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修类稿·各文之始

各文之始

　　诏、敕、制、诰、皆王言也，若书之典、谟、训、诰、誓命之类，三代无名，秦李斯始议命为制、令为诏。至汉高祖有太子敕，武帝有责杨仆敕，诰虽本于汤诰，布告令于四方者也，与诏同义。然圣经不与后世文辞同，故《辨体》取春秋传文为式，今乃告身之诘是也。夫四体自唐以后，多用四六，殊不知制诰虽可，而诏敕必须直言，皆贵乎典雅温润，理不可僻而语不可巧也。

　　策义有二：在汉若《治安》、《贤良》；在宋若臣事、民政，类今之奏疏，故《说文》曰：“谋也。”问而答之谓之对策，则今之科场者是也。吕东莱分之为二类是矣，《辨体》载制策而遗对策，恐未尽也。至于册立皇后、太子，晋宋九锡文册，盖册策通用，古以竹简书，乃用此册字，其文则又上与下之言也。

　　表者，白也，以情旨表白于外；汉则散文，唐以后用四六矣。真西山云：“表中眼目，全在破题，又忌大露，文必简洁精致也。”

　　《文章缘起》曰：“露布始于贾洪为马超伐曹操。”予考汉桓时，地因数震，李云露布上书，移副三府，注谓不封，则是汉时已有其名；至魏以后，专为军书，本义露于耳目，布之四海也。若元魏战捷，欲闻于天下，乃书帛建于漆竿之上，名为露布。《文心雕龙》又曰露板，皆因其名而巧于用义耳。

　　檄者，激也，始于张仪为檄楚相，辞意则暴彼罪恶，扬己威武；论天时人事，使忠义愤发，亦军书也。

　　箴、铭、颂、赞，体皆韵语，而义各不同。箴者，规戒之辞，如箴之疗疾。铭者，名器自警。赞者，称扬赞美。颂则形容功德。皆起于三代，惟赞始于汉之班固，《辨体》论之详矣。文则欲其赡丽宏肆，而有雍容起伏之态。

　　记者，纪也。《禹贡》顾命，义固记祖，未有名也。《戴记》、《学记》、《文选》又不载焉，以非后世文辞同也，故以韩、柳为祖，记其日月人事，后略为议论而已，与志无远焉。

　　序者，次序其事也，始于诗书之有序，故《金石例》曰：“序，典籍之所以作也。”后世赠送宴集等作是也。

　　论者，议也。《昭明文选》以其有二体：一曰史论，乃史臣于传末作论议以断其人之美恶；一曰设论，则学士大夫议论古今时世人物。意恐过为之分，善乎刘勰曰：“陈政则与议说合契，释经则与传注参体，辨史则与赞辞齐行，诠文则与序引共纪。”信夫！

　　说者，释也，述也，解释义理而以己意述之。祖于夫子说卦，许慎《说文》。卢学士曰：“说须出自己之意，横说竖说，以抑扬详赡为上。”若陆机《文赋》以为说“炜晔而谲诳”，岂知言哉！解之义则近于说矣，而原于唐。

　　原者，推原也。辨者，辨析也。一则由于《易》之原始反终之训，一则由于孟子好辨之答，故有是名。文体则皆以退之《五原》、《辨讳》等作，必须理明义精，曲折详尽，有关世教之大者，可名之也。

　　奏疏之名不一，曰上疏，曰上书、曰奏札、曰奏状、曰奏议，恐其漏泄，俱封囊以进，故谓之封事，臣告君之辞也。祖于《伊训》、《无逸》诸篇。

　　弹文固目中之一，而其辞则要核实风轨，所谓气流墨中，声动简外可也。

　　传则载一人之事，创自马迁，体亦不同，如迁之作荀、孟，不正言而及诸子；范晔之传黄宪，无事迹而言语形容，此体之变也，至韩作《毛颖》，又变体之变，此在作者之笔也。

　　行状则实纪一人之事，为死者求志之辞也。埋铭、墓志、墓表、墓碣，皆一类也。铭志则埋于土，表碣则树于外，述其世系、岁月、名字、爵里、学行、履历，恐陵谷变迁故也。然在土者文简，在外者稍详，表谓有官者，碣谓无官者，汉、晋来有之矣。

　　诔辞、哀辞、祭文，亦一类也，皆生者悼惜死者之情，随作者起义而已。诔始于鲁哀公之于孔子，哀始于张茂先之于晋武，祭文则孟德于桥玄也，辞贵亲切真实，情溢于言可也，若祷神之文，则以当为悔过迁善之语。

　　题跋汉、晋诸集未载，惟唐韩、柳有读某书某文题，宋欧、曾又有跋语，其意不大相远，故文鉴、文类，总曰题跋，其义不可堕人窠臼，其辞贵乎简健峭拔，跋尤甚于题也。辞赋一例，古赋《辨体》辨之精矣，予不赘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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