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四六史部二

卷四六史部二

　　卷四六　史部二

　　正史類二

　　南史八十卷（内府刊本）

　　唐李延壽撰。延壽事蹟附載《新唐書·令狐德棻傳》。延壽承其父大師之志，為《北史》、《南史》。而《南史》先成，就正於令狐德棻，其乖失者嘗為改定。宋人稱延壽之書删煩補闕，為近世佳史。顧炎武《日知錄》又摘其李安民諸傳一事兩見，為紀載之疏。以今考之，本紀删其連綴諸臣事蹟，列傳則多删詞賦，意存簡要，殊勝本書。然宋、齊、梁、陳四朝，九錫之文、符命之説、告天之詞，皆沿襲虚言，無關實證，而備書簡牘，陳陳相因，是芟削未盡也。且合累朝之書，勒為通史，發凡起例，宜歸畫一。今延壽於《循吏》、《儒林》、《隱逸傳》既遞載四朝人物，而《文學》一傳乃因《宋書》不立此目，遂始於齊之邱〔丘〕靈鞠。豈宋無文學乎？《孝義傳》蒐綴湮落，以備闕文，而蕭矯妻羊氏、衛敬瑜妻王氏先後互載，男女無别。將謂史不當有《列女傳》乎？況《北史》謂《周書》無《文苑傳》，遂取列傳中之庾信、王褒入於《文苑》。則宋之謝靈運、顏延之、何承天、裴松之諸人何難移冠《文苑》之前？《北史》謂魏、隋有《列女傳》，齊、周並無此篇，今又得趙氏、陳氏附備《列女》。則宛陵女子等十四人何難取補《列女》之闕？書成一手，而例出兩岐，尤以矛陷盾，萬萬無以自解者矣。蓋延壽當日專致力於《北史》，《南史》不過因其舊文，排纂删潤。故其減位元組句，每失本意，閒有所增益，又緣飾為多。如《宋路太后傳》較《宋書》為詳。然沈約修史，工於詆毁前朝，而不載路太后飲酒置毒之事。當亦揆以前後恩慈，不應存此異説也。延壽採雜史為實錄，又豈可盡信哉？然自《宋略》、《齊春秋》、《梁典》諸書盡亡，其備宋、齊、梁、陳四史之參校者，獨賴此書之存。則亦何可盡廢也。

　　北史一百卷（内府刊本）

　　唐李延壽撰。延壽表進其書，稱本紀十二卷，列傳八十八卷，為《北史》，與今本卷數符合。《文獻通考》作八十卷者誤也。延壽既與修《隋書》十志，又世居北土，見聞較近。參核同異，於《北史》用力獨深。故敍事詳密，首尾典贍。如載元韶之姦利，彭樂之勇敢，郭琰1、沓龍超諸人之節義，皆具見特筆。出酈道元於《酷吏》，附陸法和於《藝術》，離合編次，亦深有别裁。視《南史》之多仍舊本者，迥如兩手。惟其以姓為類，分卷無法。《南史》以王、謝分支，《北史》亦以崔、盧繫派，故家世族，一例連書。覽其姓名，則同為父子，稽其朝代，則各有君臣，參錯混淆，殆難辨别。甚至長孫儉附《長孫嵩傳》，薛道衡附《薛辨傳》，遙遙華胄，下逮云仍，隔越抑又甚矣。考延壽之敘次列傳，先以魏宗室諸王，次以魏臣，又次以齊宗室及齊臣，下逮周、隋，莫不皆然。凡以勒一朝始末，限斷分明。乃獨於一二高門，自亂其例，深所未安。至於楊素父子，有關隋室興亡，以其系出宏農，遂附見魏臣《楊敷傳》後。又魏收及魏長賢諸人，本非父子兄弟，以其同為魏姓，遂合為一卷，尤為舛迕。觀延壽敘例，凡累代相承者皆謂之“家傳”。豈知家傳之體不當施於國史哉？且南、北《史》雖曰二書，實通為一家之著述。故延壽於《裴蘊傳》云：“祖之平，父忌，《南史》有傳。”《王頒傳》云：“父僧辨，《南史》有傳。”即互相貫通之旨也。乃《南史》既有《晉熙王昶傳》矣，《北史》復有《劉昶傳》；《南史》既有《鄱陽王寶寅傳》矣，《北史》復有《蕭寶夤傳》；《南史》既有《豫章王綜》、《樂良王大圜傳》矣，《北史》復有《蕭贊》（蕭綜入魏改名贊）、《蕭大圜傳》。朱修之、薛安都諸人《南史》則取諸《宋書》，《北史》則取諸《魏書》，不為删併。殆專意《北史》，無暇追删《南史》，以致有此誤乎？然自宋以後，《魏書》、《北齊書》、《周書》皆殘闕不全。惟此書僅《麥鐵杖傳》有闕文，《荀濟傳》脱去數行，其餘皆卷帙整齊，始末完具2。徵北朝之故實者，終以是書為依據。故雖八《書》具列，而二《史》仍並行焉。

　　【彙訂】

　　1.“郭琰”，底本作“郭琬”，乃避嘉慶諱，據殿本改。《北史·節義傳》有郭琰。

　　2.今本《北史》之《煬帝紀》全篇俱闕，乃取《隋書》補之，略無增減。《魏孝文六子傳》、《李崇傳》、《魏收傳》所脱亦無慮數百字。其他小小脱誤，尤不勝枚舉。（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

　　舊唐書二百卷（内府刊本）

　　晉劉昫等奉敕撰。《五代史記》昫本傳不言昫撰此書，史漏略也。自宋嘉祐後，歐陽修、宋祁等重撰《新書》，此書遂廢。然其本流傳不絕，儒者表昫等之長以攻修、祁等之短者亦不絕。今觀所述，大抵長慶以前，本紀惟書大事，簡而有體，列傳敍述詳明，贍而不穢，頗能存班、范之舊法。長慶以後，本紀則詩話、書序、婚狀、獄詞委悉具書，語多支蔓（如《文宗紀》云：“上每誦杜甫《曲江行》云：‘江頭宫殿鏁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乃知天寶以前，曲江四岸皆有行宫臺殿、百司廨署。”又云：“户部侍郎判度支王彥威進所撰《供軍圖略》，其序云云。”《武宗紀》云：“右庶子吕讓進狀：‘亡兄温女太和七年嫁左衛兵曹蕭敏，生二男。開成三年敏心疾乖忤，因而離婚。今敏日愈，却乞與臣姪女配合。’”又云：“御史臺奏，據三司推勘吳湘獄，謹具逐人罪狀如後：揚州都虞候盧行立、劉羣，於會昌二年五月十四日，於阿顏家喫酒云云”）。列傳則多敘官資，曾無事實，或但載寵遇，不具首尾（如《夏侯孜傳》祇載歷官所至及責讓詔詞，不及一事；《朱朴傳》祇載其相昭宗，而不及其始末）。所謂繁略不均者，誠如宋人之所譏。案《崇文總目》，初吳兢撰《唐史》，自創業訖於開元，凡一百一十卷。韋述因兢舊本，更加筆削，刊去《酷吏傳》，為紀、志、列傳一百十二卷。至德、乾元以後，史官于休烈又增《肅宗紀》二卷。史官令狐峘等復於紀、志、傳隨篇增輯，而不加卷帙，為《唐書》一百三十卷。是《唐書》舊稾實出吳兢。雖衆手續增，規模未改。昫等用為藍本，故具有典型。觀《順宗紀論》題“史臣韓愈”、《憲宗紀論》題“史臣蔣係”，此因仍前史之明證也。至長慶以後，史失其官，無復善本。昫等自採雜説、傳記排纂成之，動乖體例，良有由矣。至於卷一百三十二既有《楊朝晟傳》1，卷一百四十四復為立傳；蕭穎士既附見於卷一百二，復見於卷一百九十《文苑傳》；宇文韶《諫獵表》既見於卷六十二2，復見於卷六十四；蔣乂《諫張茂宗尚主疏》既見於卷一百四十一，復見於卷一百四十九。《輿服志》所載條議，亦多同列傳之文。蓋李崧、賈緯諸人各自編排，不相參校。昫掌領修之任，曾未能鉤稽本末，使首尾貫通。舛漏之譏，亦無以自解。平心而論，蓋瑕瑜不掩之作。黨《新書》者必謂事事勝《舊書》，黨《舊書》者又必謂事事勝《新書》，皆偏見也。我皇上獨秉睿裁，定於正史之中二書並列，相輔而行，誠千古至公之道。論史諸家可無庸復置一議矣。

