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议乐·皇祐再定_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仁宗议乐·皇祐再定

　　皇祐二年十一月乙酉，召太子中舍致仕胡瑗赴太乐所，同定钟、磬制度。先是，祭明堂，上亲阅大乐，而言者以为缚钟、特磬大小与古制度未合。诏令改作。而太常言瑗素晓音律，故召之。

　　瑗本传云：并召阮逸。阮逸此时实教授睦亲宅，当考。《会要》九月五日诏：鎛钟、特磬未协音律，令邓保信、阮逸、卢昭序同太常寺检详典礼，别行铸造。《实录》无此。

　　三年二月己丑，诏徐、宿、泗、耀、江、郑、淮阳七州军采磬石，仍令诸路转运司访民间有藏古尺律者上之。

　　十二月，益州乡贡进士房庶为试校书郎。庶，成都人。宋祁尝上书，著《乐书补亡》二卷。田况自蜀还，亦言其知音。既召赴阙，庶自言：“尝得古本《汉书》，云‘度起于黄钟之长，以子谷黍中者，一黍之起，积一千二百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今文脱‘之起积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来，累黍为尺以制律，是律生于尺，尺非起于黄钟也。且《汉志》‘一为一分’者，盖九十分之一。后儒说以一黍为一分，其法非是，当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实管中，黍尽得九十分为黄钟之长，九寸加一以为尺，则律定矣。”祠部员外部、直秘阁、判吏部南曹范镇是之，乃言曰：“李照以纵黍累尺管，空径三分，容黍千七百三十。胡瑗以横黍累尺，管容黍一千二百，而空径三分四釐六毫，是皆以尺生律，不合古法。今庶所言，实千二百黍于管，以为黄钟之长，就取三分以为空径，则无容受不合之差，校前三说为是。盖累黍为尺，始失之于《隋书》。当时议者以其容受不合，弃而不用，故隋平陈，得古乐器，高祖闻而叹曰：‘华夏旧声也！’遂传用之。唐祖孝孙、张文收号称知音，亦不能更造尺律，止沿隋之古乐制定声器。朝廷久以钟律未正，屡下诏书，博访群议，冀有所获。今庶所言以律生尺，诚众论所不及。请如其法试造尺律，更以古器参考，当得其真。”乃诏王洙与范镇同于修制所，如庶说造律尺龠律，径三分，围九分，长九十分。龠律径九分，深一寸。尺起黄钟之长加十分，而律容千二百黍。初，庶言太常乐高古乐五律。比律成，才下三律。以为今所用黍非古所谓一稃二米黍也。尺比横黍所累者长一寸四分。

　　庶又言：“古者有五音，而今无正徵音。国家以火德王，徵属火，不宜阙。今以旋相五音相生法得徵音。”又言：“《尚书》同律度量衡，所以齐一风俗。今太常、教坊、钧容及天下州县各自为律，非《书》同律之义。且昔帝王巡狩方岳，以考礼乐，以行谏赏。谓宜颁格律，自京师及州县，无容辄异，有擅高下者论之。”帝召辅臣观庶所进律尺龠，又令庶自陈其法，因问律吕旋相为宫事，令撰图以进。其说以五正二变配五音，迭相为主，衍之成八十四调。旧宫、徵、角、羽、商五音次第配十声，然后加变宫、变徵二声以足之。庶推以旋相生之法，谓五行相戾非是，当改变徵为变羽，易变为闰，随音加之，则十二月各以其律为宫，而五行相生，终始无穷。诏以其图送详定所。庶又论：“吹律以听军声，谓以五行逆顺，可以知吉凶。先儒之说略矣。”是时胡瑗等制乐已有定议，特推恩而遣之。镇为论于执政曰：“今律之与尺所以不得其真，由累黍为之也。累黍为之者，史之脱文也。古人岂以难晓不合之法书之于史，以为后世惑乎？殆不然也，易晓而必合也。房庶之法是矣。今庶自言其法依古，以律而起尺，其长与空径、与容受、与一千二百黍之数，无不合之差。诚如庶言，此至真之法也。且黄钟之实一千二百黍，积实分八百一十，于算法圆积之则，空径三分，围九分，长九十分，积方实八百一十分，此古律也。律体本圆，圆积之是也。今律方积之，则空径三分四釐六毫，比古已大矣。故围十分三釐八毫，而其长止七十六分二釐，积实亦八百一十分。律体不方，方积之非也。其空径三分，围九分，长九十分，积实八百一十分，非外来者也，皆起于律也。以一黍而起于九分，与一千二百黍之起于律，皆取于黍。今议者独于律则谓之索虚，而求分亦非也。其空径三分，围九分，长九十分之起于律，与空径三分四釐六毫，围十分三釐八毫，长七十六分二釐之起于尺，古今之法，疏密之课，其不同较然可见，何所疑哉？若以谓工作既久而复改为，则淹引岁月，计费益广，又非朝廷制作之意也。其淹久而计费广者，为之不敏也。今庶言太常乐无姑洗、夹钟、太簇等数律，就令其律与其说相应，钟、磬每编才易数枚，因旧而图新，敏而为之，则旬月之功也，又何淹久而广费哉？”执政不听。

