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稗类钞·经术类5

经术类5

　　◎李蒓客论经学

　　光绪辛巳四月初二日，会稽李蒓客侍御慈铭阅《古微堂外集》而言曰：“自道光以来，经学之书充栋，诸儒考订之密，无以复加。于是一二心思才智之士，苦其繁富，又自知必不能过之，乃剏为西汉之说。谓微言大义汨于东京以后，张皇幽眇，恣臆妄言，攻击康成，土苴冲远，力诋乾隆诸大儒，以为章句饾饤，名物繁碎，敝精神于无用，甚至谓海夷之固，粤寇之乱，酿成于汉学。实则自便空疏，景附一二古书，寱语醉醟，欺诓愚俗。

　　其所尊者，《逸周书》，《竹书纪年》，《春秋繁露》，《尚书大传》，或断烂丛残，或悠谬无征，以为此七十子之真传，三代先秦之古谊。复搜求干，嘉诸儒所辑之《古易注》、《今文尚书说》、《三家诗考》，攘而秘之，以为此微言大义所在也。

　　又本武进庄存与之说，考尊公羊，扶翼解诂，卑《谷梁》为舆皁，比《左氏》于盗贼。盖几于非圣无法，病狂丧心。而所看之书不过十余部，所治之经不过三四种，较之为宋学者，尚须守五子之语录，辨朱、陆之异同，其用力尤简，得名尤易，此人心学术之大忧，至今未已也。魏默深才粗而气浮，心傲而神狠，于学无所得，乃遁而附于常州庄氏，其臆决窍谈，固无待驳辨也。”

　　◎张文襄说经

　　南皮张文襄公之洞说经铿铿，颇多妙解。尝谓《大易系词》“金曰从革”，“从革”当作“纵横”。盖书契历千百余年，蟫蠹丛残，脱落偏房，穿漏笔画，意中事也。后人未遑深考，遂致沿从革之讹。又谓“孤篷听雨”，在诗中则为妙境，若身历其地，便觉难堪。其妙想随在表示，不独说经也。

　　◎张文襄论通经之法

　　张文襄尝言士子宜通经，而条举其法，其言如下。

　　一，读经宜读全本也。《周礼》、《礼记》、《左传》断不可删，即鲁钝者亦须买全本，就其上钩乙选读，日后尚可寻检寓目，不然，终身不知此经有几卷矣。

　　一，解经宜先识字（字书、韵书之学，经学家谓之小学。）也。字有形，形不一。一古文，二籀文，三小篆，四八分，五隶书，六真书，相因递变。字有声，声不一。有三代之音，有汉、魏之音，有六朝至唐之音。字有义，义不一。有本义，有引申义，有通借义。形声不审，训诂不明，岂知经典为何语耶。如何而后能审定音义？必须识小篆，通《说文》，熟《尔雅》。（五《雅》、《玉篇》、《广韵》并宜参究。）俗师知其一，不知其二，知其末，不知其源，骋其臆说，止如寱语。此事甚不易，非翻检字书便能通晓者也。（《说文》字部难于寻检。毛谟《说文检字》、黎永椿《说文通检》颇便初学，黎书较胜。《方言》、《释名》、《小尔雅》、《广雅》、《埤雅》为五《雅》。或以明方以智《通雅》易《埤雅》。）《说文》初看无味，稍解一二，便觉趣妙无穷。国朝讲《说文》之书甚多，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最善。段注繁博，可先看徐铉注《说文解字》。（俗称《许氏说文》，其书较简约。）

　　一，读经宜正音读也。古时九州语言不同，而诵诗读书，同归正读。故太史公曰：“言不雅驯，荐绅难言。班孟坚曰：“读应《尔雅》，古语可知。”雅者，正也。近世一淆于方音，一误于俗师。至于句读离合，文义所系，尤宜讲明音读。雅正可据者，有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一书，其中皆采集魏、晋、南北朝诸家音释不同者并存之，各本经文不同者标出之，此可听学者自视家法，择善而从，总不出此书之外，即可为有本之学。

