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朝外郡寇贼_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仁宗朝外郡寇贼

　　庆历三年五月癸巳，京东安抚使司言：本路捉贼虎翼卒王伦等杀沂州巡检使、御前忠佐朱进以叛。遣东头供奉官李沔、左班殿直曹元喆、韩周往捕系之。

　　六月癸丑，知谏院欧阳修言：“今沂州军直王伦所过楚、泰等州，连骑扬旗，如履无人之境，而巡检、县尉返赴贼召，其衣甲、器械皆束手而归之。假如王伦周游江海之上，南掠闽、广而断大岭，西入巴、峡而窥两蜀，杀官吏，据城邑，谁为捍御者？此可谓腹心之大忧。为今计者，必先峻法令，法令峻则人知所畏，自趋击贼。请自今贼所经州县，夺衣甲官吏并追官勒停，巡检、县尉仍除名。且如知州，本号郡将，都监、监押专领兵在城，若贼入而不能捕，知州亦勒停，都监、监押仍除名。若贼发而朝廷别差捕获，其本界巡检、县尉仍坐全火不不获之罪。贼多于所领兵士弓手者差减之。县尉比多新进少年，皆不能捉贼，虚陷罪罚，宜下流内铨别议选择之格，重赏罚以诱之。自来所差巡检下兵士不肯捉贼，又多为州县之患。欲请先选能捉贼使臣，令其自募兵卒，不拘厢、禁军。欲指名抽射者亦听。凡都监、监押、巡检因贼除名者，仍勒从军自效，俟破贼日，则许叙之。”诏送枢密院施行。

　　甲子，右正言余靖言：“朝廷所以威制天下者，执赏罚之柄也。今天下至大，而官吏弛事，细民聚而力盗，贼不能禁止者，盖赏罚不行也。若非大设堤防，以矫前弊，则臣忧国家之患不在外裔，而起于封邑之内矣。南京者，天子之别都也，贼入城斩关；而入解州、池州之贼不过十人，公然入城劫掠人户；邓州之贼不满二十人，而数年不能获。又清平军贼入城，失主泣告，而军使反闭门不肯出。所闻如此，而官吏皆未尝重有责罚。欲望盗贼衰息，何由可得？今京东贼大者五七十人，小者三二十人；桂阳监贼仅二百人；建昌军贼四百余人，处处蜂起，而巡检、县尉未知处以何罪？当职大臣尚规规守常，不立法禁，深可为国家忧。且以常情言之，若与贼斗，动有死亡之忧，避不击贼，止于罚铜及罚俸。谁惜数觔之铜，以冒死伤之患哉？乞朝廷严为督责捕贼赏罚，及立被贼劫赀、亡失器甲、除名追官之法。”从之。

　　七月乙亥，江淮制置发运司言：捕杀军贼王伦于和州。伦初起沂州，欲寇青州，不得入，遂转掠淮南，所向莫敢当。京东安抚使陈执中遣都巡检傅永吉追之，制置发运使徐的督诸道兵合击。伦至历阳，兵败被杀，历阳县丁壮张矩等得其首级，的具以闻。

　　八月辛亥，赏捕杀王伦之功，和州通判、都官员外郎李熙古等迁擢有差。谏官欧阳修言：“自和州奏破王伦之后，更不讲求御贼之策。”又曰：“上下已有偷安之意，殊不知前贼虽灭，后贼更多。”又曰：“臣近曾求对便殿，伏蒙陛下语及贼事，忧形于色。及退，见宰辅闲暇从容天下之事，深可忧矣。今建昌、桂阳贼数不少，想其为害，必甚王伦。”辛酉，诏：“陕西比有贼张海、郭邈山，群行剽劫，州县不能制。其令左班殿直曹元喆、张宏、三班借职黎遂领禁兵往捕之。”