　　房庶上《律吕旋相图》在四年二月庚寅，今从《律历志》。并考之《乐志》，载庶论今乐犹古乐。附五年九月。

　　四年正月庚申，乾宁军献古钟。诏送详定大乐所。

　　《实录》明年二月末又书“乾宁进古钟”，本志亦在明年二月。此年所进，《志》独不书，恐《实录》重出也。今止存其一，明年不复书。

　　六月乙酉，祠部员外郎、直秘阁、判吏部南曹范镇上书曰：“陛下制乐以事天地、宗庙，以扬祖宗之休，兹盛德之事也。然自下诏以来，及今三年，有司之论，纷然未决，盖由不议其本而争其末也。窃惟乐者，和气也。发和气者，声音也。声音之生，主于无形，故古人以有形之物传其法，俾后人参考之，然后无形之声音得而和气可通也。有形者，秬黍也，律也，尺也，龠也，鬴也，斛也，算数也，权衡也，钟也，磬也。是十者必相合而不相戾，然后为得。今皆相戾而不合，则为非是矣。有形之物非是，而欲求无形之声音和，安可得哉？谨条十者，非是之验，惟裁择焉。按《诗》：‘诞降嘉种，维秬维極。’诞降者，天降之也。许叔重云：‘秬，一稃二米。’又云：‘一秬二米，后汉任城县产秬黍，三斛八斗，实皆二米。史官载之，以为嘉瑞。’又古人以秬黍为酒者，谓之秬鬯。宗庙降神，惟用一尊；诸侯有功，惟赐一卤，以明天降之物，世不常有而可贵也。今秬黍取之民间者动至数斛，秬皆一米，河东之人谓之黑米。设有真黍，以为取数至多，不敢送官，此秬黍为非，是一也。又按：先儒皆言律空径三分，围九分，长九十分，容千二百黍，积实八百一十分。今律空径三分四釐六毫，围十分三釐八毫。是围九分外，大其一分三釐八毫。而后容千二百黍，除其围广，则其长止七十六分二釐矣。说者谓四釐六毫为方分。古者以竹为律，竹形本圆，而今以方分置算，此律之为非是二也。又按：《汉书》分、寸、尺、丈、引，本起黄钟之长。又云‘九十分黄钟之长’者，据千二百黍而言也。千二百黍施于量，则曰黄钟之龠；施于权衡，则曰黄钟之重；施于尺，则曰黄钟之长。今遗千二百之数，而以百黍为尺，又不起于黄钟，此尺之非是三也。又按：《汉书》龠其状似爵。爵为爵盏，其体正圆，故龠当圆径九分，深十分，容千二百黍，积实八百一十分，与律分正同。今龠乃方一寸，深八分一釐，容千二百黍，是亦以方分置算也，此龠之非是四也。又按：《周礼》鬴法，方尺圆其外，深尺容六斗四胜。方尺者，八寸之尺也。深尺者，十寸之尺也。何以知尺有八寸、十寸之别？按：《周礼》璧羡度尺，好三寸以为尺。璧羡之制，长十寸，广八寸，同谓之度尺。既以为尺，则八寸、十寸俱为尺矣。又《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力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八尺者，八寸之尺也。六尺四寸者，十寸之尺也。同谓之周尺者，是周用八寸、十寸尺明矣。故知以八寸尺为鬴之方，十寸尺为鬴之深，而容六斗四胜、千二百八十龠也。积为一百一二万六千八百分。今鬴方尺，积千寸，此鬴之非是五也。又按：《汉书》斛法，方尺圆其外，容十斗，旁有庇焉。当隋时，汉斛尚在，故《隋书》载其铭曰：‘律嘉量斛。’方尺圆其外，庇旁九釐五毫，冪百六十二寸，深尺容一斛。今斛方尺深一尺六寸二分，此斛之非是六也。又按算法：圆分谓之径围，方分谓之方斜。