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朝议陕西池盐法_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仁宗朝议陕西池盐法

　　天圣八年八月丙戌，诏翰林学士盛度、御史中丞王随与三司详定陕西两池盐法。

　　十月，陕西解州、安邑两池，岁为盐百五十二万六千四百二十九石五十斤。以席计，为六十五万五千一百二十席，席百六十斤。初以给京师，及西京、南京、京东之兖、郓、曹、济、濮、单、广济，京西之滑、郑、颍、陈、汝、许、孟，陕西之河中、陕、解、虢、庆、成，河东之晋、绛、慈、隰，淮南之宿、亳，河北之怀、濮、卫及澶州诸县之在河南者，总府、州、军二十八，皆官役乡户衙前及民夫，谓之贴头。水陆漕运，禁人私鬻。京西之襄、邓、蔡、随、唐、金、商、房、均、郢、光化、信阳、陕西之京兆、凤翔、同、华、耀、乾、泾、原、邠、宁、仪、渭、鄜、坊、丹、延、环、庆、秦、陇、阶、成、保安、镇戎，及澶州诸县之在河北者，总府、州、军三十七，听商贾贩鬻，官收其算。并边秦、延、环、庆、渭、源、保安、镇戎、德顺九州军，又募人入中刍粟偿以盐。凡通商州军在西京者为南盐，在陕西者为西盐。若禁盐池，则为东盐。各有经界，防其越逸。而三京、二十八州军官自辇盐。百姓困于转输，颇受其弊。有上书言县官榷盐得利微而为害博，两池积盐为阜，其上生木合抱，数莫可校。欲通商平估以售，少宽百姓之力。乃诏盛度、王随议更制度。随与权三司使胡则画通商五利上之曰：“方禁商时，官伐木造船，以给辇运，而兵民罢劳，不堪其命。今无复其弊，一利也。始之以陆运，既差贴头，又役车户。贫民惧役，连岁逋逃。今悉罢之，二利也。又舟运河流有沉溺之患，纲吏侵盗，杂以泥沙、硝石，其味苦恶，疾生重腿。今皆得食真盐，三利也。国之钱币请之货泉，盖欲使之流通。而富室大家多藏镪不出，故民用益蹙。今得商人六十余万，颇助经费，四利也。岁减盐官、兵卒、畦夫、佣作之给，五利也。”丙申，诏曰：“池盐之利，民食所资。申命近臣，详立宽制，特弛烦禁，以惠黎元。其罢三京、二十八州军榷法，听商贾人钱若金银。京师榷货务受盐两池。（此据本志）或云：上书者，王景也。景尝言池盐之利，唐氏以来，几半天下之赋。太宗时令严峻，民不敢私煮炼，官盐大售。真宗务缓刑罚，宽聚敛，私盐益多，官课日亏。景时为选人，始建通商之策。大臣咸言其不便，太后力欲行之，谓大臣曰：“闻外间多苦盐恶，信否？”对曰：“惟御膳及宫中盐善尔，外间皆食土盐。”太后曰：“不然。御膳亦多土，不可食。”或议通商何如，大臣皆以为如是则县官必多所耗。太后曰：“虽弃数千万亦可，耗之何害？”大臣亦不敢复言，故命盛度等与三司详定利害，卒行景策。诏下，蒲、解之民皆作感恩斋（此据司马光《记闻》）。自是，虽商贾流行，而岁课之入官者耗矣。

　　明道元年十二月庚申，命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李谘、翰林学士盛度、侍读学士王随同议解盐法。天圣八年，始听解盐通商。行之一年，岁入视天圣七年损缗钱十五万，明年更损九万，其后岁益耗，故令谘等议之。随、度皆初以通商为便者也。

　　景祐元年二月丁未，诏随、度各与一子宫，以尝详定解池盐法也。度自言：“放行解盐三年，收利种盐二百七十五万八千六百余斤。乞更钤辖两池，广谋种造，务令大段增剩。”故赏及之。