　　【彙訂】

　　1.“卷一百三十二”乃“卷一百二十二”之誤。

　　2.“宇文韶”乃“宇文歆”之誤。（陳乃乾：《讀<四庫全書總目>條記》）

　　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内府刊本）1

　　宋歐陽修、宋祁等奉敕撰。其監修者則曾公亮，故書首進表以公亮為首。陳振孫《書錄解題》曰：“舊例修書，止著官高一人名銜2。歐公曰：‘宋公於我為前輩，且於此書用力久，何可沒也？’遂於紀、傳各著之。宋公感其退遜。”故書中列傳題祁名，本紀、志、表題修名3。然考《隋書》諸志已有此例，實不始於修與祁。又《宋史·吕夏卿傳》稱《宰相世系表》夏卿所撰，而書中亦題修名，則仍以官高者為主。特諸史多用一人，此用二人為異耳。是書本以補正劉昫之舛漏，自稱“事增於前，文省於舊”。劉安世《元城語錄》則謂事增文省，正《新書》之失，而未明其所以然。今即其説而推之。史官記錄，具載《舊書》，今必欲廣所未備，勢必蒐及小説，而至於猥雜；唐代詞章，體皆詳贍，今必欲減其文句，勢必變為澀體，而至於詰屈。安世之言，所謂中其病源者也。若夫《史》、《漢》本紀，多載詔令，古文簡質，至多不過數行耳。唐代王言，率崇縟麗，駢四儷六，累牘連篇。宋敏求所輯《唐大詔令》，多至一百三十卷。使盡登本紀4，天下有是史體乎？祁一例刊除，事非得已。過相訾議，未見其然。至於吕夏卿私撰《兵志》，見晁氏《讀書志》；宋祁别撰紀、志，見王得臣《麈史》。則同局且私心不滿。書甫頒行，吳縝《糾謬》即踵之而出。其所攻駁，亦未嘗不切中其失。然一代史書，網羅浩博，門分類别，端緒紛拏。出一手則精力難周，出衆手則體裁互異。爰從三《史》，以逮八《書》，牴牾參差，均所不免，不獨此書為然。吕、宋之書，未知優劣；吳縝所糾，存備考證則可。因是以病《新書》，則一隅之見矣。

　　【彙訂】

　　1.文淵閣《四庫》本尚有《唐書釋音》二十五卷，宋董沖進撰。（沈治宏：《中國叢書綜錄訂誤》）

　　2.“著”，底本作“署”，據《直齋書錄解題》卷四“正史類”《新唐書》條原文及殿本改。

　　3.“志表”，殿本作“表志”。

　　4.“本紀”，殿本作“紀傳”，誤。

　　新唐書糾謬二十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宋吳縝撰。縝字廷珍，成都人。嘗以朝散郎知蜀州，後歷典數郡，皆有惠政。其著此書，專以駁正《新唐書》之譌誤，凡二十門，四百餘事。初名《糾謬》，後改為《辯證》。而紹興閒長樂吳元美刊行於湖州，仍題曰《糾謬》，故至今尚沿其舊名1。王明清《揮麈錄》稱歐陽修重修《唐書》時，縝嘗因范鎮請預官屬之末。修以其年少輕佻，拒之，縝鞅鞅而去。及《新書》成，乃指摘瑕疵為此書2。晁公武嘗引張九齡為相事，謂其誤有詆訶。今觀其書，實不免有意掊擊。如第二十門“字書非是”一條，至歷指偏傍點畫之譌，以譏切修等。大都近於吹毛索瘢3。然歐、宋之作新書，意主文章，而疏於考證。抵牾踳駁，本自不少。縝自序中所舉八失，原亦深中其病，不可謂無裨史學也。今世所行刊本，第二十卷《柳宗元傳》至《蘇定方傳》凡六條，皆全脱，而錯入第六卷“郭潛曜姓不同”以下四條之文4。重複舛誤，已非完書。獨兩淮所進本尚屬南宋舊槧，其《柳宗元傳》六條原文具在，謹據以訂正焉。

　　【彙訂】

　　1.據吳縝《進〈新唐書糾謬〉表》，此書初名《新唐書正謬》。

　　2.王明清《揮麈後錄》卷二曰：“嘉祐中，詔宋景文、歐陽文忠諸公重修《唐書》，時有蜀人吳縝者，初登第，因范景仁而請於文忠，願予官屬之末。上書文忠，言甚懇切。文忠以其年少輕佻，拒之，縝鞅鞅而去。逮夫《新書》之成，乃從其閒指摘瑕疵，為《糾謬》一書。”按《新唐書》於嘉祐五年（1060）修成奏上，而吳縝治平閒（1064—1067）始中第。吳氏序謂“自《唐書》頒行，迄今幾三十載。”

　　3.“大都近於吹毛索瘢”，殿本作“夫修史者，但能編撰耳。至繕錄刊刻，責在校讎。縝概歸過於修等，誠未免有意索瘢。”吳縝所糾《鄭善果傳》“聊城”誤作“遼城”；《僕固懷恩傳》“横水”誤作“黄水”；《王羲方傳》“龐萌”誤作“馮萌”；《李懷仙傳》“仙”誤作“先”，牽涉地理、人名諸多史實問題，不得謂“吹毛索瘢”。

　　4.“郭潛曜”，殿本作“鄭潛曜”，誤，此書卷六有“郭潛曜姓不同”條，謂《新唐書·公主傳》所載臨晉公主下嫁之郭潛曜實即《孝友傳》之鄭潛曜。（黄永年：《唐史史料學》；余敏輝：《糾摘謬誤傳信求實——吳縝<新唐書糾謬>新探、<新唐書糾謬>考辨》）

