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稗类钞·会党类14

会党类14

　　毕既去，康复招平山，卒无成。庚子，康至新嘉坡，唐设东文社于上海。会义和团起事，各国联军入都，孙谋再起革会军，同志日人亦竭力谋孙、唐之连合，然康独在港。孙乃致平山以书曰：

　　平山兄足下。前托足下到香港所办之件，今事略变，郑兄不能行前所拟之法矣。如足下于说合之事无成，则已矣，由他自行其是，吾行吾人之事可也。兹福本君随后到港，第联终港中富商以资臂助。其行事之法，已尽授意杨兄衢云。福本君到之日，望足下会同福本君、杨兄三人，照弟意妥策善法施行可也。此致即候大安不一。弟孙文谨启。

　　广州刘学询忽有书致孙，略谓两广总督李鸿章欲因足下谋广东之独立，惟所最恶者为康有为，足下如得壮士暗杀之，大事即成，请速来广东可也。孙明知其诱己，顾亦将计就计，先偕日本诸同志至香港。既至，文忠乃遣炮舰迎之。孙虑中其计，令宫崎辈至广州，与刘议，而自赴西贡。

　　时康在坡，刘乃先畀银三万圆，待宫崎及孙等至坡，更三万。实则孙欲因以与康连合，无如横滨之康党知孙、刘交涉，而未究其实，以为孙果欲杀康也，遂电康令豫防之。宫崎辈既至坡，求见康，康疑惧，匿不见，且告警察厅，谓日本至有刺客，宜防之。厅派警兵捕二日人，投之狱。狱起而孙至，出二人，而孙、康之合并亦终不成。

　　初，康之在广东也，颇持共和主义，未几，一变而组织强学会，提倡变法自强。强学会被禁，复组织保国会，志在求达官助行新政。适德宗亲政，被不次之擢，一跃而参预机密。八月事败，仍感激恩遇，于是更设保皇会，谋恢复德宗政权，以行立宪政治。孙始终反对之，专主共和主义，欲倾覆朝廷，实行革命。故两派政见如冰炭之不相入，而两党人士亦遂如水火之不相容。

　　既而孙辈自坡至港，港警察厅预接坡电，防范严密，孙不得上陆，于是即舟中议，遣郑弼臣起事于惠州，平山及日本诸同志辅之。时毕亦在港，改名普航，则令操纵哥老会。先是，毕有书致平山，略曰：

　　“平山仁兄足下。应白事宜，条列于左。李胡子已去肇庆、广安水军中，大约一二礼拜可回省城。李鸿章已出条教，大有先事预防之意，或纳粤绅之请，其将允黄袍加身之举乎？然天命未可知也。日内又查察满洲人之流寓户口，未审有何施措？此公老手斲轮，如能一顺作成，亦苍生之福。（下略。）”

　　观此，足知当时粤绅之议论矣。孙于舟中仍不忘此，故复致请愿书于港督，其书曰：

　　中国南方志士谨上书香港总督大人台前：窃士等十数人来，早虑满政府庸懦失政，既害本国，延及友邦，倘仍安厥故常，呆守小节，祸恐靡既。用是不惮劳悴，先事预筹，力谋变正，以杜后患，不期果有今日之祸。当此北方肇事，大局已摇，各省地方，势将糜烂，受其害者，不特华人也。天下安危，匹夫有责，先知先觉，义岂容辞！

　　士等睹此时艰，亟思挽救，窃恐势方微弱，奏效为难，政府冥顽，转圜不易，疆臣重吏，观望依违，定乱苏民，究将谁属？深知贵国素敦友谊，保中为心，且商务教堂遍于内地，故士等不嫌越分，呈请助力，以襄厥成，愿借殊勋，改造中国，则内无反侧，外固邦交，受其利者，又不特华人已也。

