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禄与袁世凯四则(2)

　　八月初五日，荣禄在天津督署中，方摄衣冠，拟出拜客。忽报袁世凯至，荣即知有非常举动，立命由密室接见，此非彼等先有同谋而然耶？先是，八月初一日，光绪帝召袁世凯入见，时袁为直隶按察使，明系荣之僚属，帝乃误认为忠于己党者。召见时突问：“苟付汝以统领军队之任，能矢忠于朕否？”此问可谓奇特，袁岂肯答以“臣不能矢忠于陛下”乎？袁曰：“臣当竭力以答皇上之恩，一息尚存，必思效忱。”云云。帝以为其忠恳之色溢于眉宇，确系可信，乃下谕云：“现在练兵紧要，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办事勤奋，校练认真，着开缺以侍郎候补，责成专办练兵事务，所有应办事宜，着随时具奏。当此时局艰难，修明武备，实为第一要务。袁世凯当勉益加勉，切实讲求训练，俾成劲旅，用副朝廷整饬戎行之意。”此谕注重练兵，明明道着意旨所在，以太后之精明老练，岂有不知？相传当袁被召，退下仁寿殿时，太后即召入，详询帝召对时语。太后谓袁曰：“整顿陆军，本是应办之事。此谕甚为通达，但皇帝行之，太觉勿忙。予疑其别有深意，尔俟皇帝第二次召见，再请予之训令可也。”此数语实已洞见症结，于幼稚皇帝之阴谋，明若观火。袁世凯何人，乃肯自寻死路耶？袁退，太后即命人请帝至，谓之曰：“康有为在外昌言无忌，诋毁太后，乃大不法。”命帝即拿办。又以平日责帝之言责之，谓帝近日对己，愈觉改变，于孝道有亏。帝唯唯听命，且陈自愿改悔。太后之于康谋，不啻已明言之。且帝自顾，绝无权力可以抵抗太后，而乃欲雄飞突举，宁非弄巧反拙之事？观此则不待袁之乘车告荣，已可知事之必不成矣。其后荣禄反以曾保荐新党，交吏部议处。太后之作用，可谓十分周密。自是即调荣禄入京，而以裕禄代之，皆太后死党也。荣禄直至临终，常自呼为康党，以为戏谑。太后亦戏之曰：“尔曾得尔友之若何新闻？彼实奸臣，负尔好意，竟致反噬。”荣禄亦失笑。是太后之党直视康等与帝之举动为儿戏，成败之数，宁待事后论定哉！

　　政变后，荣禄入都，授军机大臣、兵部尚书，节制北洋军队，兼握全国政治兵队之权。此等重权，实为清代绝无仅有之事。盖太后之信任达于极点，亦以报其忠诚拥护之意也。是时，荣禄颇恶新党，钩治极酷，乃反动之力使然。一日，或言于荣，康党在外造清议，专骂中堂。荣笑曰：“彼等既逋亡海外，何事不可为，即微清议，吾亦知其骂我。”其后拳乱之始，即语人曰：“近支王公无意识之举动，一至如此，得毋为康党庆幸乎？”然端、刚等亦终疑荣禄有媚外心。设非太后信任，早为所倾轧矣。某西字报或论荣之生平，其言绝公允，略谓：荣之为人，据中国士夫之见，实能尽人臣之职分，且颇有大臣风度，通达治理，可任大事。当拳匪乱时，中外皆集矢于荣禄之一身，此实康党之谣言。当时无为之辨白者，亦因使馆中人之偏见，又不能得真实之报告故也。彼实以全力阻止举国若狂之拳匪，用尽方法以劝阻皇族，免铸大错，不可为无功。

　　综慈禧听政五十余年以观，有治世之能，而又赤心报国者，仅曾国藩一人。自此以往，则不得不推荣禄。当满洲皇族盲于大计，倒行逆施，既暴且弱之时，荣禄之先见及勇毅，实大有补救于国家也。由其柄国之日，以至辞世之年（１９０３），吾等观其所为，实乃慈禧最忠之臣，亦为最有识解之参谋。而慈禧之能知人，亦藉以见也。当光绪二十六年拳匪乱时，太后惑于声势之盛及亲贵之附和，复由一己之迷信及希望，漫允端、刚诸人之请，侵夺荣之职权，殆使之无发展之余地。然太后以一时蒙懂，铸此大错，其后仍听荣禄之言，以拘救危局。当国事大败之日，朝廷已陷于危难之境，太后此时所倚恃者，惟荣禄一人。荣亦能尽忠以事太后，不怀贰心。太后初虽未信其言，至后乃服其先见，故中国事势现虽无定，而有一事则毫无疑义者，即吾人当永远记念此明决勇敢之荣禄。其言行可法，无论中外之人，皆当一致。以前所待遇之感情，尚嫌过薄，不足称其功也。当两宫西巡时，众集矢于荣禄之一身；回銮后，使馆中人颇冷视之。彼不知外间之误会，甚以为怒，曾语其近亲曰：“余当日竭全力以抵压拳匪，余毫不悔恨。但不解使馆人仇视冷遇之故，此事余不能无忿忿也。”有人曾记载其言曰：“吾庚子年之所为，非出于爱西人之故，实尽忠于太后及朝廷之故。”言虽如此，然其所为，既大有益于西人，则吾人称誉之亦不为过也。太后与荣禄商议处置维新党之事既久，荣禄主严办，谓非如此，则不足以保存满洲之国运及名誉。于是谭嗣同等六人，遂由刑部审问，荣禄亦承审。凡康党预谋太后之事，审问极详。在康有为寓中抄出文件甚多，凡其党之所谋，皆详载无遗。军机处乃据以定党人之死罪。彼等将谋害太后，已无疑义，群主速办。盖当时满、汉意见极深，若不速办，则其事愈引愈坏也。太后准军机之请，遂斩六人于市。彼等从容就死，观者甚众。复于杨锐处抄出皇帝与彼之信件，皆攻讦太后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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