　　舊五代史一百五十卷目錄二卷（永樂大典本）

　　宋薛居正等奉敕撰。考晁公武《讀書志》云：“開寶中詔修梁、唐、晉、漢、周《書》，盧多遜、扈蒙、張澹、李昉、劉兼、李穆、李九齡同修。宰相薛居正等監修。”《玉海》引《中興書目》云：“開寶六年四月戊申，詔修《五代史》。七年閏十月甲子，書成。凡百五十卷，目錄二卷，為紀六十一，志十二，傳七十七，多據累朝實錄及范質《五代通錄》為稾本。其後歐陽修别撰《五代史記》七十五卷，藏於家。修沒後，官為刊印，學者始不專習薛《史》。然二書猶並行於世。”至金章宗泰和七年，詔學官止用歐陽修《史》1，於是薛《史》遂微。元、明以來，罕有援引其書者，傳本亦漸就湮沒。惟明内府有之，見於《文淵閣書目》2，故《永樂大典》多載其文。然割裂淆亂，已非居正等篇第之舊。恭逢聖朝右文稽古，網羅放佚，零縑斷簡，皆次第編摩。臣等謹就《永樂大典》各韻中所引薛《史》，甄錄條繫，排纂先後，檢其篇第，尚得十之八九。又考宋人書之徵引薛《史》者，每條採錄，以補其闕。遂得依原本卷數3，勒成一編。晦而復彰，散而復聚，殆實有神物呵護，以待時而出者。遭逢之幸，洵非偶然也。歐陽修文章遠出居正等上，其筆削體例亦特謹嚴。然自宋時論二史者即互有所主。司馬光作《通鑑》、胡三省作《通鑑註》，皆專據薛《史》，而不取歐《史》。沈括、洪邁、王應麟輩為一代博洽之士，其所著述，於薛、歐二《史》亦多兼採，而未嘗有所軒輊。蓋修所作皆刊削舊史之文，意主斷制，不肯以紀載叢碎自貶其體。故其詞極工，而於情事或不能詳備。至居正等奉詔撰述，本在宋初。其時秉筆之臣，尚多逮事五代，見聞較近，紀傳皆首尾完具，可以徵信。故異同所在，較核事蹟，往往以此書為證4。雖其文體平弱，不免敘次煩冗之病。而遺聞瑣事，反藉以獲傳，實足為考古者參稽之助。又歐《史》止述《司天》5、《職方》二考，而諸志俱闕。凡禮樂、職官之制度，選舉、刑法之沿革，上承唐典，下開宋制者，一概無徵，亦不及薛《史》諸志為有裨於文獻。蓋二書繁簡，各有體裁，學識兼資，難於偏廢。昔修與宋祁所撰《新唐書》，事增文省，足以括劉昫《舊書》。而昫書仰荷皇上表章，今仍得列於正史。況是書文雖不及歐陽，而事蹟較備，又何可使隱沒不彰哉？謹考次舊文，釐為《梁書》二十四卷，《唐書》五十卷，《晉書》二十四卷，《漢書》十一卷，《周書》二十二卷，《世襲列傳》二卷，《僭偽列傳》三卷，《外國列傳》二卷，《志》十二卷，共一百五十卷，别為《目錄》二卷。而蒐羅排纂之意，則著於凡例，兹不贅列焉。

　　【彙訂】

　　1.“歐陽修”，殿本作“歐陽”。

　　2.《文淵閣書目》宇字號第三櫥書目，存《五代史》十部：十册者六，十四册者一，十五册者二，十六册者一。均不注卷數，亦不分别新舊。使悉為薛《史》，不應通行之歐《史》反無一存。且薛《史》刊本絕少，亦不應流傳如是之夥。如謂兼而有之，更不應一無區别。再以所分册數考之，亦似近於歐《史》而遠於薛《史》。明萬曆間連江陳第《世善堂書目》載是書。（張元濟：《校史隨筆》）

　　3.“原本”，殿本作“原書”。

　　4.“證”，殿本作“長”。

　　5.“歐史”，殿本作“歐陽”。

　　新五代史記七十五卷（内府刊本）1

　　宋歐陽修撰。本名《新五代史記》，世稱《五代史》者，省其文也2。唐以後所修諸史，惟是書為私撰，故當時未上於朝。修歿之後，始詔取其書，付國子監開雕，遂至今列為正史。大致褒貶祖《春秋》，故義例謹嚴；敍述祖《史記》，故文章高簡，而事實則不甚經意。諸家攻駁，散見他書者無論。其特勒一編者，如吳縝之《五代史纂誤》、楊陸榮之《五代史志疑》，引繩批根，動中要害，雖吹求或過，要不得謂之盡無當也。然則薛《史》如《左氏》之紀事，本末賅具而斷制多疏；歐《史》如《公》、《穀》之發例，褒貶分明而傳聞多謬。兩家之並立，當如三《傳》之俱存。尊此一書，謂可兼賅五季，是以名之輕重為史之優劣矣。且《周官》太史掌國之六典，漢法亦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史之所職，兼司掌故。八書、十志，遷、固相因。作者沿波，遞相撰述。使政刑禮樂，沿革分明，皆所謂國之大紀也。修作是書，僅《司天》、《職方》二考，寥寥數頁，餘概從删。雖曰世衰祚短，文獻無徵。然王溥《五代會要》蒐輯遺編，尚裒然得三十卷。何以經修編錄，乃至全付闕如？此由信《史通》之謬談（劉知幾欲廢表、志，見《史通》《表曆》、《書志》二篇），成兹偏見。元纂宋、遼、金三《史》，明纂《元史》，國朝纂《明史》，皆仍用舊規，不從修例。豈非以破壞古法，不可以訓乎？此書之失，此為最大。若不考韓通之褒贈（案宋太祖褒贈韓通敕，今載《宋文鑑》中），有所諱而不立傳者，一節偶疏3，諸史類然，不足以為修病也。修之文章，冠冕有宋。此書一筆一削，尤具深心，其有裨於風教者甚大。惟其考證之疏，則有或不盡知者。故具論如右，俾來者有所别白。其注為徐無黨作，頗為淺陋，相傳已久，今仍並錄之焉。

　　【彙訂】

　　1.文淵閣《四庫》本為七十四卷附《考證》，書前提要不誤。（沈治宏：《中國叢書綜錄訂誤》）

　　2.《中興書目》、《郡齋讀書志》及傳世宋、元刻本下至明汪文盛本、南監本均作《五代史記》。“本名《新五代史記》”云云，純系杜撰。（黄永年：《唐史史料學》）

　　3.“疏”，殿本作“誤”。

　　五代史記纂誤三卷（永樂大典本）

　　宋吳縝撰。案周密《齊東野語》曰：“劉羲仲，道原之子也（案道原，劉恕之字也）。道原以史學自名。羲仲世其家學，摘歐公《五代史》之譌，為《糾謬》一書以示坡公。公曰：‘往歲歐公著此書初成，荆公謂余曰：“歐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國志》，非也。子盍為之乎？”餘固辭不敢當。夫為史者網羅千百載之事，其閒豈無小得失耶？余所以不敢當荆公之託者，正畏如公之徒，掇拾於其後耳’”云云。據其所説，似乎此書為劉羲仲作1。然晁公武《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此書五卷，《宋史·藝文志》載此書三卷，雖卷數小異，然均題縝作，不云羲仲。又密引《揮麈錄》之言，亦稱縝有此書，而不辨其為一為二案《揮麈錄》所云乃《新唐書糾謬》，此引為《五代史》，誤。則密亦自疑其説。蓋傳聞異詞，不足據也。是書南渡後嘗與《新唐書糾謬》合刻於吳興，附《唐書》、《五代史》末。今《糾謬》尚有槧本流傳，而是書久佚。惟《永樂大典》頗載其文，採掇裒集，猶能得其次序。晁公武稱所列二百餘事，今檢驗僅一百十二事2，約存原書十之五六，然梗概已略具矣。歐陽修《五代史》義存褒貶，而考證則往往疏舛。如司馬光《通鑑考異》所辨晉王三矢付莊宗等事，洪邁《容齋三筆》所摘失載朱梁輕賦等事，皆譌漏之甚者。至徐無黨注，不知參核事蹟，寥寥數語，尤屬簡陋。縝一一抉其闕誤，無不疏通剖析，切中癥結，故宋代頗推重之。章如愚《山堂考索》亦具列紀、傳不同各條，以明此書之不可以不作。未可遽以輕議前修，斥其浮薄。至如所稱《唐明宗紀》“趙鳳罷”一條3，徐無黨注中“忘其日”三字，檢今本無之；又《晉出帝紀》“射雁於繁臺”句，今本並無“雁”字；《周太祖紀》之“甲辰”當作“甲申”，今本亦正作“甲申”，不作“甲辰”。縝既糾修誤，不應竟構虚詞。或後來校刊《五代史》者，因其説而追改之耶？謹依《宋史》目次，釐為三卷。其閒有與薛《史》同異者，並略加附識於下，以備考證焉。

