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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二回 行新法误用怪僻人 引刑律狡脱谋夫女(1)


  话说王安石乃临川人氏,号介甫。少年时好读书,善作文,曾巩常拿他的文稿,与欧阳修观看,大加赏识。从此他到处延誉,因得进士及第,授淮南判官。旧例判官秩满,可以献文求试馆职。安石独不求试,遂调知鄞县,寻通判舒州。文彦博任中书时,力为荐举,乃召试馆职,安石不至。欧阳修又荐为谏官,安石复以祖母年高为辞。修乃勖以禄养,在仁宗末年,荐为度支判官,安石又复辞让,且恳求外补,因令知常州,改就提点江东刑狱。为他屡次辞官,人都说他恬退为怀,贤士大夫都想望丰采,恨不一见。朝廷也想与以美官,惟恐他不肯屈就。

  后来改官同修起居注,他又竭力固辞。仁宗派閤门吏,将敕书送至其家,仍不肯接。閤门吏跟着安石,向他道喜。安石反避到茅厕里去了。閤门吏只得将敕书放于案上而回,安石又令人追上送还,往返了八九次,方才收下。没有多时,又升知制诰,安石却立刻谢恩,不再推辞。

  直至仁宗崩驾,安石也回家里居。英宗朝虽然没有做官,却无时不想猎取高官。见乡里韩、吕两族都做着朝廷显官,便竭力去韩绛、韩维、吕公著结交,三人到京供职,便尽力替安石誉扬。神宗在颖邸时,韩维充当记室,每逢讲解经义,至独具见解的地方,必向神宗说道:“此是故人王安石的新诠,并非维所发明。”

  因此,神宗记忆在心内,一意要用他。虽有苏洵作《辨奸论》,说安石不近人情,是个大奸慝。又有吕诲劾他:“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奸巧;骄蹇慢上,阴贼害物。诚恐陛下悦其辩才,久而倚畀,乱由是生。臣究安石,本无远略,惟务改作,立异于人,文言饰非,罔上欺下。误天下苍生,必斯人也。”

  虽然说得十分透彻,无如神宗总不相信,又下诏令安石知江宁府。众人还道安石总要推辞,哪里知道安石居然受了诏命,竟往江宁赴任。此事出人意料,大家以为奇怪!

  安石到了江宁,不上半年。有人底毁韩琦,说他执政三朝,权力太大。神宗也因韩琦遇事专擅,心内不悦!曾公亮乘机力荐安石可以大用,立刻补授翰林学士。韩琦因内外倾轧,屡乞罢免,遂罢为镇安武军节度使兼判相州。陛辞的时候,神宗问道:“卿去之后,谁可主持国事?”

  韩琦答道:“圣衷当必有人。”

  神宗道:“王安石如何?”

  韩琦道:“安石为翰林学士,绰然有余;若以处辅相之任,惟恐器量不足。”

  神宗不答。韩琦告辞而去。那王安石奉了翰林学士的诏命,有意迟延,经过了七个月,方才入京报到。神宗闻得王安石已来,立刻召见。

  到了熙宁改元,即令王安石越次入对。神宗问他治道何先?安石答称先在择术。神宗道:“唐太宗何如?”

  安石道:“陛下当上法尧舜,何必念及唐太宗。尧舜治天下,至简不烦,至易不难,后世君臣未能明晓治法,便说他高不可及;尧亦人,舜亦人,有什么奇异难学呢?”

  神宗道:“卿可谓责难于君了,但朕自顾眇躬,恐不足副卿之望,还要卿尽心辅朕,共图至治。”

  安石道:“陛下如听臣言,臣岂敢不尽死力!”

  言毕而退。

  一日侍讲经筵,群臣皆已退出。神宗独留安石,命他坐下,安石谢恩入坐。神宗道:“朕阅汉唐历史,汉昭烈必得诸葛亮,唐太宗必得魏征,然后可以有为。亮、征二人,不是天下奇才么?”