　　九月，群盗张海等方炽。庚午，以监察御史蔡禀为京西安抚，往督捕之。诏诸路转运使、提点刑狱及诸州长吏举所部兵马都监及监临场务使臣有材勇堪任巡检者以名闻。若捕贼有功，不次迁擢之。丁丑，群盗晨入金州，劫府库兵仗，散钱帛与其党及贫民。知州、比部员外郎王茂先将兵二十四人御之，既不敌，遂走城外，群盗恣行掠夺，日暮乃出城去。茂先具以闻。枢密副使富弼言：“臣前日曾具札子，奏乞于京西路择要害数州屯聚兵马，以为诸处声援，此最急务，宜速施行。臣又思京西诸州长吏皆非其人，如襄、邓、唐、汝、光、随、均、房、金、商、安、郢等十余州，尽是贼盗。见今往来之处，长吏尤须得人。伏乞先选转运两人，径令往彼体量诸州长吏，不才及赃滥老病者急罢之，令于辖下通判或知县中保举人权充知州，如不足，则朝廷下审官院选差人填补。知州得人，则就令选部内知县、县令。昔前汉宣帝时，渤海群盗起，帝选能治之者，丞相举龚遂，至郡，盗贼悉平。后汉安帝时，朝歌县盗贼屯聚，连年未获，乃以虞诩为朝歌长，贼遂骇散。此是两汉时，一郡一县有贼，只得龚遂、虞诩两人为守、宰，自然破灭之验也。今且以襄、邓十余州论之，其知州、知县、县令皆庸谬懦怯寻常之人，盗贼所到，如入无人之境。巡检、县尉又一一不堪使，贼不猖狂自恣，复何为哉？”又曰：“臣所乞选差京西之转运、知州、知县不可稽缓，盖扰攘之际，全藉有才谋转运使往来按察经营，又藉逐处知州、知县谨守城池，安集百姓，及设方略驱除寇盗，其余有朝廷意所不到、指挥不及者，其良守宰必自能就便处置，不至失事。州县既各得一人，又得要郡所屯之兵掎角救应，则盗贼不难擒捕矣。”欧阳修言：“昨自军贼王伦败后，曾极言论列，恐相次盗贼渐多，乞朝廷早为备御。凡为国家忧盗贼者，非独臣一人，前后献言者甚众。为大臣者又无擘画，果致近日诸处盗贼纵横。自淮南新遭王伦之变，今京以西州县又遭张海、郭邈山等劫掠焚烧。桂阳监昨奏蛮贼数百人，夔峡、荆湖各奏蛮贼皆数百人，解州又奏见有未获贼十数人，滑州又闻强贼三十余人烧劫沙弥镇，许州又闻有贼三四十人劫椹涧镇，此臣所闻目下盗起之处如此纵横也。”又曰：“今见在贼已如此，后来贼必更多。若不早图，恐贻后悔。臣计方今御盗者不过四事，一曰州郡置兵为备，二曰选捕盗之官，三曰明赏罚之法，四曰去冗官用良吏，以抚疲民，使不起为盗。此四者，大臣所忽，以为常谈者也。然臣视今朝廷于此四者，未有一事合宜。伏望圣慈严勅两府大臣，问其舍此四事别有可为，苟无他术，则此四者宜可施行。”

　　十月丙申，诏利州路转运司如闻群盗入金州劫居民，其令梁、洋二州出兵邀击之。枢密院言：“诸路知州带提举兵甲盗贼处，若素无材力及弛慢昏耄者，请择两省以上或尝历转运使、提点刑狱官代之，仍令体量所属都监、巡检、县尉等不任事者，以名闻。”从之。知光化军韩纲性苛急，不能拊循士卒，戊戌，军士邵兴率众盗库兵欲杀纲，纲踰城逃，载其家小舟，沿汉而下，官吏亦皆逃去。兴等遂焚掠居民，劫其指挥使李美及军士三百余人趣蜀道。李美老不能行，自缢死。

　　十一月。初，光化军贼邵兴帅其党趣蜀道，遇华、商、虢等州提举捉贼上官珙，杀之，又败兴元府兵于饶风岭。本府军校赵明以众降，乃自州北循山而西，捉贼使臣陈曙领兵追击，兴于壻水及其党皆就擒。壬午，诏并凌迟处斩。

　　《韩琦家传》云：琦遣秦州将官王子方邀杀。今不取。

　　韩琦既至陕西，属岁大饥，群盗啸聚，商、虢之郊，张海、郭邈山、党君子、范三、李宗者为之渠，率众相合，涉西京界，劫掠州县，环绕虢州庐氏之东、洛阳长水之西，胁从者仅千余人。继而光化军宣毅叛卒五百余人，邵兴为之长，至商於滾口，众已千余人，与上官珙战，珙死之，余军以失主将，悉溃散于蓝田，藏匿山谷间。邵兴又距百里揭榜，招诱本州铸钱监兵约二千人，皆鄜延、泾原失陷主将正军及鼎、澧、岳、鄂累作过配隶籍中者。商、虢、蓝田驰急报于延、雍，而帅臣未有所处。琦寻遣属官乘传往商於料简钱监役兵，其旧系缘边禁军，即令却归元配州军，仍隶籍，鼎、澧、鄂、岳州壮健役兵，并押赴陕府，填龙猛、龙骑壮勇阙额。邵兴诱致之谋遂不得行。又遣内侍黄琮、范迁赍宣抚司榜收集上官珙下散军，谕以免罪归所属，仍召谢云行等将沿边土兵入山捕张海等。邵兴以无援，窜入兴、洋界被杀；张海等相继歼衂，擒捕余党殆尽，关辅遂安堵矣。

　　四年二月壬寅，以东头供奉官陈曙等迁职有差，赏诛贼之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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