　　【彙訂】

　　1.吳縝所作為《五代史記纂誤》，而據徐度《卻掃編》卷中，劉羲仲之作為《五代史糾謬》。（李裕民：《四庫提要訂誤》）

　　2.今本實存一百十四條。（張明華：《新五代史研究》）

　　3.“一”，殿本無。

　　宋史四百九十六卷（内府刊本）

　　元托克托等奉敕撰（案，托克托原作脱脱，今改正）。其總目題本紀四十七，志一百六十二，表三十二，列傳二百五十五。然卷四百七十八至卷四百八十三實為《世家》六卷，總目未列，蓋偶遺也1。其書僅一代之史，而卷帙幾盈五百。檢校既已難周，又大旨以表章道學為宗，餘事皆不甚措意，故舛謬不能殫數。柯維騏《宋史新編》僅引《容齋五筆》辨正向敏中、李宗諤數事，未能旁及。其後沈世泊撰《宋史就正編》，綜覈前後，多所匡糾。如謂《高宗紀》紹興十三年八月戊戌洪皓至自燕2，而《洪皓傳》作七月見於内殿；《朱倬傳》宣和五年登進士第，據《徽宗紀》則宣和六年策進士是為甲辰科，實非五年。此紀、傳之互異也。《宋準傳》云：“李昉知貢舉，擢準甲科。會貢士徐士廉擊登聞鼓，訴昉取舍非當。太宗怒，召準覆試後，遂行殿試。”據《選舉志》則開寶六年御殿給紙筆，别賜殿試，遂為常制。是太祖時事誤作太宗。《蘇舜欽傳》云：“康定中河東地震，舜欽詣匭通疏。”據《五行志》則地震在寶元元年。康定止一年，無地震事。此志、傳之互異也。《杜太后傳》云：“母范氏，生五子三女，太后居長。”而《杜審琦傳》則云：“審琦，昭憲皇太后之兄。太后昆仲五人，審琦居長。”又《太后傳》云：“生太祖、太宗、秦王廷美。”據廷美《傳》，則其母為陳國夫人耿氏。《張浚傳》云：“浚擢殿中侍御史，駕幸東南，後軍統制韓世忠所部逼逐諫臣墜水死，浚奏奪世忠觀察使。”據《韓世忠傳》，世忠乃左軍統制，非後軍統制案，《本紀》後軍統制為張煥。《紀》又云後軍將孫琦等作亂，逼左正言盧臣中隋水死3，不言世忠。又《滕康傳》，世忠以不能戢所部坐贖金，康復論世忠無赫赫功，詔降世忠一官。是奏奪世忠觀察使者乃滕康，非張浚。此傳文前後之互異也。譏《宋史》者謂諸傳載祖父之名而無事實，似誌銘之體；詳官階之遷除而無所删節，似申狀之文。然好之者或以為世系、官資，轉可藉以有考。及證以他書，則《宋史》諸傳多不足憑。如《晁補之傳》云：“太子少傅迥五世孫，宗慤之曾孫也。父端友。”據黄庭堅為補之父端友撰《誌銘》云：“晁氏世載遠矣。有諱迥者，以太子少保致仕，諡文元。君之曾王父諱迪，贈刑部侍郎。王父諱宗簡，贈吏部尚書。父諱仲偃，庫部員外郎。刑部視文元4，母弟也。”是補之實非迥五世孫。又《晁迥傳》云：“迥子宗慤。”據曾鞏《南豐集》，宗慤父名遘。是補之實非宗慤曾孫5。《謝絳傳》云：“祖懿文，父濤。”據范仲淹撰《謝濤誌銘》“懿文生崇禮，崇禮生濤，濤生絳。”是謝絳實為懿文曾孫。然則所述世系，豈足盡信哉？《洪邁傳》云：“乾道二年，知吉州。六年，知贛州。辛卯，歲饑。十一年，知婺州。十三年，拜翰林學士。淳熙改元，進煥章閣學士。”據《本紀》，淳熙十四年有翰林學士洪邁言，則“淳熙改元”當作“紹熙改元”。乾道無十三年。《傳》云“辛卯歲饑”，為乾道七年。則十三年上當加“淳熙”二字6。又邁以淳熙十年知太平州。今《瑞麻讚》、《姑孰帖》尚在太平，而《傳》文闕載。然則所敘官資，又豈可盡信哉7？至於宋師伐遼，高鳳以易州來歸，見《北盟會編》，而《宋史》誤作郭藥師；紹興中趙鼎以奉國軍節度使出知紹興府，見《宰輔編年錄》，而《宋史》誤作忠武軍。失載王堅之守城不降與林同之題壁自盡，忠義之士，尚多闕落，尤為疏漏之大者矣。其所攻駁，皆一一切中其失。然其前後復沓牴牾，尚不止此，世泊亦不能悉舉也。蓋其書以宋人國史為稾本。宋人好述東都之事，故史文較詳，建炎以後稍略。理、度兩朝，宋人罕所紀載，故史傳亦不具首尾。《文苑傳》止詳北宋，而南宋止載周彥等數人8，《循吏傳》則南宋更無一人，是其明證。至於南唐劉仁瞻之死節，歐陽修《五代史記》、司馬光《通鑑》俱為之證明，而此書仍作“以城降”；李澣終於遼，未嘗入宋，見《遼史》本傳，而此書仍附於《李濤傳》9。是於久列學官之書、共在史局之稾，尚不及互相勘證，則其他抑可知矣。自柯維騏以下，屢有改修。然年代緜邈，舊籍散亡。仍以是書為稾本，小小補苴，亦終無以相勝。故考兩宋之事，終以原書為據，迄今竟不可廢焉。

　　【彙訂】

　　1.世家本在列傳内，總目所題並非遺漏。（胡玉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

　　2.“紹興十三年”，殿本作“紹興二十年”，誤，此書卷三十《高宗紀七》載“（紹興十三年八月）戊戌，洪皓至自金國。”卷三七三《洪皓傳》載“（紹興）十二年七月，見於内殿，力求郡養母。”“十二年七月”應系“十三年八月”之誤，《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四九亦作十三年八月。（《宋史》校勘記）

　　3.“隋”，殿本作“墜”，誤，此書卷二四《高宗紀一》原文作“墮水死”。“隋”通“墮”。

　　4.“視”，底本作“梘”，據明刻《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三《晁君成墓誌銘》原文及殿本改。

　　5.《晁迥傳》云“迥子宗慤”不誤。晁遘為晁迥三弟，晁補之乃晁迥、晁遘長兄晁迪之五世孫，晁宗簡之曾孫。（劉煥陽：《晁補之世系考辨》）

　　6.“當”，殿本作“宜”。

　　7.洪邁知太平州只一次，乃在淳熙十五年九月，其到任謝表云：“一去十八年之閒，三叼二千石之寄，末由金華郡，還？石室書。”蓋自乾道四年六月去國，至淳熙十二年春召還，前後正一十八年，中間歷任贛州、建寧府、婺州，凡三。又《唐人絕句》序云：“淳熙庚子秋，邁解建安郡印歸，取諸家集，一切整彙，凡五七言千四百篇，手書為八帙，起家守婺，齎以自隨。”未言知太平之事。（王德毅：《洪邁年譜》）

　　8.“止”，殿本作“僅”。周邦彥傳在朱長文、劉異二傳之前，據其本傳，朱“元符初卒”，劉於徽宗即位時“以疾卒”，可知《宋史·文苑傳》列周邦彥為北宋人。王國維《清真年表》、陸侃如《周邦彥年表》、龍沐勳《清真先生年譜》均謂周邦彥卒於宣和年閒。“南宋止載周邦彥等數人”，“周邦彥”應改為“陳與義”。（楊武泉：《四庫全書總目辨誤》）