所谓‘径三围九方五斜七’是也。今圆分而以方法算之，此算数非是七也。又按权衡者，起一千二百黍而立法也。周之鬴，其重一钧，声中黄钟，汉之斛，其重二钧，声中黄钟。鬴、斛之制，有容受，有尺寸，又取其轻重者，欲见薄厚之法以考其声也。今黍之轻重未真，此权衡为非是八也。又按：凫氏为钟，大钟十分，其鼓间以其一为之厚。小钟十分，其钲间以其一为之厚。今无小大薄厚，而一以黄钟为率，此钟之非是九也。又按磬氏为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为一，股为二，鼓为三，盖各以其律之长短为法也。今亦以黄钟为率，而无长短厚薄之别，此磬之非是十也。前此者皆有形之物也，易见者也。使其一不合，则未可以为法，况十者之皆相戾乎？臣固知其无形之声音不可得而和也。请以臣章下有司，问黍之二米与一米孰是？律之空径三分四釐六毫孰是？律之起尺与尺之起律孰是？龠之圆制与方制孰是？鬴之方尺圆其外、深尺与方尺孰是？斛之方尺圆其外、庇旁九釐五毫与方尺深尺六寸二分孰是？算数之以圆分与方分孰是？权衡之重以二米秬黍与一米孰是？钟磬依古法，有大小轻重长短厚薄而中律、不依古法而中律孰是？是不是定，然后制龠、合、升、斗、鬴、斛，以校其容受，容受合然后下诏以求真黍，真黍至然后可以为量，为钟、磬，量与钟、磬合于律，然后可以为乐也。今尺律本末未定，而详定、修制二局工作之费，无虑千万计矣，此议者所以云云也。然议者不言有司论议依违不决，而顾谓作乐为过举，又言当今宜先政令，而礼乐非所急，此臣之所以尤惑也。傥使有司合礼乐之论，是其所是，非其所非，陛下亲临决之，顾于政事不已大乎？昔汉儒议盐铁，后世传《盐铁论》。今方定雅乐以求废坠之法，而有司议论不著盛德之事，后世将何考焉？愿令有司人人各以经史议论条上，合为一书，则孰敢不自竭尽，以副陛下之意？如以臣议为然，伏请权罢详定、修制二局，俟真黍至然后为乐，则必得至当，而无事于浮费也。”诏送详定所。镇说自谓得古法，然集贤校理司马光数与之论难，以为弗合。世鲜钟律之学，卒莫能辨其是非焉。

　　十月甲戌，殿中丞胡瑗落致仕，为光禄寺丞、国子监直讲，同议大乐。

　　十二月壬辰，两府及侍臣观新乐于紫宸殿，凡鎛钟十二。黄钟高二尺二寸半，於广一尺二寸，鼓六钚、四舞、六角，衡并旋虫共高八寸四分，隧径二寸二分，深一寸二釐，篆带每面纵者、横者四枚，景侠鼓乐舞每处各有九，每面共三十六，两栾间一尺四寸，容九斗九胜五合，重一百六斤。大吕以下十一钟，并与黄钟同制，而两栾间递减半分，至应钟容九斗三胜五合，而其重加至应钟重一百四十八斤，并中新制本律。特磬十二，黄钟、大吕股长二尺，博一尺，鼓三，又博六寸九分，寸之六弦三尺七寸五分。太簇以下，股长尺八寸，博九寸，鼓二尺七寸，博六寸，弦三尺三寸七分半，其声各中本律。黄钟厚二寸一分，大吕以下递加其厚，至应钟厚三寸五分。诏以其图送中书。议者以为：“《周礼》大钟十分，其鼓间以其一为之厚。小钟十分，其钚间以其一为之厚。则是大钟宜厚，小钟宜薄。今大钟重一百六斤，小钟乃重一百四十八斤，则小钟厚，非也。又磬氏为磬，倨句一矩有半，博为一，股为二，鼓为三。叁分其股，博去其一，以为鼓博三分，其鼓博以其一为之厚。今磬无博厚，无长短，亦非也。”

