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澹文集_梦远书城

魏澹

　　澹字彦深，巨鹿下曲阳人，北齐特进收族弟，为博陵王济记室，历琅邪王俨京畿铠曹参军。武平初，转殿中侍御史，除殿中郎中、中书舍人，待诏文林馆。入周，为纳言中士。隋受禅，出为行台礼部侍郎，除太子舍人，迁著作郎，仍为太子学士。有《后魏书》一百卷，《诸书要略》一卷，《集》三卷。

　　△鹰赋

　　惟兹禽之化育，实钟山之所生。资金方之猛气，擅火德之炎精。何虞者之多端，运横罗以羁束？缀轻丝于双脸，结长皮于两足。飞不遂于本情，食不充于所欲。逸翰由其暂敛，雄心为之自局。若乃貌非一种，相乃多途。指重十字，尾贵合卢。立如植木，望似悉胡。觜同剑利，脚等荆枯。亦有白如散花，赤如点血。大文若锦，细斑似缬。眼类明珠，毛犹霜雪。身重若金，爪刚如铁。或复顶平似削，头圆如卵，臆阔颈长，筋粗胫短，翅厚羽劲，髀宽肉缓，求之事用，俱为绝伴。或似鹑头，或似鸱首。赤睛黄足，细骨小肘。懒而易惊，奸而难诱。住不可呼，飞不及走。若斯之辈，不如勿有。若夫疾食速消，此则有命。兔颈猴立，是为无病。厕门忌大，结肚恶软。绦不欲绝，背不宜喘。生于窟者则好伏，巢于木者则常立。双骹长者则起迟，六翮短者则飞急。毛衣屡改，厥色无常。寅生酉就，总号为黄。二周作鸨，千日成苍。虽曰排虚，性殊众鸟。雌则体大，雄则形小。遇犬则惊猜，得人则驯扰。养雏则少病，野罗则多巧。察之为易，调之实难。格必高迥，屋必华宽。姜以取热，酒以排寒。韛须温暖，肉不陈乾。近之令狎，静之使安。昼不离手，夜便火宿。微加其毛，少减其肉。肌羸骨瘦，心和性熟。念绝云霄，志在驰逐。（《初学记》三十，《御览》九百二十六）

　　△谢陈主饯送启

　　敬奉弘慈，曲垂饯送。（《隋书·潘徽传》。）

　　△启用敬字议

　　《曲礼》注曰：“礼主于敬”。《诗》曰：“维桑与梓，必恭敬止。”《孝经》曰：“宗庙致敬。”又云：“不敬其亲，谓之悖礼。”孔子敬天之怒，成汤圣敬日跻。宗庙极重，上天极高，父极尊，君极贵，四者咸同一敬，五经未有异文，不知以敬为轻，竟何所据？（《隋书·潘徽传》，魏澹聘陈，陈人使徽接对之。澹将反命，为启于陈主曰：“敬奉弘慈，曲垂饯送。”徽以为“伏奉”为重，“敬奉”为轻，却其启而不奏。澹立议。）

　　△《魏史》义例

　　其一曰：臣闻天子者，继天立极，终始绝名，故《穀梁传》曰：“太上不名。”《曲礼》曰：“天子不言出，诸侯不生名。”诸侯尚不生名，况天子乎！若为太子，必须书名。良由子者对父生称，父前子名，礼之意也。是以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传》曰：“举以太子之礼。”杜预注云：“桓公子庄公也。”十二公唯子同是嫡夫人之长子，备用太子之礼，故史书之于策。即位之日，尊成君而不名，《春秋》之义，圣人之微旨也。至如马迁，周之太子并皆言名，汉之储两俱没其讳，以尊汉卑周，臣子之意也。窃谓虽立此理，恐非其义。何者？《春秋》《礼记》，太子必书名，天王不言出。此仲尼之褒贬，皇王之称谓，非当时与异代遂为优劣也。班固、范晔、陈寿、王隐、沈约参差不同，尊卑失序。至于魏收，讳储君之名，书天子之字，过又甚焉。今所撰史，讳皇帝名，书太子字，欲以尊君卑臣，依《春秋》之义也。

　　其二曰：五帝之圣，三代之英，积德累功，乃文乃武，贤圣相承，莫过周室，名器不及后稷，追谥止于三王，此即前代之茂实，后人之龟镜也。魏氏平文以前，部落之君长耳。太祖远追二十八帝，并极崇高，违尧、舜宪章，越周公典礼。但道武出自结绳，未师典诰，当须南、董直笔，裁而正之。反更饰非，言是观过，所谓决渤澥之水，复去堤防，襄陵之灾，未可免也。但力微天女所诞，灵异绝世，尊为始祖，得礼之宜。平文、昭成雄据塞表，英风渐盛，图南之业，基自此始。长孙斤之乱也，兵交御座，太子授命，昭成获免。道武此时，后缗方娠，宗庙复存，社稷有主，大功大孝，实在献明。此之三世，称谥可也。自兹以外，未之敢闻。

　　其三曰：臣以为南巢桀亡，牧野纣灭，斩以黄钺，悬首白旗，幽王死于骊山，厉王出奔于彘，未尝隐讳，直笔书之，欲以劝善惩恶，贻诫将来者也。而太武、献文并遭非命，前史立纪，不异天年，言论之间，颇露首尾。杀主害君，莫知名姓，逆臣贼子，何所惧哉！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圆首方足，孰不瞻仰，况复兵交御座，矢及王屋，而可隐没者乎！今所撰史，分明直书，不敢回避。且隐、桓之死，闵、昭杀逐，丘明据实叙于经下，况复悬隔异代而致依违哉！

　　其四曰：周道陵迟，不胜其敝，楚子亲问九鼎，吴人来徵百牢，无君之心，实彰行路，夫子刊经，皆书曰卒。自晋德不竞，宇宙分崩，或帝或王，各自署置。当其生日，聘使往来，略如敌国，及其终也，书之曰死，便同庶人。存没顿殊，能无怀愧！今所撰史，诸国凡处华夏之地者，皆书曰卒，同之吴、楚。

　　其五曰：壶遂发问，马迁答之，义已尽矣。后之述者，仍未领悟。董仲舒、司马迁之意，本云《尚书》者，隆平之典，《春秋》者，拨乱之法，兴衰理异，制作亦殊。治定则直叙钦明，世乱则辞兼显晦，分路命家，不相依放。故云“周道废，《春秋》作焉，尧、舜盛，《尚书》载之”，是也。“汉兴以来，改正朔，易服色，臣力诵圣德，仍不能尽，余所谓述故事，而君比之《春秋》，谬哉。”然则纪传之体出自《尚书》，不学《春秋》，明矣。而范晔云：“《春秋》者，文既总略，好失事形，今之拟作，所以为短。纪传者，史、班之所变也，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适之后学，此焉为优，故继而述之。”观晔此言，岂直非圣人之无法，又失马迁之意旨。孙盛自谓钻仰具体而放之。魏收云：“鲁史既修，达者贻则，子长自拘纪传，不存师表，盖泉源所由，地非企及。”虽复逊辞畏圣，亦未思纪传所由来也。

　　司马迁创立纪传以来，述者非一，人无善恶，皆为立论。计在身行迹，具在正书，事既无奇，不足惩劝。再述乍同铭颂，重叙唯觉繁文。案丘明亚圣之才，发扬圣旨，言“君子曰”者，无非甚泰，其间寻常，直书而已。今所撰史，窃有慕焉，可为劝戒者，论其得失，其无损益者，所不论也。（《隋书·魏澹传》，又略见《北史》五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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