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宫十八朝演义第五十三回进图画郑侠谏主咏诗句苏轼贬官(2)

第五十三回进图画郑侠谏主咏诗句苏轼贬官(2)

　　郑侠见国事日非，辅臣益坏，更加激动忠愤，取唐朝宰相数人，分为两编，汇呈进去。如魏征、姚崇、宋璟，称为正人君子；李林甫、卢杞等，称为邪曲小人；又以冯京比君子，吕惠卿比小人。那吕惠卿得了消息，如何不气，遂参劾郑侠，讪谤朝廷，以大不敬论。御史张璪，也迎合吕惠卿，刻奏冯京与郑侠交通有迹。郑侠因此获罪，罢谪英州；冯京亦罢参政，出知毫州。安石弟安国，任秘阁校理，素与安石意见不合，亦斥吕惠卿为佞人，也坐与郑侠交结，放归田里。

　　吕惠卿本是个狡猾小人，与韩绛在中书处，互相嫉妒，时常因事争执，又因自己已为辅臣，地位稳固，惟恐安石再来，处处想谋害安石，凡可以杜绝他来路的法儿，莫不做到。却巧蜀人李士宁，自言能知人休咎，且与安石有旧交，竟要借此兴狱。幸赖韩绛暗里维护安石，从中阻挠，将士宁杖流永州，连坐颇众。韩绛恐吕惠卿先发制人，连忙密请神宗，再用安石。

　　神宗亦复记念安石，即召他入朝。安石奉诏倍道前进，七日入京，晋见神宗。神宗见面，便问一年来卿有何著？安石忙将注释的《诗经》、《书经》、《周礼》，呈上奏道：“臣奉命设经义局，督同吕惠卿及臣子王雱，加紧撰述，现在先成了三部，请陛下御览。”

　　神宗略看了一看，下诏颁布天下学宫，名为“三经新义”，以后士子应试，都要以此为主，不许再有杂说；又奖叙著述之功，加安石左仆射，吕惠卿给事中，王雱龙图阁直学士。王雱因是现任首相之子，不得不假意推辞，奏章上去，吕惠卿在旁劝神宗批准。

　　原来王雱为人，阴险刻薄，比安石更甚。却很有才气，十几岁上，已是著书立说，动笔万言。因见父亲所用的都是少年新进，屡次想出来做官。安石因为是自己的儿子，不便推荐，想把名气弄大，由神宗召用。王雱急于出仕，如何耐得，求着父亲，说是经筵一职，与政治无关，可以做得。

　　安石便荐为崇政殿说书，后来又兼了经义局修撰，好容易修成了书，满拟可以青云直上，岂知又为惠卿所阻。安石父子，直气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把个吕惠卿恨如切骨，没有一刻不图报复。恰巧御史蔡承禧，参劾惠卿，欺君玩法，立党行奸。惠卿居家等候消息。王雱趁此机会，暗唆中丞邓绾，再上一本，把惠卿挤倒。

　　那邓绾因为安石罢职的时候，曾经附和惠卿，深恐安石怀恨，正要找件事情见好于他。遂即想出一个贪赃枉法的大题目上了一本，说惠卿之弟，强借秀州华亭富民钱五百万缗，与知华亭县张若济，买田均分。这本一上，立刻拿交刑部审讯，一时却找不出什么真实证据，先将惠卿出知陈州。三司使章惇，也由邓绾劾他与惠卿同恶相济，出知潮州。那华亭县张若济与惠卿之弟押在监狱。

　　过了一年，王雱深恐日久生变，瞒着安石，与门客吕嘉问、练亨甫商了一计，将这案件，夹杂在安石划过行的别样公事内，送到刑狱里去。安石还困在鼓里，衙门中的书吏，有和惠卿联络的，忙写信知照惠卿。惠卿捏着这个错处，如何还肯放过？上书直达朝廷，说安石一件事如此，其余可知，请治以矫命罔上之罪。

　　次日早朝，神宗将这道奏疏递与观看，安石力陈冤枉，退朝回家，心内总有些疑惑。便叫王雱前来细问，王雱不能隐瞒，才将实情吐出。安石不免埋怨他一番，并说我一世的名誉，为你丧尽了。王雱盛年负气，性子甚是躁急，受了安石的埋怨，这一气如何禁受得住！因此终日爵闷，不久生了背疽，医治不愈而死。

