韵语阳秋174_葛立方

一七四

　　唐大和末，阉尹恣横，天子以拥虚器为耻。而元和逆党未讨，帝欲夷绝其类，李训谓在位操权者皆碌碌，独郑注可共事，遂同心以谋。已而杀陈宏志于清泥驿，相继王守澄、杨承和、韦元素、王践言皆不保首领。又斸崔潭峻之棺而鞭其尸。剪除逆党几尽，亦可谓壮矣！意欲诛宦尹，乃复河湟归河朔诸镇，天子向之。郑注虽招权纳贿，然出节度陇右，欲因王守澄之葬，乘群宦临送，以镇兵悉诛之，谋亦未必不善。会李训先五日举事，遂成“甘露”之祸。世以成败论人物，故训、注不得为忠，至李德裕谓不可与徒隶齿，亦太甚矣。按唐史李甘与李中敏皆尝论郑注不可为相，故甘有封州之谪，而中敏有颍阳之归。杜牧之赠甘诗云：“大和八九年，训注极虓虎。吾君不省觉，二凶日威武。喧喧皆传言，明辰相登注。和鼎顾予云：‘我死有处所。’明日诏书下，谪斥南荒去。”又有《赠中敏诗》云：“元礼去归缑氏学，江充来见犬台宫。曲突徙薪人不会，海边今作钓鱼翁。”盖深痛二公之言不行，而训、注得恣其谋也。盖当是时，仇士良窃国柄，势焰熏灼，士大夫于议论之间，不敢以训、注为是，以贾杀身之祸，故牧之之诗如此。呜呼，东汉之季，柄在宦官，陈蕃之徒，以忠勇之资，谋殪其党，而事亦不遂，史载其名，殆如日星。而训、注以当时士夫畏慑士良辈，遂加以奸凶之目，而史亦以为乱人，万世之下，无以自白，其深可痛哉！余家旧藏《甘露野史》二卷，及《乙卯记》一卷，二书之说，时相矛盾，《甘露野史》言上令训等诛宦官，事觉反为所擒，而《乙卯记》乃谓训等有逆谋。盖《甘露史》出于朝廷公论，而《乙卯记》附会士良之私情也。《乙卯记》后有朱实跋尾数百言，以《乙卯》所记为非是，其说与野史同，余故表而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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