　　钟磬非是，盖与范镇所上书略同，本志误载为二年十二月事，今从《实录》。按：李兑明年五月奏，称议者以钟磬之制未中律度，遂斥而不用，复诏近侍详定。而《实录》阙之，乃今附此。

　　五年四月甲午，命参知政事刘沆、梁适监议大乐。乙未，详定大乐所言：“知制诰王洙奏：黄钟为宫，最尊者，但声有尊卑尔，不必在其形体也。言钟、磬依律数为大小之制者，经典无正文，惟郑康成立意言之，亦自云假设之法。孔颖达作疏，因而述之。据历代史籍，亦无钟、磬依数大小之说。其康成、颖达等即非身曾制作乐器，至如言磬前长三律，二尺七寸，后长二律，一尺八寸，是磬有大小之制者，据此黄钟为律。臣曾依此法造黄钟、特磬者，止得林钟律声。若随律长短为钟、磬大小之制，则黄钟长二尺二寸半，减至应钟，则形制大小，比黄钟才四分之一。又九月、十月以无射、应钟为宫，即黄钟、大吕反为商声，宫小而商大，是君弱臣强之象。今参酌其鎛钟、特磬制度，欲且各依律数算定长短、大小、容受数，仍以皇祐中黍尺为法，铸大吕、应钟，钟、磬各一，即见形制、声韵所归。”奏可。

　　五月戊午，翰林学士承旨王拱辰言：“奉诏详定大乐，比臣至局，钟、磬已成。窃缘律有长短，磬有小大。黄钟九寸最长，其气阳，其象土。其正声为宫，为诸律之首。盖君德之象不可并也。今十二钟、磬一以黄钟为率，与古为异。臣尝询阮逸、胡瑗等，皆言依律大小则声不能谐。故臣窃有疑，请下详定大乐所，更稽古义参定之。”辛丑，知谏院李兑言：“曩日紫宸殿阅太常新乐，议者以钟之形制未中律度，遂斥而不用。复诏近侍详定。窃闻崇文院聚议，而王拱辰欲更前史文义，王洙不从，语言往复，殆至喧哗。夫乐之道广大微妙，非知音入神，岂可轻议？西汉去圣尚近，有制氏世典大乐，但能记其铿锵，而不能言其义。盖况今又千余年，而欲求三代之音，不亦难乎？且阮逸罪废之人。安能通明述作之事？务为异说，欲规恩赏。朝廷制乐数年，当国用匮乏之时，烦费甚广。器既成矣，又欲改为。虽命两府大臣监议，然未能裁定其当。请以新成钟、磬与祖宗旧乐参校其声，但取谐和近雅者合用之。洙既与瑗、逸更造钟、磬，而无形制、容受之别。”又数劝上用新乐于南郊，而议者多以为非，后亦不复用。

　　九月乙酉，崇政殿召近臣、宗室、谏官、省府推判官观新乐。先是，钟、磬之音未合古法，诏中书门下集两制及太常礼官与知钟律者考定其当。议者各安所习，久而不决，乃命诸家各作钟律以献，亲临视之。然古黄钟为万事根本，故尺量权衡皆起于黄钟。至隋用累黍为尺，而制律容受，卒不能合。及平陈，得古乐，遂用之。唐兴，因其声以制乐，其器无法而其声犹不失于古。五代之乱，大乐沦散，王朴始用尺定律，而声与器皆失之，故太祖患其声高，特减一律。至是又减半。然太常乐比唐声犹高五律，比今燕乐高三律。上虽勤劳制作，未能得其当者，有司失之于以尺生律也。

