因用兵，卒致公私匮乏。”上曰：“文、景恭俭，岂是庶事不为以致富盛？盖能立制度，所以有成效也。如仁宗朝，何尝横有费用？止缘众人妄耗物力，府库遂空。”韩绛曰：“朝廷须修法度，爱惜财帛，乃能休息生灵。一人独俭，未足成化。”陈升之曰：“已议暗消本路特兵，于京东招补，亦将有序，不数年可见效矣。”吕公弼曰：“缘边之兵，不可多减，若遇大阅，人数全少，北人观之非便。”彦博曰：“自有遣戍兵，不至阙事也。”上曰：“卿等可详议以闻。”

　　九月乙亥，上谓陈升之、王安石曰：“今赋入非不多，只是用度无节，如何节用？”升之、安石皆言兵及宗室之费。上曰：“朕尝问王存以兵费，乃言：‘臣不曾讲兵书。’”因问安石如何省兵。安石曰：“陛下今欲省兵，当择边州人付以一州，令各自精练，仍鼓舞其州民，使各习，则兵可省。前日陛下所召种古等数人，臣略与语，似亦皆可付一州。臣因与言：‘古今边州有兵五千处，若止拣留三千，仍以二千人衣粮之费令以鼓舞，所留兵及州民使习兵战，则可以战守否？’古乃言：‘若果然止得二千人兵，亦可矣。’”上言太祖付边将事，安石曰：“今有可胜太祖时：并边民户日蕃息，所恃不尽，在募兵而已。若募兵令边将得自拣择训练，如太祖时，则尤易以待敌。”上言：“五代时，方镇皆豪杰，所以能自守一方，不须朝廷之助。”安石曰：“五代时方镇岂皆豪杰？如罗洪信，乃是众人求主不得，大呼于众：‘谁能为节度使者？’洪信出应募，遂立以为帅。然亦能独保一镇者，以其任事得自专故也。今朝廷待边将拘制之法，令将此等军。今募兵出于无赖之人，尚可为军厢主，则近臣以上，岂可不及此辈？此乃先王成法，社稷之长计也。”上极以为然。

　　十二月乙亥，上论及边兵已不足以守，虽费衣粮，然又不可减。王安石曰：“今若更减，即诚无以待缓急；不减，则费用无有巳时。若不能治兵稍复古制，则中国决无富强之理。”上因言：“义勇可使分为四蕃出戍。”吕公弼曰：“须先省得募兵，乃可议此。”安石曰：“计每岁募兵所死亡之数，乃以义勇补之可也。”上问：“唐都关中，府兵多在关中，则为强本。今都关东而府兵盛，则京师更不足待外方。”安石曰：“府兵处处可为，又可令入衙。”公弼与韩绛皆以入卫为难。文彦博曰：“曹、濮人专为盗贼，岂宜使入卫？”安石曰：“曹、濮人岂可应募诸班诸军者？应募皆暴猾无赖之人，尚亦以为虞。义勇皆良民，又以有物力户为将校，岂可却以为虞？”陈升之欲令义勇以渐戍近州，安石曰：“药不暝，眩疾不瘳。陛下若欲变数百年募兵之弊，则宜果断，详立法制，令本末备具。不然，无补也。”上以为须豫立定条法，不要宣布，以渐推行可也。枢密退，安石白上曰：“陛下以为柴世宗能辟土疆、服天下者何也？”上曰：“莫是能果断否？”安石曰：“柴世宗能使兵威复振，非但高平之战能斩樊爱能而已。天下盗贼杀人亡命，日募以为禁军，史臣以为当时孤子寡妇见雠仇而不敢校，后悔之莫有贷者。臣谓史官不足以知世宗，世宗非悔也。方中国兵弱，以为非募此等人，不足以胜诸僭伪之国。及所募已足，则法不可久弛，故不复贷其死。此乃定计数于前，必事成功于后，岂以为失策而更悔也？世宗募盗贼杀人亡命者以为禁卫不以为虞者，诚有帝王威略故也。今当平世，发义勇入卫，有爵赏之劝、禄赐之利，而乃更忧其为变，恐非笃论。盖今人习见募兵，而不见民兵之事久，故一闻此议，则不能无骇。然募兵之法不变，乃实有可忧。”

　　此据《日录》，乃二年十二月十三日。朱本系三年十二月。

　　兵部上陕西、河北、河东义勇数：陕西路二十六郡，旧籍十五万三千四百，益以环庆、延州保毅弓箭手三千八百，总十五万六千八百，为指挥三百二十一；河北三十三郡，旧籍十八万九千二百，今籍十八万六千四百，为指挥四百三十；而河东二十郡，自庆历后，总七万七千，为指挥一百五十九。凡三路义勇之兵，总四十二万余三千五百人。河东、陕西弓箭手数：河东七郡旧籍七千五百，今籍七千；陕西十郡并寨户旧籍四万六千三百，惟秦凤有寨户，陕西无户籍数。其后义勇浸消，悉联以为保甲云。