  安石抵掌道:“陛下诚能为尧、舜,自然有皋、夔、稷、契;诚能为高宗,自然有傅说。天下甚大,何材没有?独恐陛下主意不坚,就是有皋、夔、稷、契传说等人,也不免为小人所排挤,那就不得不远去了。”

  神宗道:“小人何代没有,就道尧、舜之时,也不能无四凶。”

  安石道:“那就在乎人主能辨别贤奸了。倘若尧、舜不诛四凶,皋、夔、稷、契能够尽心竭力的办事么?”

  这一席话,说得神宗很是入耳。安石退出之后,尚嘉叹不止!从此,一心一意要任用安石。不久,便令王安石参知政事。

  安石既入中枢,自然要施展手段了。常常说:“周礼有泉府之官,原是要调济贫困,变通天下之财的。后世惟桑弘羊、刘晏能知其意,可惜不能竟其功。现在若要理财,非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权不可。”

  神宗也深以为然!安石还恐有人破坏,又逼进一步说:“人才非但难得,而且难知。譬如现在派十个人理财,只要内中有一二个不对的,就被外人作为话柄,全盘破坏了。只要看尧与群臣,择一人治水,尚且不能不败事。何况使用不止一人,岂能个个都好呢?只要皇上看着利多害少,拿定主意,不为众论摇惑,那就可以收效了。”

  神宗道:“这个自然,如果主意不定,还能办事么?”

  安石得了这话,便告退出外,放心大胆的批了条规,奏请创设制置三司条例,掌经划邦计,变通旧制,调剂权利,并举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协同办事。神宗即命安石升之总领制置三可条例司,许其自置掾属。

  安石遂引用吕惠卿、曾布、章惇、苏辙等分掌事务。

  吕惠卿曾为真州推官,秩满入京,与安石谈论经义,意多相合。安石常说他是大儒,学先王之道能够实用的,只有惠卿一人;遂授为条例司检详文字,事无大小,必与商酌;所有章奏,亦一概由他撰批。惠卿便和章惇、曾布联为一党,互相标榜,狼狈为奸。于是悉心商酌,定与许多新法,乃是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种种搜括的方法无不施行。

  安石素与刘恕是至好,又要叫他到条例司来办事。刘恕道:“我听你口口声声要致君尧、舜,自比皋、夔。现在所行的政策,却是非利不开口。皋、夔当年是这样么?我向来不敢存做皋、夔的奢望,所以钱谷一道汲有学过。承蒙好意,实不敢领,还是去另请高明罢。”

  安石碰了这个钉子,从此就与刘恕绝交,自去进行新法。

  但是这农田水利,乃是调查赋税徭役,恐有畸轻畸重和荒废隐匿的,却非派人四出察访不可。那些老成之士,都不赞成变法。

  安石索性不去请教他们,便奏派了刘彝、谢材、侯升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伉、王广廉八个人,分行各路。那些小人,就借此迎合意旨。搜剔骚扰的办了几年工夫,虽然查出荒田三十六万一千一百七十余顷有余,那民间已是受累不堪了。

  这还是新法里面最好的,至于均输一法,尤其可笑!条例司说是各省贡献物品,每年皆有定例,丰年不能多,荒年不能少,路远的未免吃亏,路近的太觉便宜,徒令一班富商大贾,操奇计赢,于中取利。即如江、浙、荆、淮等路,出产最多,凡应贡献之物,大可由官先备资本,在适中地方,设立局所,贱的时候买下,贵的时候卖出。好在京城仓库某时应办某物,总可预先得信,比民间消息自然灵通,从此货价涨落,由官主持,还怕国用不足么?神宗听信此言,简发、薛向为发运使,专管均输平均的事;领内库钱六百万缗,上供米三百万石,先从江、浙、荆、淮路办起。薛向到任后,又奏称责任繁重,请得设置属官,补吏役概仿衙署体制。神宗一一准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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