　　庆历二年正月。自元昊反，聚兵西鄙，并边入中刍粟者寡。县官急于兵食，且军兴，用度调发不足，因听入中刍粟予券，趋京师榷货务受钱若金银，入中他货予券，偿以池盐。由是羽毛、筋力、胶漆、铁炭、瓦木之类，一切以盐易之。猾商贪人，乘时射利，与官吏表里为奸，至入椽木二，估钱千，给盐一大席。大席为盐二百三十斤。虚费池盐，不可胜计，盐直益贱，贩者不行，公私无利。朝廷知其弊，戊午，用三司使姚仲孙请，以度支判官、刑部员外郎、秘阁校理范宗杰为制置解盐使，往经度之。始诏复京师榷法，宗杰请凡商人以虚估受券及已受盐未鬻者，皆计直输亏官钱。内地州军民间盐，悉收市入官，为置场，增价而出之。复禁永兴、华、耀、河中、陕、虢、解、晋、绛、庆、成十一州商贾，官自辇运，以衙前主之。又禁商盐私入蜀，置折博务于永兴、凤翔，听人入钱，若蜀货易盐趋蜀中以售。诏皆用其说。

　　四年二月乙未，命知汝州、太常博士范祥乘传与陕西都转运使程戡同议解盐法，从三司请也。庆历二年，既用范宗杰说，复京师榷法，久之，东南盐池悉复榷，量民资厚薄，役令挽车转致诸郡，道路糜耗，役人竭产不能偿，往往弃甽亩、舍妻子，亡匿东盐。

　　凡通商州军在京西者为南盐，在陕西者为西盐。若筑盐池，则为东盐。

　　则盛置卒徒车运，抵河而舟，寒暑往来，未常暂息，关内骚然。所得盐利，不足以佐县官之急。并边务诱人入中，刍粟皆为虚估，腾踊至数倍，岁费京师钱币不可胜数，帑藏益虚。详本关中人，熟其利害，尝以谓两池之利甚博，而不能少助边计者，公私侵渔之害也。傥一变法，可岁支度支缗钱数百万。乃画策而献。是时韩琦为枢密副使，与知制诰田况皆请用祥策，故有是命。

　　本志云：会祥以丧去。按：祥明年三月壬午，乃自知华州除提单坑冶铸钱。其以丧去，实在此后。行状亦云，本志误也。八年十月，乃复用祥。当时祥与戡议不合，故以祥知华州。明年三月，除提举坑治铸钱，始遭父丧去尔。

　　八年十月丁亥，屯田员外郎范祥提点陕西路刑狱，兼制置解盐。祥先请变两池盐法，诏祥乘传陕西，与都转运使共议，时庆历四年也。已而议不合，祥寻亦遭丧去。及是，祥申前议，故有是命，使自推行之。其法旧禁盐池，一切通商盐入蜀者，亦恣不问；罢并边九州军入中刍粟，第令入实钱，以盐偿之，视入钱州军远近及所指东南盐，第优其估东南盐，又听入钱永兴、凤翔、河中，岁课入钱总为盐三十七万五千大席，授以要券，即池验券，按数而出，尽弛兵民辇运之役。又以延、环、渭、原、保安、镇戎、德顺地近乌白池，奸人私以青盐入塞，侵利乱法，乃募人入中池盐，与券，优其直，还以池盐，偿以所入盐，官自出鬻，禁人私售。峻青盐之禁，并边旧令入中铁炭、瓦木之类，皆重为法以绝之。其先以虚估受券及已受盐未鬻者，悉计直使输亏官钱。又令三京及河中、河阳、陕、虢、解、晋、绛、濮、庆、成、广济官仍鬻盐，须商贾流通乃止，以所入缗钱市并边九州刍粟，悉留榷货务，钱币以实中都。行之数年，猾商贪贾无所侥幸，关中之民得安其业，公私以为便云（已上并据《食货志》）。