　　联为保甲，在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此并据《兵志》第三卷熙宁二年事增入。

　　二年三月壬辰朔，枢密副使韩绛与文彦博、吕公弼争议拣退禁军。彦博、公弼极言其不便，上命且依旧制。是日，绛亦称疾在告。是月，诏并龙猛八指挥为六。旧三百五十八为额，自康定、庆历以来，诸军间有并废，至熙宁初大整军额，有就而合者，如龙卫三十九指挥并为二十；有以全部付隶者：宣威并入威猛、广捷，而宣威废罢。契丹直拨入神骑，而契丹直废罢。有并营而增额：加宣武二十指挥四百人额并为十二指挥，五百人为额。有就而易名者：如骁猛四指挥，以第四一指挥改充骁雄，存三指挥。自是部伍整肃，无有名存而实阙者。

　　七月丙申，王安石进呈蔡挺乞以义勇为五番教阅事。上因论及民兵，安石曰：“募兵未可全罢，民兵可渐复。虽府界亦可为。至于广南，尤不可缓。今中国募禁军往戍多死，此害于仁政。陛下诚罢军职，以所得官十二三鼓舞百姓豪杰，使趋为民兵，则事甚易成。”上患密院不肯措置义勇。安石曰：“陛下诚欲行，则孰能御之？此在陛下也。”因为上言：“国之大政，任兵、农。”上曰：“先措置得兵乃及农，缘治农事须财。兵不省，即无由足。”安石曰：“农事亦不可在兵事之后。前代兴王知不废农事，乃能并天下。兴农事启不费国财，但因民所利而利之，则亦因民财力而用也。”泾、渭、仪、原四州义勇万五千人，旧制戍守，经略使蔡挺始令遇上番，依诸军结阵队分隶诸将，选艺精者迁补，给官马、月廪、时帛，郊赏与正兵同，遂与正兵相参战守。时土兵有阙，诏募三千人。挺奏以：“义勇点刺累年，虽训练以时，而未施于征防。意可以案府兵遗法，俾之番戍，无补所阙土兵。”诏复问以措置远近、分番之法，挺即条上，以四州义勇分五番，番三千人。防秋以八月十五日上，十月罢；防春以正月十五日上，三月罢。周而复始之。募土兵，岁减粮八万石、料钱六千余缗、春冬衣万五千疋、绵三万七千两。诏从之，行之诸路。

　　十二月壬申，诏枢密使文彦博等对资政殿。彦博等出上在京开封府界及京东等路禁军数，上亦自内出治平中兵数相参照，顾问久之，遂诏殿前司虎翼除水军一指挥外，存

　　六十指挥，各以五百人为额，总计三万四百人在京。增广义勇五指挥，共二千人；开封府界定六万三千人，在京东五万一千二百人，两浙四千人，江东三千二百人，江西六千八百人，湖南八千三百人，湖北万二千人，福建四千五百人，广南东、西各千二百人，川、峡三路共四千四百人为额。在京其余指挥，并河东、陕西、京西、淮南路，前已拨并；其河北以人数尚多，须后议之。

　　四年三月癸丑，上论农兵事，欲行宋道之策，召人免税充弓箭手事。文彦博以为决不可行。安石曰：“恐可行，但亦不须如此，诚以利害驱民训习，则何必用宋道之策？”上欲择人判兵部如司农，安石曰：“京诸司固足以提天下之纲要，非特兵部也。”上曰：“兵部最所急故也。”安石曰：“诚如此。”

　　陈瓘论曰：“安石曰：民可以利驱，使趋为兵。安石此语，亦欲变募兵宿卫法故也。”

　　宋道，河南人，时为都官郎中、同提举三门白波辇运。尝应诏言五事，其五曰增置沿边弓箭手以省戍兵。又尝言请仿古民兵之法，籍边丁，蠲其税，无废县官，而习山川之便，乃得战士二十万。事多施行云。

