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东日记·黄东发社仓记

黄东发社仓记

　　宣府军民预备仓之举，予往来于怀者两年矣。去年七月，御史张海亦尝言之。顾以数年来颇有多事之名，【天顺四年议事回，姚大章侍郎语予云云之详。】

　　亦鉴耶律文正王省事之说，又尝见黄东发抚州金溪县李氏社仓记文，以是欲为复止，至今犹豫焉。近得本院咨知商学士弘载言八事，其一曰广储积，户部覆请，乃以其所言鳏寡废疾无依者作养济院，数取息一斗，则依拟行之。不知有司里胥之弊有在，而所谓养济院何尝得尽鳏寡废疾无依之人。若取息之说既不合抵斗还官旧制，亦为不才官司添一骗局名目矣。民之重困如此哉，然则东发之言亦可念矣。

　　咸淳七年，余承乏抚州，适岁大饥，赖抚之贤士大夫相与讲求赈贷，因多有以社仓事来谂。临川县李君德杰首以书来曰：“乡有李令君捐粟六百石为倡，将成社仓，幸因以风厉其余。”余报曰：“甚矣！社仓之法之良之可慕也。亦甚矣！社仓之弊之苦之可虑也。余前岁负丞广德，见社仓元息二分，而仓官至取倍称之息，州县展转侵渔，而社仓或无甔石之储。其法以十户为率，一户逃亡，九户赔备。逃者愈众，赔者愈苦。久则防其逃也，或坐仓展息，而竟不贷本，或临秋贷钱，而白取其息，民不堪命，或至自经。佥谓此文公法也，无敢议变。余谓非变其法也，救其弊耳。乃为之请于朝曰：‘法出于黄帝、尧、舜，尚当变通。法立于三代盛王，尚须损益。安有法本先儒，而不可为之救弊。使法本于儒先，坐视其弊而不救，岂儒先所望于后之人哉！’朝廷可之。既又念临以官司之烦，不若听从民间之便也。又为之请于朝曰：‘朱文公社仓法主于减息以济民，王荆公青苗法亦主于减息以济民，而利害相反者，青苗行之以官司，社仓主之以乡曲耳。故我孝宗皇帝颁文公法于天下，令民间愿从者听，官司不得与。广德社仓创于官，故其弊不一。请照本法一切归之民。’朝廷又可之。余遂得穷年余之力，经理更革，以其收息买田六百亩，永代人户认息，且使常年不贷，惟荒年则贷之，而不复收息，凡费皆取办于六百亩官田之租。甫集而余去官，未知近何如，至今犹念念不能忘此。余亲历于广德者如此。若凡他州各县之有社仓者，闻其弊往往而然，殆不胜述。及来抚州，社仓幸皆乡曲之自置，有如文公初立之本法。然亦间有名虽文公而人不文公，其初虽文公而其后不文公，倚美名以侔厚利者，亦已不少。余方为之悚然以惧，何敢更以官司预社仓之事哉！大抵小民假贷，皆起于贫。贷时则易，还时则难。贷时虽以为恩，索时或以为怨。傥稍从而变通之，鸠钱买田，丰年聚租，荒年赈散，不惟不取其息，并亦不取其本，庶乎有利而无害。”凡皆余答李君之说如此，而未敢以为信也。未几，金溪李君沂复以社仓法来俾余为记，阅其始末，盖一家自为之计，而依法惟取二分之息，不借势于官，不鸠粟于众，故能至今无弊，利民为博。今岁之歉，一邑赖之。置仓如此，信能以文公之济人者济人矣。然有治人无治法，良法易泯，流弊难防。君能如文公，更望君之子孙世世如君也。因录所报李君之说以遗之。先是，郡之新丰饶君景渊亦尝以社仓求余为说，其法取息视文公尤轻，贷而负者去其籍，而不责其偿，事益省而民益安，并书以遗之。咸淳七年冬至日承议郎权发遣抚州军州事节制军马黄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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