　　经传中语，同此一字，而区分平仄，音读多门，以致韵书数部并收，异同之辨，相去杪忽，此皆六朝时学究不达本原、不详通变者所为，（本原者形声，通变者转注、假借。）揆之六书之义，实多难通。故《颜氏家训》已发其端，《经典释文叙录》直攻其失，近代通儒纠擿尤备。特初学讽诵，不示区分，将各骋方言，无从画一。且义随音别，解（记也。）释为易，律体诗赋一出，更难通融，此乃因时制宜之道。又同此一字，或小有形变而解诂遂殊，点画无差而训释各别，训因师异，事随训改，各尊所受，歧说滋多。然正赖此经本，异文、异读、异义参差抵牾，得以钩考古义。学者博通以后，于音义两端窥见本原，自晓通借，先知其分而后知其合，不可躐等。（此二条虽是约说，颇有深谈，小学家字书、韵书大指略具，通材详焉。）

　　一，宜讲汉学也。汉学者何？汉人注经讲经之说是也。经是汉人所传，注是汉人创作，义有师承，语有根据，去古最近，多见古书，能识古字，通古语，故必须以汉学为本而推阐之，乃能有合。以后诸儒传注，其义理精粹，足以补正汉人者不少。要之，宋人皆熟读注疏之人，故能推阐发明。（朱子论贡举治经，谓宜讨论诸家之说，各立家法，而皆以注疏为主云云。即如南宋理学家如魏鹤山、词章家如叶石林，皆烂熟注疏，其它可知。）傥不知本源，即读宋儒书，亦不解也。方今学官所颁《十三经注疏》，虽不皆为汉人所作，然注疏所言，即汉学也。（国朝江藩有《汉学师承记》当看。阮元《经籍纂诂》为训诂最要之书。）

　　汉学所要者二：一音读训诂，一考据事实。音训明，方知此字为何语；考据确，方知此物为何物，此事为何事，此人为何人，然后知圣贤此言是何意义。不然，空谈臆说，望文生义，即或有理，亦所谓郢书燕说耳，于经旨无与也。譬如晋人与楚人语，不通其方言，岂能知其意中事；不问其姓氏里居，岂能断其人之行谊何如耶？（汉人说岂无譌漏。汉学者，用汉人之法，得汉人之意之谓也。）

　　《十三经注疏》及相台岳氏本《五经》，皆古注，（《易》王弼、韩康伯注，《书》孔安国传，《诗》郑康成注，《春秋左传》杜预集解，《礼记》郑康成注。）沿明制通行之《五经》，皆宋元注，（《易》朱子本义、程传，《书》蔡沈传，《诗》朱子集传，《春秋》旧用胡传，今废，仍用《左传》杜注；《礼记》陈灏集说。）此为正经正注。《御纂七经》，乃荟萃历代传说以裁定者也。

　　一，宜读国朝人经学书也。经语，惟汉人能解。汉儒语，惟国朝通儒能徧解。何也？诸大儒读书多，记书真，校书细，好看古书，不敢轻改古本，不肯轻驳古说，善思善悟，善参校，善比例，善分别真伪，故经学为千古之冠。书多矣，以《皇清经解》为大宗，虽未全录，已得大概。此书一千余卷，当从何种看起？先看郝疏《尔雅》、段注《说文》、王氏《经义述闻》三种。（此书书精价廉，一举而得数十百种书，计无便于此矣。乍看注疏，人所不耐，故必以国朝人经说先之。）学海堂辑刻《皇清经解》，成书后，续出者尚多，先出而未见未收者亦不少，以此例之，即得通志堂刻《经解》，卷轴虽富，菁华无多。（其中上驷多有别刻本，李衡《周易义海撮要》、敖继公《仪礼集说》、卫湜《礼记集说》无别刻本。）当徐健庵初刻时，即为何义门所讥，所与学海堂刻《经解》相去远甚。若治经从此下手，穷年莫殚，所得有限，不惟徒劳，且茫无师法，转致迷罔矣。若于此道源流派别既已秩然，再取读之，未为晚也。

　　一，宜专治一经也。十三经岂能尽通，专精其一，即已不易。历代经师大儒，大约以一经名家者多，兼通群经者，古今止有数人。今且先治其一，再及其它。但仍须参考诸经，博综群籍，方能通此一经。不然，此一经亦不能通也。