　　七月，诏拣诸路兵半分，年四十五以下胜甲者并为大分，五十以上愿为民者听之。旧制，兵至六十一始免，犹不即许也。至是，免为民者甚众。

　　十二月丙寅，枢密院言：“诸路厢车名额猥多，自骑射至牢城，其名凡二百二十三。其间因事募人，团立新额，或因工作、榷酤、水陆送运、通道山险桥梁、邮传马牧、堤防堰埭，若此者，事存而名未可废。及剩员、府牢城，皆待有罪配隶之人，壮城专治城隍，不给他役，别为一军，而教阅厢军亦自为额。请以诸路不教阅厢军并为一额，余从省废。其移并如禁军法。”奏可。遂下诸路转运司，以州大小高下为序，始自某州为第一指挥，差次至某州，凡为若干指挥，每指挥无过五百人。河北曰崇胜，河东曰雄猛，陕西曰保宁，京东曰奉化，京西曰劲武，淮南曰宁淮，两浙曰崇节，江南曰效勇，荆湖曰宣节，福建曰保节，广南曰清化，川峡四路曰克宁。总天下厢兵马步指挥凡八百四十，其为兵凡二十二万七千六百二十七人，而府界及诸司或因事募兵之额不与焉。

　　五年正月。先是，曾孝宽为王安石言：“有军士深诋朝廷，尤以移并营房为不便。或言今连阴如此，正是造反时。”安石具以白上。文彦博曰：“近日朝廷更张，人情汹汹非一。”安石曰：“朝廷事合更张，岂可因循？如并营事，亦合如此，此辈乃敢纷纷，公肆诋毁，诚无忌惮。至言欲造反，恐须深察！”吴充曰：“并营事已久，人习熟，何缘有此？近来惟保甲事，人情不安。”上言太祖善御兵，又言斩川班事。安石曰：“五代兵骄。太祖若所见与常人同，则因循姑息，终不能成大业。惟能勇，故能帖服此辈，大有所为。然恃募兵以为国，终非所以安宗庙社稷。”上曰：“如庆卒柔远之变，赖属户乃能定。然则募兵，岂可专恃？”上欲得诋毁军士主名，枢密院请责殿前马步三帅，安石请委皇城司，上曰：“不如付之开封府。”乃令安石召元绛至安石第谕意。

　　林希《野史》云：初，司马光贻书王安石，阙下争传之。安石患之。凡传其书，往往阴中以事。民间又伪为光一书，诋安石尤甚，其辞鄙俚。上闻之，谓左右曰：“此决非光所为。”安石盛怒曰：“此由光好传私书以买名，故致流俗亦效之，使新法沮格，异论纷然，皆光倡之。”即付狱穷治其所从得者，乃皇城使沈惟恭客孙杞所为。惟恭居常告杞以时事，又语尝涉乘舆，戏令杞为此书，以资笑谑。惟恭流海岛，杞弃市，以深禁民间私议己者。其后探伺者分布都下。又明年，曾孝宽以修起居注侍上，因言民间往往有怨语，不可不禁。安石乃使皇城司遣人密伺于道，有语言戏笑及时事者皆付狱。上度其本非邪谋，多宽释之。保甲民有为匿名书揭于木杪，言今不聊生，当速求自全之计，期诉于朝。安石大怒，乃出钱五百千以捕为书者。既而村民有偶语者曰：“农事方兴而驱我阅武，非斩王相，我辈不得休息。”逻者得之付狱，安石意为匿名书者必此人也，使锻炼成狱。民不胜榜掠，而终不伏。法官以诟骂大臣，坐徒三年。上笑曰：“村民无知，止令杖臀十七而已。”开封推官叶温叟在府不及一岁，凡治窃议时事及诟骂王安石者三十余狱。林希所云，须细考之。七月已亥、闰七月癸酉皆有匿名书事，当并考之。四年三月己酉，孝宽乞立赏捕扇惑保甲人，与此相关云。

　　七月壬寅，诏步军司床子弩雄武五指挥九百三十九人拨并为两指挥，飞山雄武指挥一千二百人亦拨并为两指挥，每指挥并以五百人为额，仍契勘在京见今诸军已来拨并数目以闻。

　　六年三月癸亥，上谓王安石曰：“宿卫亲事官有击指挥使伤首者，而主名未立。宿

　　卫法不可以不急变革。”安石曰：“臣固尝论此，此固易变，但要措置有方。”

　　陈瓘论曰：安石欲变宿卫之法，先于经义创立新说，然后造为神考圣训，谓当急变其法。盖托于先训，则可以为圣王遵行；文以经术，则可以禁士大夫之窃议。二者行于前，三卫作于后，渐危根本，忠义寒心。人皆独罪于一京，安知谋发于私史？若非陛下守艺祖之宏规，循累朝之成宪，使彼二书之说以叙行之，今日不知其如何矣！

