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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预(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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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王濬书 足下既摧其西藩，便当径取秣陵，讨累世之逋寇，释吴人于涂炭。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溯河而上，振旅还都，亦旷世一事也。（《晋书·王濬传》） △与子耽书 知汝颇欲念学，令同还车到，副书，可案录受之。当别置一宅中，勿复以借人。（梅鼎祚《文纪》引《玉府新书》，张采《晋文》亦有之。未知《玉府新书》是何代书也。） △书 十一月十四日预顿首：岁忽已终，别久益兼其劳。道远，书问又简，间得来说，知消息，申省次若言面。（《淳化阁帖》三）亲故数移转，想祖父白具云也。祖父如足下来言面小大云具绝汝亲亲也。有信数附，书信以慰吾心也。（《淳化阁帖》三） △七规（一作《七矫》） 张参天之黼帐。（《书钞》一百三十二） 重醖醴醇，沃土名清。甜甘无常，五味相并。（《书钞》一百四十八） 酌以雕觚，盛以彝器。腾波传觞，托水班类。（《书钞》一百五十五） 庶羞既口，异味代臻。糅以丹橘，杂以芳鳞。（《书钞》一百四十二） 太羹生华，兰椒馥芬。孤粮雪累，班脔锦文。馨香播越，气干青云。（《书钞》一百四十二、一百四十四） 农父进菰粱之精稗，虞官贡飞禽之群□。伊尹爨以五熟之鼎，易牙投以犀象之器。（《书钞》一百四十二） 膳夫骋伎，飘忽若仙。披素面之挥霍，若将绝而复连。（《书钞》一百四十四） 飞刀覆切，解发杂叠。各要谷轻（案当有误）□□□□咸酸得适，和味应宜。（《书钞》一百四十二） △律序 律者八，以正罪名；令者八，以存事制。二者相须为用。（《书钞》四十五，《艺文类聚》五十四，《御览》六百三十八） △《春秋左氏》传序 《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周礼》有史官，掌邦国四方之事，达四方之志。诸侯亦各有国史，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孟子曰：“楚谓之‘梼杌’，晋谓之‘乘’，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韩子所见，盖周之旧典礼经也。 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多违旧章。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诫。其余则皆即用旧史，史有文质，辞有详略，不必改也。故《传》曰：“其善志。”又曰：“非圣人孰能修之？”盖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 左丘明受经于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故《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辨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之而发其例之所重，旧史遗文，略不尽举，非圣人所修之要故也。身为国史，躬览载籍，必广记而备言之。其文缓，其皆远，将令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优而柔之，使自求之。餍而饫之，使自趋之。若江海之浸，膏泽之润，焕然冰释，怡然理顺，然后为得也。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其微显阐幽裁成义类者，皆据旧例而发义，指行事以正褒贬，诸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皆所以起新旧，发大义，谓之变例。然亦有史所不书即以为义者，此盖春秋新意，故《传》不言凡，曲而畅之也。 其经无义例，因行事而言，则《传》直言其归趣而已，非例也。故发《传》之体有三，而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显，文见于此，而义起在彼，称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缘陵之类是也；二曰志而晦，约言示制，推以知例，参会不也，与谋曰及之类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从义训，以示大顺，诸所违避，璧假许田之类是也；四曰尽而不污，直书其事，具文见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车，齐侯献捷之类是也；五曰惩恶而劝善，求名而亡，欲盖而章，书书豹盗三叛人名之类是也。推此五体以寻经、传，触类而长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伦之纪备矣。 或曰：春秋以错文见义，若如所论，则经当有事同文异而无其义也。先儒所传，皆不其然。答曰：春秋虽以一字为贬，然皆须数句以成言示制非如八卦之爻，可错综为六十四也。固当依《传》以为断。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遗文可见者十数家，大体转相祖述，进不成为错综经文以尽其变，退不守丘明之传，于丘明之传有所不通，皆没而不说。而更肤引《公羊》、《穀梁》，适足自乱。预今所以为异，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经之条贯，必出于《传》，《传》之义例，总归诸凡，推变例以正褒贬，简二《传》而去异端，盖丘明之志也。其人疑错，则备论而阙之，以俟后贤。然刘子骏创通大义，贾景伯父子许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颖子严者，虽浅近亦复名家，故特举刘、贾、许颖之违，以见同异。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又别集诸例，及地名、谱第、历数，相与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显其异同，从而释之，名曰《释例》。将令学者观其所聚异同之说，释例详之也。 