　　一，治经宜有次第也。先师旌德吕文节公贤基尝教不佞曰：“欲用注疏工夫，先看《毛诗》，次及三《礼》，再及他经。”其说至精，请申其义。盖《诗》、《礼》两端，最切人事，义理较他经为显，训诂较他经为详，其中言名物学者，能达与否，较然易见。且四经皆是郑玄注，完全无阙。《诗》则毛传，粹然为西汉经师遗文，更不易得。欲通古训，尤在于兹。（古人训诂，乍读似觉不情，非于此冰释理顺，解经终是隔膜。）《礼》之条目颇多，卷帙亦巨，初学畏难。《诗》义赅比兴，兼得开发性灵，郑笺多及礼制。此经既通，其于礼学寻途探求，自不能已。《诗》《礼》兼明，他经方可着手。《书》道政事，《春秋》道名分，典礼既行，然后政事、名分可得而言也。（《尚书》家伏生，《左传》家贾生，《公羊》家董胶西、何劭公，皆精于礼学，案其书可知。）《易》道深微，语简文古，训诂礼制，在他经为精，在《易》为粗。所谓至精，乃在阴阳变化消息，然非得其粗，无由遇其精。（此姚姬传论学古文法，援之以为治《易》法，精者可遇不可凿，凿则妄矣。）三《礼》之中，先《仪礼》《礼记》，次《周礼》。《仪礼》句碎字实，难读能解，难记易晓，注家最少，异说无多，好在《礼记》一书，即是外传。（《礼记》难于《仪礼》，《仪礼》止十七件事，《礼记》之事多矣，特其文条达耳。）《周礼》门类较多，事理更为博大，汉人说者亦少，（晚出之故。）故较难。然郑注及国朝人零星解说，亦已明白。《尚书》辞义既古，隶古传写，通借譌误，自汉初即有今古文两家，异文歧读。（此谓真古文，非蔡传所云今文无，古文有之古文也。）至西晋梅氏古文晚出，唐初伪孔传专行，（六朝江左即盛行，未定一尊耳。）而汉代今古文两家之经传一时俱绝，故尤难通。《春秋》乃圣人治世大权，微文隐义，本非同家人言语。（《史记》明言之。）三传并立，旨趣各异。《公羊》家师说虽多，末流颇涉傅会，何注又复奥朴。《左传》立学最晚，汉人师说寥寥，惟杜注行世，世人以其事博辞富，求传而不求经。故《公羊》家理密而事疏，《左传》家事详而理略。（非谓左氏，谓治左氏者耳。）《谷梁》师说久微，（见《隋书·经籍志》）国朝人治之者亦少。学者于《春秋》若谓事事能得圣心，谈何容易。至于《周易》，统贯天人，成于四圣，理须后圣，方能洞晓。京、孟、虞、郑诸大师以及后代诸家，皆止各道所得，见仁见知，从无一人能为的解定论，势使然也。且阴阳无形，即使谬称妄说，无人能质其非，所以通者虽少而注者最多，演图比象，任意纷纭，所谓画狗马难于画鬼神之比也。总之，《诗》《礼》可解，《尚书》之文、《春秋》之义不能尽解，《周易》则通儒毕生探索，终是解者少而不解者多。故治经次第，自近及远，由显通微，如此为便，较有实获。尹吉甫之诗曰：“古训是式，威仪是力。”古训，《诗》学也；威仪，《礼》学也。此古人为学之方也。（春秋时几无人不诵《诗》学《礼》，称道《尚书》者已较少，至于《周易》，除卜筮外，谈者无多，意亦可知三代时《易》不以教学僮，惟太史掌之。今赖有《系辞》，或可窥见一斑耳。）非谓此经精通，方读彼经，谓浅显者未明，则深奥者不必妄加穿凿，横生臆见。津梁既得，则各视性之所近，深造致精可也。治《诗》《礼》，可不兼三经，治三经，必涉《诗》《礼》。

　　一，治经贵通大义也。每一经中，皆有大义数十百条，宜研究详明，会通贯串，方为有益。若仅随文训解，一无心得，仍不得为通也。

　　考据自是要义，但关系义理者，必应博考详辨，弗明弗措。若细碎事体，猝不能定，姑仍旧说，不必徒耗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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