　　9.《宋史》卷二六二《李濤傳》附《李澣傳》云：“周廣順二年，澣因定州孫方諫密表言契丹衰微之勢，周祖嘉焉，遣諜者田重霸齎詔慰撫，仍命澣通信。澣復表述契丹主幼弱多寵，好擊鞠，大臣離貳，若出師討伐，因與通好，乃其時也，請速行之。屬中原多事，不能用其言。澣在契丹嘗逃歸，為其所獲，防禦彌謹。契丹應曆十二年六月卒，時建隆三年也。”直以忠良視之，故為之立傳。

　　遼史一百十六卷（内府刊本）1

　　元托克托等奉敕撰。至正三年四月，詔儒臣分撰，於四年三月書成2。為本紀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八卷，列傳四十六卷3，《國語解》一卷。考遼制書禁甚嚴。凡國人著述，惟聽刊行於境内。有傳於鄰境者，罪至死（見沈括《夢溪筆談》“僧行均《龍龕手鏡》”條下）。蓋國之虚實，不以示敵，用意至深。然以此不流播於天下。迨五京兵燹之後，遂至舊章散失，澌滅無遺。觀袁桷《修三史議》、蘇天爵《三史質疑》，知遼代載籍可備修史之資者，寥寥無幾。故當時所據，惟耶律儼、陳大任二家之書。見聞既隘，又蕆功於一載之内，無暇旁蒐，潦草成編，實多疏略。其閒左支右詘，痕蹟灼然。如每年遊幸，既具書於本紀矣，復為《遊幸表》一卷；部族之分合，既詳述於《營衛志》矣，復為《部族表》一卷；屬國之貢使，亦具見於本紀矣，復為《屬國表》一卷；義宗之奔唐、章肅之爭國，既屢見於紀、志、表矣，復屢書於列傳4；《文學》僅六人，而分為兩卷；《伶官》、《宦官》本無可紀載，而强綴三人。此其重複瑣碎，在史臣非不自知。特以無米之炊，足窮巧婦，故不得已而縷割分隸，以求卷帙之盈。勢使之然，不足怪也。然遼典雖不足徵，宋籍非無可考。《東都事略》載遼太宗建國，號大遼。聖宗即位，改大遼為大契丹國。道宗咸雍二年，復改國號大遼。考重熙十六年《釋迦佛舍利鐵塔記》石刻，今尚在古爾板蘇巴爾漢5。其文稱：“維大契丹國興中府，重熙十五年丙戌歲十一月丁丑朔”云云，與王偁所記合，而此書不載。是其於國號之更改尚未詳也。《文獻通考》稱遼道宗改元壽昌。洪遵《泉志》引李季興《東北諸蕃樞要》云：“契丹主天祚，年號壽昌”，又引《北遼通書》云：“天祚即位，壽昌七年改為乾統”。而此書作“壽隆”。殊不思聖宗諱隆緒，道宗為聖宗之孫，何至紀元而犯祖諱？考今興中故城即古爾板蘇巴爾漢，譯言三塔也，故土人亦稱三座塔云。東南七十里柏山6，有《安德州靈巖寺碑》，稱：“壽昌初元，歲次乙亥”。又有《玉石觀音像倡和詩碑》，稱：“壽昌五年九月”。又易州有《興國寺太子誕聖邑碑》，稱：“壽昌四年七月”。均與洪遵所引合。又《老學菴筆記》載聖宗改號重熙，後避天祚嫌名，追稱重熙曰重和。考興中故城鐵塔旁記有天慶二年《釋迦定光二佛舍利塔記》，稱重和十五年鑄鐵塔，與陸游所記亦合。而此書均不載。是其於改元之典章多舛漏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又稱據《太子誕聖邑碑》諸人結銜7，知遼制有知軍州事、通判軍州事、知縣事之名。而《百官志》亦不載。是其於制度有遺闕也。至厲鶚《遼史拾遺》所摭，更不可以僕數。此則考證未詳，不得委之文獻無徵矣。然其書以實錄為憑，無所粉飾。如《宋史》載太平興國七年戰於豐州，據此書則云宋使請和；《宋史·忠義傳》有康保裔，據此書則云保裔被擒而降，後為昭順軍節度使。審其事勢，《遼史》較可徵信。此三《史》所由並行而不可偏廢歟？

　　【彙訂】

　　1.文淵閣《四庫》本為一百十五卷附《考證》，書前提要不誤。（沈治宏：《中國叢書綜錄訂誤》）

　　2.“於”，殿本無。

　　3.應作四十五卷。（江慶柏等整理：《四庫全書薈要總目提要》）

　　4.“屢”，殿本作“累”。

　　5.“古爾板蘇巴爾漢”，殿本作“興中故城（即古爾板蘇巴爾漢，譯言三塔也）”。

　　6.“即古爾板蘇巴爾漢譯言三塔也故土人亦稱三座塔云”，殿本無。

　　7.“太子誕聖邑碑”，殿本作“太子聖誕邑碑”，誤，《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卷六著錄《易州興國寺太子誕聖邑碑》。

　　遼史拾遺二十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厲鶚撰。鶚字太鴻，錢塘人。康熙庚子舉人。是書拾《遼史》之遺，有注有補。均摘錄舊文為綱，而參考他書條列於下。凡有異同，悉分析考證，綴以按語。《國語解》先後次第與目錄有不合者，亦悉為釐正。又補輯遼境四至及風俗、物產諸條於後。其中如劉守光自為節度使，《唐書》及《五代史》列傳載之最詳，乃獨取《資治通鑑》一條；李嗣源之救幽州，不引《契丹國志》，亦僅引《通鑑》；王都破唐兵，《五代史》與諸書互有同異，而不加考辨；金克中京，《大金國志》敘次最悉，乃獨取《松漠紀聞》數言；保大以後，遼事載於《宋史》紀傳者最多，皆略而不取。似此之類，皆頗有所遺。又《蘭亭》石刻之類，蔓延鋪敍，與史事毫無所關。亦未免嗜博愛奇，傷於泛濫。然元修三《史》，莫繁冗於宋，莫疏略於遼。又遼時書禁最嚴，不得傳布於境外，故一朝圖籍澌滅無徵1。鶚採摭羣書，至三百餘種，均以旁見側出之文，參考而求其端緒，年月事蹟，一一鉤稽。其補唐中和諸人之傳，及《禮志》之補幡勝、《樂志》之補聒帳、《輿服志》之補金冠窄袍、《食貨志》之補賦稅名目，皆採輯散佚，足備考證。鶚《樊榭詩集》中自稱所注《遼史》，比於裴松之之《三國史》注，亦不誣也2。至於卷末《國語解》，對音舛誤，名義多乖。由作史者昧於繙譯，故因仍故牘，致失其真。鶚雖釐正其次第，而索倫舊語既非所知，故舊史駁文未能考定。今三《史》國語悉蒙欽定，一洗前代之譌，足以昭示萬古。鶚所附贅，存而不論可矣。