　　自“先是，钟、磬之音”至“尺生律也”并范镇所论，本志削去，今姑存之。然镇所论，亦略见于四年六月所上书矣。当考。

　　史官蒲宗孟、李清臣曰：“世谓太常为雅乐，而未尝施于燕享。岂以正声为不美听哉？夫乐者，乐也，其道虽微妙难知，至于奏之，而使人悦豫和平，此不待知音而后能也。尝窃观于太常，其乐悬、钟磬、埙篪、搏拊之器，与夫舞缀、羽籥、干戚之制，盖皆仿诸古矣。逮振作之，则听者不知为乐，而观者厌焉。岂所谓古乐，其声真若此哉？孔子恶郑，恐其乱雅。乱之云者，似是而非也。孟子亦曰：‘今乐犹古乐。’然今太常独与教坊乐音殊绝，何哉？昔日李照、胡瑗、阮逸改铸钟、磬，处士徐复笑之曰：‘圣人寓器以声，不先求其声而更其器，其可用乎？’照、瑗、逸制作，久之卒无成。蜀人房庶亦深订其非是，因著书论古乐与今乐本末不远，其大略以谓：‘上古世质，器与声朴，后世稍变焉。金石，钟磬也，后世易之为方响；丝竹，琴箫也，后世变之为筝、笛；匏，笙也，攒之以斗；埙，土也，变而为瓯；革，麻料也，击而为鼓；木，祝敔也，贯之为板。此八音者，于世甚便，而不达者指庙乐鎛钟、鎛磬为宫，轩为正声，而概谓胡部、卤部为淫声。殊不知大辂起于推轮，龙艘生于落叶，其变则然也。古者以俎豆食，后世易之以杯盂；古者簟席以为安，后世更之为榻按。虽使圣人复生，不能舍柸盂、榻按，而复俎豆、簟席之质也。然则八音之器，岂异于此哉？孔子曰‘放郑声，郑声淫’者，岂以其器不古若哉？亦疾其声之变耳。试使知乐者由今之器寄古之声，去其惉懑靡曼而归之中和雅正，则感人心，导和气，不曰治世之音乎？然则世所谓雅乐者，未必如古。而教坊所奏，岂尽为淫声哉？数子纷纷，改制钟律而复古。庶之论指意独如此，故缀其语存之，以俟知音者焉。”庚寅，光禄寺丞、国子监直讲胡瑗为大理寺丞。后勒停人阮逸为户部员外郎，内侍押班、右骐骥使、英州团练使邓保信为荣州防御使，入内供奉官贾宣为内殿承制，并以制钟律成，特迁之。

　　嘉祐元年八月。初，李照斥王朴乐音高，乃作新乐。下其声太常，歌工病其太浊，歌不成声，私赂铸工，使减铜齐，而声稍清，歌乃协。然照卒莫之辨。又朴所制编钟皆侧垂，照及胡瑗皆非之。及照将铸钟，给铜于铸？务，得古编钟一。工不敢毁，乃藏于太常。钟不知何代所作，其铭云：‘粤朕皇祖，实铸和钟。粤斯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叩其声，与朴钟夷则清声合，而其形侧垂。瑗后改铸，正其钮使下垂，叩之，弁郁而不扬。其铸钟又长角而震掉，声不和。著作佐郎刘羲叟谓人曰：“此与周景王无射钟无异，上将有眩惑之疾。”已而果然。于是范镇言：“臣复见国家自废祖宗旧乐用新乐以来，及今四五年，日食星变、冬雷秋雹、大雨不时、寒暑不节，不和之气，莫甚此者。使乐无感动则已，乐而有所感动，则众异之至，未必不由此也。去年十二月晦，大雨雪，大风，宫架辄坏。元日大朝会，乐作而陛下疾作。臣恐天竟以为陛下不应变祖宗积乐而轻用新乐也，不然，何以方作乐之时而陛下疾作？此天特警陛下之深也。自初议乐时，臣屡论新乐非是，其间书一通最为详悉，今再具进呈，乞下执政大臣参详。臣书如有可采，伏乞且用祖宗旧乐，以俟异时别加制作。”丁丑，诏太常恭谢用旧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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