或曰：春秋之作，《左传》及《穀梁》无明文，说者以为仲尼自卫反鲁，修春秋，立素王，丘明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鲁，危行言逊，以避当时之害，故微其文，隐其义。《公羊经》止“获麟”，而《左氏经》终孔丘卒，敢问所安，答曰：异乎余所闻。仲尼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此制作之本意也。叹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盖伤时王之政也。麟凤五灵，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时，虚其应而失其归，此圣人所以为感也。绝笔于“获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为终也。曰：然春秋何始于鲁隐公？答曰：周平王，东周之始王也。隐公，让国之贤君也。考乎其时则相接，言乎其位则列国，本乎其始则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绍开中兴，隐公能弘宣祖业，光启王室，则西周之美可寻，文武之迹不坠，是故因其历数，附其行事，采周之旧，以会成王义，垂法将来。所书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历，即周正也；所称之公，即鲁隐公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鲁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此其义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彰往考来，情见乎辞，言高则旨远，辞约则义微，此理之常，非隐之也。圣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后，方复隐讳以避患，非所闻也。子路欲让人为臣，孔子以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论也。先儒以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以妖妄，又引经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诬。据《公羊经》止获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数，故余以为感麟而作，作起获麟，则文止于所起，为得其实。至于反袂拭面，称吾道穷，亦无取焉。（《文选》，《唐石经春秋传》） △《春秋左氏传》后序 太康元年三月，吴寇始平，余自江陵还襄阳，解甲休兵，乃申抒旧意，修成《春秋释例》及《经传集解》。始讫，会汲郡汲县有发其界内旧冢者，大得古书，皆简编科斗文字。发冢者不以为意，往往散乱。科斗书久废推寻，不能尽通。始者藏在秘府，余晚得见之。所记大凡七十五卷，多杂碎怪妄，不可训知。《周易》及《纪年》最为分了。《周易》上下篇与今正同，别有阴阳说而无彖象文言系辞，疑于时仲尼造之于鲁，尚未播之于远国也。其《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无诸国别也。唯特记晋国，起自殇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庄伯。庄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鲁隐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编年相次。晋国灭，独记魏事，下至魏哀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记也。推校哀王二十年，太岁在壬戌，是周赧王之十六年，秦昭王之八年，韩襄王之十三年，赵武灵王之二十七年，楚怀王之三十年，燕昭王之十三年，齐湣王之二十五年也。上去孔丘卒百八十一岁，下去今太康三年五百八十一岁。哀王于《史记》，襄王之子，惠王之孙也。惠王三十六年卒，而襄王立。立十六年卒，而哀王立。古书《纪年篇》，惠王三十六年，从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称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记》误分惠成之世，以为后王年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称谥，谓之今王，其著书文意，大似《春秋经》，推此足见古者国史策书之常也。文称鲁隐公及邾庄公盟于姑蔑，即《春秋》所书邾仪父，未王命，故不书爵。曰仪父，贵之也。又称晋献公会虞师伐虢，灭下阳，即《春秋》所书虞师、晋师灭下阳，先书虞，贿故也。又称周襄王会诸侯于河阳，即《春秋》所书天王狩于河阳，以臣召君，不可以训也。诸若此辈甚多，略举数条，以明国史皆承告据实而书时事。仲尼修《春秋》，以义而制异文也。又称卫懿公及赤翟战于洞泽，疑“洞”当作“洞”，即《左传》所谓荧泽也。齐国佐来献玉磬纪公之甗，即《左传》所谓宾媚人也。诸所记多与《左传》符同，异于《公羊》、《穀梁》，知此二书，近世穿凿，非《春秋》本意审矣。虽不皆与史记尚书同，然参而求之，可以端正学者。又别有一卷，纯集疏《左氏传》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义，皆与《左传》同，名曰《师春》，“师春”似是钞集者人名也。《纪年》又称，殷仲壬即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壬崩，伊尹放大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放太甲七年，太甲潜出知桐，杀伊，乃立共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而中分之。《左氏传》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无怨色，然则大甲虽见放，还杀伊尹，而犹以其子为相也。此为大与《尚书》叙说太甲事乖异，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将此古书亦当时杂记，未足以取审也。为其粗有益于《左氏》，故略记之，附《集解》之末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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