　　【彙訂】

　　1.“又遼時書禁最嚴不得傳布於境外故一朝圖籍澌滅無徵”，殿本無。

　　2.“不誣”，殿本作“有以”。

　　金史一百三十五卷（内府刊本）

　　元托克托等奉敕撰。凡紀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傳七十三卷。金人肇基東海，奄有中原。制度典章，彬彬為盛。徵文考獻，具有所資。即如《大金弔伐》一錄，自天輔七年交割燕、云，及天會三年再舉伐宋，五年廢宋立楚，至康王南渡，所有國書、誓詔1、册表、文狀、指揮牒檄，以載於故府案牘者具有年月，得以編次成書。是自開國之初即已遺聞不墜。《文藝傳》稱元好問“晚年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制，幾及漢、唐。國亡史作，己所當任。時金國實錄在順天張萬户家，乃言於張，願為撰述。既因有阻而止，乃構野史亭，著述其上。凡金源君臣遺言往行，採摭所聞。有所得，輒以片紙細字為記，錄至百餘萬言。纂修《金史》，多本其所著。”又稱劉祁撰《歸潛志》，於金末之事多有足徵。是相承纂述，復不乏人。且考阿魯台等進書表2，稱：“張柔歸《金史》於其前，王鶚輯金事於其後。是以纂修之命，見諸敷遺之謀，延祐申舉而未遑，天曆推行而弗竟。”是元人之於此書經營已久，與宋、遼二《史》取辦倉卒者不同。故其首尾完密，條例整齊，約而不疏，贍而不蕪，在三《史》之中，獨為最善。如載《世紀》於卷首，而列景宣帝、睿宗、顯宗於《世紀補》，則酌取《魏書》之例；《曆志》則採趙知微之《大明曆》，而兼考渾象之存亡；《禮志》則掇韓企先等之《大金集禮》，而兼及雜儀之品節；《河渠志》之詳於二十五埽；《百官志》之首敘建國諸官，咸本本元元，具有條理。《食貨志》則因物力之微，而歎其初法之不慎；《選舉志》則因令史之正班，而推言仕進之末弊；《交聘表》則數宋人三失而惜其不知守險，不能自强，皆切中事機，意存殷鑒，卓然有良史之風。惟其列傳之中，頗多疏舛。如楊朴佐太祖開基，見於《遼史》，而不為立傳；晉王宗翰之上書乞免，見《北盟會編》，瀋王宗弼之遺令處分，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皆有關國政，而本傳不書。海陵之失德既見於《本紀》，而諸嬖之猥褻，復詳述於《后妃傳》；王倫以奉使被留，未嘗受職，而傳列於酈瓊、李成之後；《張邦昌傳》既云《宋史》有傳，事具宗翰等《傳》，而復復引《本紀》之文3，列於劉豫之前，皆乖體例。至昌本之南走、施宜生之泄謀、宇文虚中之謗訕，傳聞異辭，皆未能核定。亦由於祇據實錄，未暇旁考諸書4。然《宋史》載兩國兵事，多採摭宋人所記，不免浮詞。如采石之戰，其時海陵士卒聞大定改元，離心自潰。虞允文攘以為功，殊非事實。此書所載，獨得其真。泰和以後諸臣傳，尤能悉其情事。蓋好問等得諸目睹，與傳聞異詞者殊也。卷三十三、卷七十六中有闕文，蓋明代監版之脱誤。今以内府所藏元版校補，仍為完帙云。

　　【彙訂】

　　1.“誓詔”，底本作“誓誥”，據殿本改。《總目》卷五一《大金弔伐錄》條即作“誓詔”。

　　2.“阿魯台”，底本作“托克托”，據殿本改。《進金史表》乃阿魯台署銜所上。

　　3.上“復”字，殿本作“後”。

　　4.書中施宜生使宋漏言被誅事實本岳珂《桯史》，非只據實錄。（陸心源：《儀顧堂續跋》）

　　元史二百十卷（内府刊本）

　　明宋濂等奉敕撰。洪武二年，得元十三朝實錄，命修《元史》，以濂及王褘為總裁1。二月，開局天寧寺。八月，書成，而順帝一朝史猶未備。乃命儒士歐陽佑等往北平採其遺事。明年二月，詔重開史局。閱六月，書成。為紀四十七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列傳九十七卷2。書始頒行，紛紛然已多竊議。迨後來遞相考證，紕漏彌彰。顧炎武《日知錄》摘其趙孟頫諸傳，備書上世贈官，仍誌銘之文，不知芟削；《河渠志》言耿參政，《祭祀志》言田司徒，引案牘之語，失於翦裁。朱彝尊《曝書亭集》又謂其急於成書，故前後復出。因舉其一人兩傳者，條其篇目，為倉猝失檢之病。然《元史》之舛駁不在於蕆事之速，而在於始事之驟。以後世論之，元人載籍之存者，説部、文集尚不下一二百種。以訂史傳，時見牴牾，不能不咎考訂之未密。其在當日，則重開史局距元亡二三年耳。後世所謂古書，皆當日時人之書也。其時有未著者，有著而未成者，有成而未出者，勢不能裒合衆説，參定異同。考徐一夔《始豐稾》有重開史局時與王褘書云：“近代論史者莫過於日曆。日曆者，史之根柢也。至起居注之設，亦專以甲子起例。蓋紀事之法無逾此也。元則不然，不置日曆，不置起居注，獨中書置時政科。遣一文學掾掌之，以事付史館。及易一朝，則國史院據所付修實錄而已，其於史事固甚疏略。幸而天曆閒虞集倣《六典》法，纂《經世大典》，一代典章文物粗備。是以前局之史，既有十三朝實錄，又有《經世大典》可以參稽，廑而成書。若順帝二十六年之事，既無實錄可據，又無參稽之書，惟憑採訪以足成之。竊恐事未必覆，言未必馴，首尾未必貫穿也”云云3。則是書之疏漏，未經屬草以前，一夔已預知之，非盡濂等之過矣。惟是事蹟雖難以遽詳，其體例則不難自定，其譌脱則不難自校也。今觀是書，《三公》、《宰相》分為兩表；禮、樂合為一志，又分《祭祀》、《輿服》為兩志；列傳則先及《釋老》，次以《方技》，皆不合前史遺規。而删除《藝文》一志，收入列傳之中，遂使無傳之人，所著皆不可考，尤為乖迕。又帝紀則定宗以後、憲宗以前，闕載者三年，未必實錄之中竟無一事，其為漏落顯然。至於《姚燧傳》中述其論文之語，殆不可曉。證以《元文類》，則引其《送暢純甫序》，而互易其問答之辭，殊為顛倒。此不得委諸無書可檢矣。是則濂等之過，無以解於後人之議者耳。《解縉集》有《與吏部侍郎董倫書》，稱：“《元史》舛誤，承命改修”云云。其事在太祖末年，豈非太祖亦覺其未善，故有是命歟？若夫《曆志》載許衡、郭守敬之《歷經》，李謙之《曆議》，而並及《庚午元曆》之未嘗頒用者，以證其異同；《地理志》附載潘昂霄《河源考》。而取朱思本所譯梵字圖書，分注於下；《河渠志》則北水兼及於盧溝河、御河，南水兼及於鹽官海塘、龍山河道，並詳其繕浚之宜，未嘗不可為考古之證。讀者參以諸書而節取其所長可也。

　　【彙訂】

　　1.“王褘”，殿本作“王禕”，下同，誤。王褘乃義烏人，著有《王忠文公集》二十四卷等。宋濂《宋學士全集》卷九《王子充字序》：“同門友王君子充謂濂曰：‘褘名凡三易，初名偉，次名湋，後復更今名。文雖易，皆從韋者，以其聲之近也。其名偉暨湋，時鄉先達内翰柳公、文學吳公嘗為之説。唯今名未有暢其義者，幸同遊學黄文獻公之門，敢以累吾子，尚有以詳告褘也。’濂曰：‘子充其欲存古之道哉？夫褘之為物，古之蔽膝，所以被於裳衣之上，覆前者也……若所云“婦人之褘，謂縭緌也，即香？也，王后之服”、“褘衣，謂畫袍也。褘當為翬，即翬雉也，五彩純備者也”，皆非子充命名之義也。’”而王禕乃夏山人，著有《造邦勳賢錄》一卷，説詳卷七《學易舉隅》條注文。（徐永明：《王褘年譜》）