　　从此，神宗也觉得安石行为不甚正当，恩眷渐衰。还有个不识起倒的邓绾，深恐安石去了自己没有靠山。上言安石功高，朝廷应该录用他的儿子女婿，并赐第京师。神宗就将这奏章，交于安石观看。安石一时下不来台，只得奏道：“邓绾身为风宪大臣，反替宰相乞求恩典，未免有伤国体，请陛下重治其罪，以肃官箴。”

　　神宗遂将邓绾贬知虢州。

　　安石经此一事，心内愈觉不安，又因悲痛儿子，举动改常，连疏求去。神宗亦即准奏，以使相判江宁府，寻改集禧观使。

　　安石到了江宁，往往写“福建子”三字。“福建子”乃是指吕惠卿的，有时且直言惠卿误我。惠卿再讦告安石，并附呈安石私书，有“无令上知”、“无令齐年知”等语。神宗察知“齐年”二字，乃指冯京而言。京与安石同年，故称齐年。神宗遂以冯京为贤，召知枢密院事。又因安石女夫吴充，素来中立，不附安石，擢同平章事，王圭亦由参政同升。吴充请召司马光、吕公著、韩维，又荐孙觉、李常、程显，神宗依奏召用，独知湖州苏轼，为中丞李定、御史舒亶所劾，有诏逮苏轼入都，下付台狱。

　　那苏轼因何得罪呢？原来他自杭徙徐，由徐徙湖，平居无事，常常借着吟诗，讽刺朝政。尝《咏青苗》道：

　　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咏课吏》道：

　　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

　　《咏水利》道：

　　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咏盐禁》道：

　　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这数首诗传诵一时，李定、舒亶遂藉端进谗，坐他诽谤不敬之罪，意欲置之死地。太皇太后适在病中，神宗入内问安。

　　太皇太后道：“苏轼兄弟初入制科，仁宗皇帝常欣慰道：“我为子孙得两宰相。’今闻轼因赋下狱，莫非有人中伤他么？且文人咏诗，乃是恒情，若必毛举细故，罗织成罪，亦非人君慎狱怜才之意，理应熟察为是。”

　　神宗连连答应。吴充也替苏轼力辩。同修起居注王安礼，亦谏道：“自古以来，宽仁大度的君主，不以言语罪人。轼具有文才，自以为爵禄可以立致。今碌碌如此，不无怨望，所以托为讽咏，自写牢骚。一旦逮狱加罪，恐后世谓陛下不能容才。”

　　神宗道：“朕原不欲深谴，当为卿贷其罪名。但轼已激成众怒，恐卿为之辩白，他人反欲害卿。卿勿漏言，朕即有后命。”

　　同平章事王珪，闻神宗有赦轼之意，又举轼《咏桧》诗，有“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二语，说他确有不臣之心，非严谴不足示惩。神宗道：“轼自咏桧，何预朕事。卿等勿吹毛求疵。”

　　舒亶又奏称驸马都尉王诜辈，与轼交通声气，居然朋比。还有司马光、张方平、范镇、陈襄、刘挚等，托名老成正士，实与轼同一举动，隐想联络，均非严办不可。神宗不从，但谪苏轼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轼弟辙与王诜，皆连坐落职。张方平、司马光、范镇等二十二人，俱罚铜。

　　苏轼出狱赴黄州，豪旷不异昔日，常手执竹杖，足踏芒鞋，与田父野老优游山水之间，且就东坡筑室居住，自称东坡居士。

　　每有宴会，谈笔不倦，时或醉墨淋漓，随吟随书。人有所乞，绝无吝啬。虽供侍的营妓，索题索书，亦无不应，因此文名益盛。神宗以轼多才，拟再起用，终为王珪等所阻。一日视朝，语王珪、蔡确道：“国史关系，极为重大，应召苏轼入京，令他纂修，方见润色。”

　　王珪奏道：“轼有重罪，不宜再召。”

　　神宗道：“既不召轼，且用曾巩。”

　　乃命曾巩为史馆修撰。曾巩进太祖总论，神宗尚不惬意，遂手诏移苏轼汝州，诏中有“苏轼黜居思咎，岁月滋深，人才实难，不忍终弃”等语。苏轼受诏后，上书自陈：“贫士饥寒，惟有薄田数亩；坐落常州，乞恩准徙常，赐臣余年。实出天恩。”

　　神宗立即报可，苏轼乃至常州居住。元丰二年，太皇太后忽然生病，神宗连忙召医诊治，亲自入侍，衣不解带的至匝旬之久，尚未见愈。

　　不知太皇太后能痊愈否？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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