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氏闻见录(101)_邵伯温

一〇一

　　神宗皇帝初召王荆公于金陵，一见奇之，自知制诰进翰林学士。荆公欲变更祖宗法度，行新法，退故老大臣，用新进少年，温公以为不然，力争之。神宗用荆公为参知政事，用温公为枢密副使，温公以言不从，辞不拜。枢密吕公弼因奏事殿上，谓帝曰：“陛下用司马为枢密，光以与王安石议论不同力辞，今日必来决去就。”

　　时温公待对，立庭下，帝指之曰：“已来矣。”帝又叹曰：“汲黯在庭，淮南寝谋。”温公坚求去，帝不得已，乃除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到官逾月，上章曰：

　　“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见不如吕诲公，直不如范纯仁、程颢，敢言不如苏轼、孔文仲，勇决不如范镇。诲于安石始参政事之时，已言安石为奸邪，谓其必败乱天下，臣以为安石止于不晓事与狠愎尔，不至如诲所言。今观安石汲引亲党，盘据要津，挤排异己，占固权宠。常自以己意阴赞陛下内出手诏，以决外庭之事，使天下之威福在己，而谤议悉归于陛下。臣乃自知先见不如诲远矣。纯仁与颢皆安石素厚，安石拔于庶僚之中，超处清要。纯仁与颢睹安石所为，不敢顾私恩废公议，极言其短。臣与安石南北异乡，取舍异道，臣接安石素疏，安石待臣素薄，徒以屡尝同僚之故，私心眷眷，不忍轻绝而显言之，因循以至今日，是臣不负安石而负陛下甚多，此其不如纯仁与颢远矣。臣承乏两制，逮事三朝，于国家义则君臣，恩犹骨肉。睹安石专逞其狂愚，使天下生民被荼毒之苦，宗庙社稷有累卵之危，臣畏懦惜身，不早为陛下别白言之。轼与文仲皆疏远小臣，乃敢不避陛下雷霆之威，安石虎狼之怒，上书对策，指陈其失，隳官获谴，无所顾虑，此臣不如轼与文仲远矣。人情谁不贪富贵，恋俸禄，镇睹安石荧惑陛下，以佞为忠，以忠为佞，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不胜愤懑，抗章极言，因自乞致仕，甘受丑诋，杜门家居。臣顾惜禄位，为妻子计，包羞忍耻，尚居方镇，此臣不如镇远矣。臣闻居其位者必忧其事，食其禄者必任其患，苟或不然，是为窃盗。臣虽无似，尝受教于君子，不忍以身为窃盗之行。今陛下惟安石之言是信，安石以为贤则贤，以为愚则愚，以为是则是，以为非则非，谄附安石者谓之忠良，攻难安石者谓之谗慝。臣之才识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议论固安石之所非，今日所言，陛下之所谓谗慝者也，伏望圣恩裁处其罪。若臣罪与范镇同，则乞依范镇例致仕，若罪重于镇，或窜或诛，所不敢逃。”

　　帝必欲用公，召知许州，令过阙上殿。方下诏，帝谓监察御史里行程颢曰：“朕召司马光，卿度光来否？”颢对曰：“陛下能用其言，光必来；不能用其言，光必不来。”帝曰：“未论用其言，如光者尝在左右，人主自可无过。”公果辞召命，乞西京留司御史台，以修《资治通鉴》。后乞提举嵩山崇福宫。凡四任，历十五年。帝取所修《资治通鉴》命经筵读之，所读将尽，而进未至，则诏促之。帝因与左丞蒲宗孟论人才，及温公，帝曰：“如司马光未论别事，只辞枢密一节，朕自即位以来，惟见此一人。”

　　帝之眷礼于公不衰如此。特公以新法不罢，义不可起。元丰官制成，帝曰：“御史大夫非用司马光不可。”蔡确进曰：“国是方定，愿少俟之。”至元丰七年秋，《资治通鉴》书成进御，时拜公资政殿学士，赐带如二府品数者；修书官皆迁秩，召范祖禹及公子康为馆职。时帝初感微疾，既安，语宰辅曰：“来春建储，以司马光、吕公著为师保。”帝意以谓非二公不可托圣子也。

　　至来春三月，未及建储而帝升遐。神宗知公之深如此。当熙宁初荆公建新法之议，帝惑之。至元丰初，圣心感悟，退荆公不用者七年，欲用公为御史大夫、为东宫师保，盖将倚以为相也。呜呼！天下不幸，帝末及用公而崩，此后世所以有朋党之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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