　　2.“九十七卷”，殿本作“一百十四卷”，誤，此書卷一百十四至卷二百一十為列傳。

　　3.徐一夔《始豐稾》卷六《與王待制書》云：“獨順帝一朝三十六年之事，以無《實錄》可據，分遣使者蒐訪，故都圖籍、列郡文稾，有關於三十六年之政體者，俱收並錄，以備採擇，足成一代之書。”又云：“今夫順帝一朝三十六年之事，既無《實錄》可據，又無參稽之書，惟憑採訪以足成之。竊恐其事未必核，其言未必馴，其首尾未必貫串也。”《總目》“二十六年”顯為“三十六年”之誤。（楊武泉：《四庫全書總目辨誤》）

　　欽定遼金元三史國語解四十六卷

　　乾隆四十六年奉敕撰。考譯語對音，自古已然。《公羊傳》所稱“地物從中國，邑人名從主人”是也。譯語兼釋其名義，亦自古已然。《左傳》所稱“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穀梁傳》所稱“吳謂善、伊謂稻、緩，號從中國，名從主人”是也。閒有音同字異者，如天竺之為捐篤、身毒、印度，烏桓之為烏丸。正如中國文字，偶然假借，如《歐陽漢碑》作“歐羊”，“包胥”《戰國策》作“勃蘇”耳。初非以字之美惡分别愛憎也。自《魏書》改“柔然”為“蠕蠕”，比諸蠕動，已屬不經。《唐書》謂“回紇”改稱“回鶻”，取輕健如鶻之意，更為附會。至宋人武備不修，鄰敵交侮，力不能報，乃區區修隙於文字之閒。又不通譯語，竟以中國之言，求外邦之義。如趙元昊自稱兀卒，轉為吾祖，遂謂吾祖為我翁；蕭鷓巴本屬蕃名，乃以與曾淳甫作對，以鷓巴鶉脯為惡謔。積習相沿，不一而足。元托克托等修宋、遼、金三《史》，多襲舊文，不加刊正。考其編輯成書已當元末。是時如台哈布哈號為文士，今所傳納新案“納新”原本誤作“廼賢”，今改正。《金臺集》首有所題篆字，亦自署曰泰不華，居然譌異。蓋舊俗已漓，併色目諸人亦不甚通其國語，宜諸史之譌謬百出矣。迨及明初，宋濂等纂修《元史》，以八月告成，事迹挂漏，尚難殫數。前代譯語，更非所諳。三《史》所附《國語解》顛舛支離，如出一轍，固其宜也。我皇上聖明天縱，邁古涵今，洞悉諸國之文，灼見舊編之誤，特命館臣，詳加釐定，併一一親加指示，務得其真。以索倫語正《遼史》凡十卷。首君名，附以后妃、皇子、公主，次宫衛，附以軍名，次部族，附以屬國，次地理，次職官，次人名，次名物，共七門。以滿洲語正《金史》凡十二卷。首君名，附以后妃皇子，次部族，次地理，次職官，附以軍名，次姓氏，次人名，附以名物，共六門。以蒙古語正《元史》凡二十四卷。首帝名，附以后妃、皇子、公主，次宫衛，附以軍名，次部族，附以國名，次地理，次職官，次人名，次名物，共七門。各一一著其名義，詳其字音。字音為漢文所無者，則兩合、三合以取之。分析微茫，窮極要窅。即不諳繙譯之人，繹訓釋之明，悟語聲之轉，亦覺釐然有當於心，而恍然於舊史之誤也。蓋自《欽定三合切音清文鑑》出，而國語之精奧明，至此書出，而前史之異同得失亦明。不但宋、明二《史》可據此以刊其譌，即四庫之書凡人名、地名、官名、物名涉於三朝者，均得援以改正，使音訓皆得其真。聖朝考文之典，洵超軼乎萬禩矣。

　　明史三百三十六卷（内府刊本）

　　國朝保和殿大學士張廷玉等奉敕撰。乾隆四年七月二十五日書成，表進。凡本紀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表一十三卷，列傳二百二十卷，目錄四卷。其進表有曰：“仰惟聖祖仁皇帝蒐圖書於金石，羅耆俊於山林。創事編摩，寬其歲月。”蓋康熙十八年始詔修《明史》，並召試彭孫遹等五十人，入館纂修。以記載浩繁，異同岐出，遞相考證，未遽定也。又曰：“我世宗憲皇帝重申公慎之旨，載詳討論之功。臣等於時奉敕充總裁官，率同纂修諸臣開館排輯。十有五年之内1，幾經同事遷流，三百餘卷之書，以次隨時告竣。”蓋雍正二年詔諸臣續蕆其事，至是乃成書也。又曰：“籤帙雖多，牴牾互見。惟舊臣王鴻緒之《史稾》，經名人三十載之用心。進在彤幃，頒來祕閣。首尾略具，事實頗詳。爰即成編，用為初稾。”蓋康熙中户部侍郎王鴻緒撰《明史稾》三百十卷，惟帝紀未成，餘皆排比粗就，較諸家為詳贍，故因其本而增損成帙也。其閒諸志一從舊例，而稍變其例者二：《曆志》增以圖，以曆生於數，數生算，算法之句股面線，今密於古，非圖則分刌不明。《藝文志》惟載明人著述，而前史著錄者不載。其例始於宋孝王《關中風俗傳》，劉知幾《史通》又反覆申明，於義為允。唐以來弗能用，今用之也。表從舊例者四，曰《諸王》，曰《功臣》，曰《外戚》，曰《宰輔》；創新例者一，曰《七卿》。蓋明廢左右丞相，而分其政於六部2，而都察院糾核百司，為任亦重，故合而七也。列傳從舊例者十三，創新例者三：曰閹黨，曰流賊，曰土司。蓋貂璫之禍，雖漢、唐以下皆有，而士大夫趨勢附羶，則惟明人為最夥，其流毒天下亦至酷。别為一傳，所以著亂亡之源，不但示斧鉞之誅也。闖、獻二寇，至於亡明，剿撫之失，足為炯鑒，非他小醜之比，亦非割據羣雄之比，故别立之3。至於土司，古謂羈縻州也4，不内不外，釁隙易萌。大抵多建置於元，而滋蔓於明，控馭之道，與牧民殊，與禦敵國又殊，故自為一類焉。若夫甲申以後，仍續載福王之號；乙酉以後，仍兼載唐王、桂王諸臣。則頒行以後，宣示綸綍，特命改增。聖人大公至正之心5，上洞三光，下昭萬禩，尤自有史籍以來所未嘗聞見者矣。

　　【彙訂】

　　1.“有”，據張廷玉等進書表原文及殿本補。

　　2.“而”，殿本無。

　　3.“立”，殿本作“列”。

　　4.殿本“謂”上有“所”字。

　　5.“大公至正”，殿本作“大正至公”。

　　右正史類三十八部，三千七百三十九卷1，皆文淵閣著錄。

　　【彙訂】

　　1.“三千七百三十九卷”，殿本作“三千六百八十一卷”，皆誤，實著錄三千六百九十九卷。

　　案，注釋諸史之書，皆各從其類。惟《班馬異同》附《漢書》後，以有《漢書》而後考及《史記》，是由《漢書》作也。《兩漢刊誤補遺》附《後漢書》後，後及見前，前尚未及見後也。若茅國縉、蔣之翹之《晉書》，删改原文；《宋史新編》之屬，非其本書；《五代史補》、《五代史闕文》亦增益於本書之外。如斯之類，則均入“别史”焉。