　　十月甲戌，并龙卫三十九指挥为二十指挥。庚寅，上曰：“裁并军营，凡省军员四千余人，此十万军之资也。若训练既精，人得其用，不惟胜敌，兼亦省财。”王安石等曰：“累岁以来，陛下选用使臣，专令训练。间御便殿，躬亲试阅。赏罚既明，士卒知劝。观其技艺之精，一人可敌数夫，此实国家安危所系也。”安石又言：“并营练卒事既有效，凡此皆无害于人，而不道者乃妄相扇动。”上曰：“须渐定去之。”安石曰：“今已帖息矣。”

　　八年三月乙卯，阅诸军转员，三日止。旧制，捧日都虞候四人，至是五人，而马军都指挥使但阙骁骑一人，以捧日一人补骁骑军主，余四人如故，则以次军分皆不得迁。乃补四人者，并为马步军副都军头。又以龙卫、拱圣、骁骑、武骑、宁朔、神骑旧百三十一指挥，后省五十指挥，而兼管马军。指挥使以下已补八十一指挥正额外，数犹有余，乃于所省指挥内未移并者四十三指挥，且置下名指挥使、副使各一人、军使三人，以次第迁。

　　元丰二年六月，诏捧日、龙卫、鈯直、左射指挥均拨人捧日、龙卫诸指挥更不补人。其四指挥请受钱帛等，委群牧司；粮草委提点仓场司封桩。

　　八年三月，凡禁军之最亲近者执事殿陛，宿卫官省扈从乘舆，号诸班直。非诸班直，隶于御前忠佐军头司、皇城司、骐骥院，余军皆以守京师，备征戍。其出戍边或诸州更戍者，谓之屯驻；非戊诸州而隶于总管司者，谓之驻泊；非屯驻、驻泊而以籴贱留便廪给，谓之就粮；诸司募者曰役兵；诸州募者曰本城厢兵；教阅者为教阅厢兵；蕃人内附纠合其人而用之者曰蕃兵；什伍其民而教之武事曰民兵。熙宁、元丰之间，兵制大备矣。

　　此《兵志》首篇新叙，今掇取附见。

　　凡禁军，奉钱千为上军，五百以上为中军，以下为下军。其赏罚迁叙视此为等。其政令掌于枢密院，岁以秋月校其艺能而赏劝之。熙宁之籍天下禁军凡五十六万八千六百八十八人，元丰之籍六十一万二千二百四十三人。初，上即位，总治平之兵一百十六万一千，而禁军步、骑六十六万三千，校庆历之籍减几十万，开宝增至七十万二千。上患兵冗，邦用不继，始议销并，及亲制选练修饰武备之法甚众。一日，顾谓辅臣曰：“前世为乱者，皆无赖不逞之人。艺祖平定天下，悉招聚之，刺以为兵，连营以居，什伍相制。节以军法，厚禄其长，使自爱重。付以生杀。寓威于阶级之间，使不得动。既无敢为非，因取其力以卫养良民，俾各安田里，所以太平之业定而无叛民，自古未有及此者。艺祖养兵止二十二万余，诸道十余万。使京师之兵民以制诸道，而无外乱；合诸道之兵足以当京师，则无内变。内外相制，无偏重之患。天下承平百有余年，盖本于此。”初，上欲省兵，王安石对曰：“拣练募兵，而鼓舞三路之民习兵，则兵可省。”其后遂什伍畿甸之民以为保甲，诸路亦以次推行。元丰中，义勇、保甲遂上番，以代禁卫，其巡检、县尉司所省募兵数万。诏阙额弗补者，会其财费储之，专以待武备之用。自后民兵数遂逾募兵，而国用纾。又议欲择民之材武者，若唐府兵，蕃以上备宿卫。事虽未行，然其规模宏远矣。

　　此《兵志》首篇所云，今附见，须详考存兵数也。国朝以备战卫为禁军，以给徒役为厢军，各隶其州之本城内，总于侍卫司，而尚书兵部掌其政令。因事立名者，各隶于其部。又以厢军教阅者，始号厢禁军，后皆以为下禁军。其给始于诸司者，亦各以其事役属焉。熙宁三年，诏以禁军分五都法检治厢军。其后禁军或降剩员，或升阶以备厢军。诸路力役之事广，则间诏增募。而京西转运司所募，多至三万人。陕西减额五千人，亦至三万人。河朔流民寓京东者，如旧制募士教阅，以为忠果二十指挥，分隶河北总管。以除道恤饥、河北及熙河路修城垒，河北所募五千人，熙河亦三个人。修京城，以废马监兵置广固、保忠凡十指挥，亦五千人。湖南徭人平，戎、泸军兴，化河转漕，又皆增置。大抵熙宁、元丰之间，厢军之数，视祖宗时盖众矣。自五代后，凡国之役皆调于民，故民以劳弊。宋有天下，悉役厢军，凡役非工徒营缮，民无与焉，故天下民力完固，承平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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