　　皇祐元年十月壬戌，遣户部副使、工部员外郎包拯与陕西转运使议盐法。始范祥议改盐法，论者争言其不便，朝廷独以为可用，委祥推行之，于是侍御史知杂事何郯言：“风闻改法以来，商旅为官盐长价，获利既薄，少有算请。陕西一路，即自己亏损课利百余万贯，其余诸路，比旧来亦皆顿减。卖盐见钱，甚妨交用，兼陕西民间官盐价高，多以卖私盐事败，刑禁颇繁，官私俱不为经久，何以施行？缘事有百利，如可议变，变不如前，即宜仍旧。况陕西调用，多仰两池岁课。今如此亏损向去，必甚匮乏，未免于朝廷乞支金帛。今改更日月未久，为害犹浅，速宜讲求，以救其弊。欲望朝廷指挥，选择明干臣僚一员往陕西，令与本路转运使并范祥面议利害，如新法必不可行，即乞一切且令复旧，免致匮乏调用，寝久为害。”拯既受命，即言：“臣前任陕西转运使，备知盐法。自庆历二年范宗杰建请禁榷之后，差役兵逃亡死损，公人破荡家业，比比皆是，嗟怨之声，盈于道路。前后臣僚累言不便，乞复旧法通商，以救关中凋弊，有司执奏，议终不行。昨因范祥再有起请，兼叶清臣曾知永兴军，见其为患之甚，遂乞依祥擘划，复用通商旧法，令商人于沿边入纳见钱收籴军储，免虚抬贵价。入中斛斗，于榷货务大支官钱，兼宽诸般差扰劳役，此乃于国有利，于民无害，理甚灼然。但以变法之初，豪商猾吏悉所不乐，而议者沿其岁入课利稍亏于前，横有沮议，乞复旧法。旧法诚善，复之无疑，但恐为害寝深尔。且法虽暴得数万缗，而民力日困矣。久而不胜其弊，不免随而更张，是先有小利而终为大害也。若计其通商，虽一二年间课利少亏，渐而行之，必复其旧，又免民力日困，则久而不胜其利，是有小害而终成大利也。且国家富有天下，当以恤民为本。今虽财用微窘，亦当持经久之利，岂忍争岁入数十万缗，不能更延一二年，以责成效？信取横议，不惟今数有改易，无信于下，而又欲复从前弊法，俾关中生灵，何以措其手足？臣细详范祥前后所奏，事理颇甚明白，但于转运司微有所损，以致异同耳。臣固非惮往来劳费，妄有臆说，实亦为国家惜其事体，不欲徇一时之小利，而致将来之大患也。”及拯至陕西，益主祥所变法，但请商人入钱及延、环等八州军鬻盐，皆量损其直，即入盐八州军者，增直以售。又言：“三京及河中等处官仍鬻盐，自今请禁止。”而三司以谓京师商贾罕至，则盐直踊贵，请得公私并贸，余则禁止。皆听之。

　　沈括《笔谈》云：陕西颗盐，旧法官自搬运，置务拘卖。兵部员外郎范祥始为钞法，令商人就官边郡，入钱四贯八百售一钞，至解池，请盐二百斤，任其私卖，得钱以实塞下，省数十郡搬运之劳。异日辇车牛驴，以盐役死者岁以万计，冒禁抵罪者不可胜数，至是悉免行之。既又盐价有低昂，又于京师置都盐院，陕西转运司自遣官主之。京师食盐斤不足三十五钱，则敛而不发，以长下价。过四十则大发库盐，以压商利，使盐价有常而钞法有定数。行之数年，至今以为利。

　　三年冬十月己卯朔，诏三司解盐听通商，候二年，较其增损以闻。初，包拯自陕西还，力主范祥所建通商法。朝廷既从之，已而判磨勘司李微之言不便，乃下其事三司，驿召范样，令与微之及两制共议，而议者皆以祥为是，故有是诏。

　　皇祐四年十二月己亥，度支员外郎范祥为陕西转运副使，仍赐其金紫服以宠之。

　　嘉祐三年七月壬辰，复以度支员外郎范祥制置解盐，从三司使张方平及御史中丞包拯之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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