　　正史類存目

　　訂正史記真本凡例一卷（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舊本題宋洪遵撰。遵，字景嚴，鄱陽人，皓仲子。官至同知樞密院事1，諡文安。事蹟具《宋史》本傳。是編載曹溶《學海類編》中。前有自序，稱手錄司馬遷《史記》一帙，盡汰去楊惲、褚少孫等所補十篇，并去其各篇中增益之語，而以己所校定者錄於下方。此其書前凡例也。考諸家目錄，皆不載遵有此書。諸家言史學者，如《漢書刊誤》、《新唐書糾謬》、《五代史纂誤》，俱表表於世。自宋以來，亦從無引及此本者。今觀其所刊正，不盡無理。而云得司馬遷名山所藏真本，與今本核其異同，知其孰為楊惲所增，孰為褚少孫所補，則三洪皆讀書人，斷不謬妄至此。豈有由漢及宋，尚有司馬遷真本藏於山中，遵忽然得之者耶？其為明季妄人託名偽撰，殆無疑義。且既謂之“凡例”矣，而某篇同、某篇異，某篇自某處至某處删若干句、某篇某句下删若干字，直以全書悉載例中，可使人按例而塗乙之，即得真本，無庸更有全書矣。此尤作偽之一證也。

　　【彙訂】

　　1.“至”，殿本脱。

　　史記瑣瑣二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錄。黄虞稷《千頃堂書目》載敬《山草堂集》，不詳卷數，今亦未見全本1。此其集中外篇之第十八種也。取《史記》疑義略為考正訓釋，然多臆撰。如《殷本紀》“西伯伐饑國”，蓋“黎”、“饑”古字假借，乃云：“《書》作‘伐黎’，黎，饑色也。《書》曰‘黎民阻饑’，為其民失養而弔伐之。”然則“黎民於變時雍”又當何解？又《周本紀》輕吕之劍謂即赤刀，龍漦謂即龍溺；《項羽本紀》楚歌為激楚之音。皆漫無根據，不足信也。

　　【彙訂】

　　1.“今”，底本無，據殿本補。（盧弼：《四庫湖北先正遺書劄記》）

　　史詮五卷（内府藏本）

　　明程一枝撰。一枝字巢父，休寧人。是編專釋《史記》字句，校考諸本，頗有發明。惟參雜時人評語，頗近鄉塾陋本。體例亦有過於膠固者，如欲據《荀子》、《樂記》删改禮書、樂書之類，皆不可據為定論也。

　　班馬異同評三十五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宋倪思撰，劉辰翁評。辰翁，字會孟，廬陵人。景定壬戌廷試對策，忤賈似道，置丙第，遂以親老請掌濂溪書院。後召入史館，及除太常博士，皆不就。宋亡後隱居以終。其文集散佚，僅存《四景詩》及《須溪記鈔》，蓋不及十分之一。今從《永樂大典》裒輯遺篇，始稍成卷帙。惟所評諸書尚傳，此本亦其一也。辰翁人品頗高潔，而文章多涉僻澀。其點論古書，尤好為纖詭新穎之詞，實於數百年前預開明末竟陵之派。此書據文義以評得失，尚較為切實。然於顯然共見者往往贅論，而筆削微意罕所發明。又倪思原書本較其文之異同，辰翁所評乃多及其事之是非，大抵以意斷制，無所考證。既非論文，又非論古，未免兩無所取。楊士奇跋以為“臻極精妙”，過矣。舊無專刻，僅附倪思書以行。然究為以辰翁之書亂思之書，故有疑《班馬異同》即為辰翁作者（語詳《班馬異同》條下）。今各著錄，俾兩不相淆焉。

　　史漢方駕三十五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許相卿編。相卿字台仲，海寧人。正德丁丑進士，官至兵科給事中。事蹟具《明史》本傳1。是編因倪思原本稍為釐訂，改題此名。《陳勝》、《英布》二傳，思書偶遺，此補綴所闕。他如《衛青霍去病傳》附錄諸將，《漢書》别自立傳，與《史記》文不相襲者，思書删去，此皆掇拾所遺。其先後次第，改從司馬貞《索隱》，亦稍更其序。然所益不及百分之一。惟思書《史記》大書，《漢書》細書，文相連屬，但以字形廣狹為分，頗易混淆。又字旁鉤勒，傳寫尤舛誤。相卿變其體例，以《史》、《漢》相同者直書行中，不同者分行夾註。凡《史記》有而《漢書》無者，偏列於右，《漢書》有而《史記》無者，偏列於左。條理井然，較思書為勝。所列評語，亦因劉辰翁之本稍為損益，頗不及舊文。又舊文皆標置簡端，相卿意取便覽，或移附句旁，如批點時文之例，反參錯難觀。則未免於不善變矣。

　　【彙訂】

　　1.《明史》卷二一八本傳作“字伯台”。（陳乃乾：《讀<四庫全書總目>條記》）

　　五代史志疑四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楊陸榮撰。陸榮有《易互》，已著錄。歐陽修作《五代史》，多倣《春秋》書法。自謂：“是非之旨，不謬於聖人”。然褒貶謹嚴，而事蹟或在所略。故重複舛漏，閒亦不免。吳縝作《五代史纂誤》，頗糾其譌。其本久佚，惟《永樂大典》中尚存梗概。今奉詔編纂，始排比成帙。陸榮此編成於康熙庚子，蓋未睹縝書，故以意研求，摘其疏謬。如《梁太祖本紀》謂洹水之戰，擒李克用子落落，而《家人傳》不載其名；唐昭宗遘難以後，不書立昭宣帝，則《紀》中前後所稱天子，不可辨别；《晉出帝紀》謂馬全節戰於榆林，兩軍俱潰，其一軍不知為誰，又與附錄所載榆林之戰全不相合；瀛州之戰，書梁漢璋敗績、王清戰死，附錄則書漢璋戰死，而不及清；《唐太祖兄弟傳》所載太祖有四弟：克讓、克修、克恭、克寧，而《李嗣昭傳》乃有太祖弟克柔；《唐莊宗諸子傳》謂五子繼岌、繼潼、繼嵩、繼蟾、繼嶢，而《劉后傳》乃多一幼子滿喜；《晉出帝家人傳》漏延煦母楚國夫人丁氏，而《張延澤傳》中乃有之1；《漢隱帝家人傳》漏耿夫人，而《楊邠傳》中乃有之；《王景仁傳》以朗王存之子友寧為梁太祖子；《羅紹威傳》以兄守文為弟守文；《白再榮傳》李崧、和凝留鎮州時，契丹已北歸，不應云“隨契丹留”；《安重榮傳》謂其祖父皆為刺史，不應云“暴至富貴”；《劉昫傳》不應漏修《唐書》。皆頗有考訂。然其餘不過爭文句之繁簡，論進退之當否，毛舉細故，往往失當。大抵惟就本書之中，互相校勘。所引他書，僅茅坤《五代史鈔評》一條，此外更無旁證也。

　　【彙訂】

　　1.“《張延澤傳》”，殿本作“《張廷澤傳》”。《新五代史》卷五二有張彥澤傳：“皇子延煦母楚國夫人丁氏有色，彥澤使人求於皇太后”。

　　宋史偶識三卷（浙江巡撫採進本）1

　　明項夢原撰。夢原字希憲，秀水人。萬曆己未進士，官至刑部郎中，管河張秋。其書乃讀《宋史》時隨筆摘錄，又他書所見可以參考者附之。閒加評斷，亦甚寥寥。蓋當時强授梨棗，以充書帕之本，非有意於著述也。

　　【彙訂】

　　1.明天啟六年自刻本此書、《浙江採集遺書總錄》均作《讀宋史偶識》。（杜澤遜：《四庫存目標注》）

　　右正史類七部，八十五卷，皆附存目。

　　案，凡考注一代之史者，雖工拙有殊，然非淹貫全書，則不能論著。不比語錄之類，人人皆可成編。故撰述者無多，即存目之書亦寥寥可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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