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纪·汉桓帝纪(3)

汉桓帝纪(3)

　　元嘉元年〔公元151年〕

　　正月癸酉，大赦天下。

　　四月己丑，上微服幸河南尹梁不疑府。

　　是日天大风，尚书杨秉谏曰：“臣闻瑞由德至，灾应事兴。传曰：‘祸福无门，惟人所召。’乃者暴风迅疾，殆必有异，上天不言，以灾异谴告。是以孔子曰：‘迅雷烈风，必有变动。’诗云：‘敬天之怒，不敢驱驰。’王者至尊，出入有常，敬跸而行，清室而止，自非郊庙，鸾旗不驾。故诗称‘自郊徂宫’，易曰：‘王假有庙，致孝享也。’。未有私从意志，日般游诸臣之家，降尊乱卑，等威无别，宿卫守空宫，玺绂委女妾，设有非常之变，任章之谋，上负先帝，下悔靡及。臣奕世受恩，得备纳言，又以薄学充在劝讲，特蒙光识，见照日月，恩重命轻，敢陈其愚。”大将军冀怨秉，出为扶风太守。初秉侍讲，以经学见重。太常黄琼以秉劝讲帷幄，不宜外迁，留拜光禄大夫。当冀之时，抑而不用。

　　十月，司空胡广罢。太常黄琼为司空。

　　十一月辛巳，京师地震。诏百官上封事，靡有所讳。举至孝独行之士各一人。

　　安平崔寔郡举诣公交车，称病不对。退而论世事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其患在世承平，政渐衰而不改，俗渐弊而不悟，习乱安危，忽不自觉。或耽荒嗜欲，不恤万机；或悦众言，莫知所从；或见信之臣，怀宠苟免；或疏远之士，言以贱废。是以纪纲弛而不振，智士捐而不用，悲夫！

　　自汉兴以来，三百余年矣，政令刓渎，上下懈怠，风俗雕弊，人民伪巧，百姓嚣然，复思中兴之功矣。救世之术，岂必体尧舜而治哉？期于狃绝拯挠，去其烦惑而已。是以受命之君，创制改物；中兴之主，匡时补失。昔盘庚迁都，以易殷民之弊；周穆改刑，而正天下之失。俗人守古，不达权变，苟执所闻，忽略所见，焉可与论国家之事哉！故言事者，颇合圣听，于今须有可采，辄见掎夺。何者？其顽士则闇于时权，其达者则寡于胜负。斯贾谊所以见悲于上世也，虽使稷、契复存，犹不能行其志，而况下斯者乎？

　　《春秋》之义，量力而举，度德而行。今已不能用三代之法，故宜以霸道而理之。重赏罚，明法术，自非上德，严之则治，宽之则乱，其理然也。为国之法，有似理身，平则致养，疾则致攻。故德教者，治世之粱肉；刑法者，救乱之药石也。今以德除残，是犹粱肉治疾也，欲望疗除，其可得乎？自数世以来，政多恩贷，御安辔马而忘其衔，四牡横驰，皇路险倾，必将钳勒鞭挞，以救奔败，岂暇鸣銮，从容平路哉！”

　　袁宏曰：观崔寔之言，未达王霸之道也。常试言之：夫礼备者德成，礼顺者情泰。德苟成，故能仪刑家室，化流天下；礼苟顺，故能影响无遗，翼宣风化。古之圣人，知人伦本乎德义，万物由乎化风，陶铸因乎所受，训导在乎对扬。崇轨仪于化始，必理备而居宗；明恭肃以弘治，则理尽而向化。斯乃君臣尊卑之基，而德和洽之本也。是以大道之行，上下顺序，君唱臣和，其至德风教，系乎一人，政化行于四海，无犯礼而王迹彰矣。

　　及哲王不存，礼乐凌迟，风俗自兴，户皆为政，君位且犹未固，而况万物乎！于斯时也，臣子自尽之日，将守先王之故典，则元首有降替之忧，欲修封域之旧职，则根本无倾拔之虑。故忠奋之臣，推其义心，不忍其事，思屏王室。故有自下匡上之功，以卑援尊之事，虽失顺序之道，然效忠之迹也。欲齐王体，则异乎承宣之美；欲同之不顺，而终有翼戴之功。故圣人因事作制，以通其变，而霸名生焉。《春秋》书齐晋之功，仲尼美管仲之勋，所以括囊盛衰，弥纶名教者也。

　　夫失仁而后义，必由于仁；失王而后霸，以致于霸，必出于忠。义诚仁之不足，然未失其为忠也。推此以观，则王霸之义于是见矣。

　　初，上欲封大将军梁冀，使公卿会议其礼。特进安乐侯胡广、太常羊儒，司隶校尉祝恬、太中大夫边韶等称冀之德宜比周公，锡之山川，封以附庸。司空黄琼议曰：“昔周公辅相成王，制礼作乐，是以大启土宇，赐以山川，郊祀天地，行天子礼，此百世未有，唯周公宜之耳。萧何识高祖于泗上，霍光辅昭、宣于中兴，皆益户增封，以显其功。冀合食四县，赏赐皆如霍光。使天下知赏必当功，爵不越德。”冀恨之，因地动策免琼。

　　丁亥，司空黄琼以灾异策免。

　　是月，五色大鸟见己氏，时以为凤皇。本志以“政理衰缺，梁冀专权，皆羽孽之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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