　　一害一利，相去如斯，望贵国其慎裁之。否则恐各省华人望治心切，过为失望，势将自谋，祸变之来，殆难逆料，此固非士等所愿，当亦非贵国之所愿也。时不可失，合则有成。如谓满政府虽失政于先，或补过于后，则请将其平素之积弊，及现在之凶顽，略为陈之。朝廷要务，决于满臣，紊政弄权，惟以贵选，是谓任私人。文武两途，专以贿进，能员循吏，转在下僚，是谓屈俊杰。失势则媚，得势则骄，面从心违，交邻惯技，是谓尚诈术。较量强弱，恩可为仇，朝得新欢，夕忘旧好，是谓渎邦交。外和内很，慝怨计嫌，酿祸伏机，屡思报复，是谓嫉外人。上下交征，纵情滥耗，民膏民血，迭剥应需，是谓虐民庶。锻炼党罪，杀戮忠臣，杜绝新机，闭塞言路，是谓仇志士。严刑取供，狱多瘐毙，宁枉毋纵，多杀示威，是谓尚残刑。此积弊也。

　　至于现在之凶顽，此后尚无涯涘，而就现在之已见者记之。则如妖言惑众，煽乱危邦，酿祸奸民，褒以忠义，是谓诲民变。东乱既起，不即剿平，又借元凶，命为前导，是谓挑边衅。教异理同，传道何罪，唆耸民庶，屠戮远心，是谓仇教士。通商有约，保护宜周，乃种祸根，荡其物业，是谓害洋商。睦邻遣使，国体攸关，移炮环攻，如待强敌，是谓戕使命。书未绝交，使犹滞境，围困使署，囚禁外臣，是谓背公法。平匪全交，乃为至理，竟因忠谏，惨杀无辜，是谓戮忠臣。启衅贪功，觊觎大位，不加诛伐，反授兵权，是谓用偾师。裂土瓜分，群雄眈视，暗受调护，漠不知恩，是谓忘大德。民教失欢，原易排解，偏为挑拨，遂启祸端，是谓修小怨。

　　凡此，皆满政府之的确罪状，苟不反正，为祸何极！我南人求治之忱，良为此矣。士等深知今日为中外安危之所关，满汉存亡之所系，是用力陈利弊，曲慰同人，南省乱萌，藉兹稍缓。事宜借力，谋戒轻心，上国远图，或蒙取录。兹谨拟平治章程六则呈览，恳贵国转商同志之国，极力赞成，除去祸根，聿昭新治，事无偏益，利溥大同。惟是局紧机危，时刻可虑，望早赐覆，以定人心，不胜翘企待命之至。

　　一，迁都于适中之地。如南京、汉口等处，择而都之，以便办理交涉，及各省往来之程。二，于都内立一中央政府，以总其成。于各省立一自治政府，以资分理。所谓中央政府者，举民望所归之人为之首，统辖水陆各军，宰理交涉事务，惟其主权仍在宪法权限之内。设立议会，由各省贡士若干名，以充议员，以驻京公使为暂时顾问局员。所谓自治政府者，由中央政府选派驻省总督一人，以为一省之首。设立省议会，由各县贡士若干名，以为议员。所有该省之一切政治、征收、正供，皆有全权自理，不受中央政府遥制。惟于年中所入之款，按额拨解中政府，以为清洋债、供军饷及宫中、府中费用。省内之民兵队及警察部，俱归自治政府节制。以本省人为本省官，然必由省议会内公举。至于会内之代议士，本由民间选定，惟新定之始，法未大备，暂由自治政府择之，俟至若干年，始归民间选举，以目前各国之总领事为暂时顾问局员。

　　三，公权利于天下。关税等类如有增改，必先与别国妥议而行。又如铁路、矿产、船政、工商各业，均宜分沾利权。教士族居，一体保护。四，增添文武官俸。内外各官，廪禄从丰，自能廉洁持躬，公忠体国。其有及年致仕者，给以年俸，视在官之久暂，定恩额之多少。若为国捐躯，则抚养其身后。五，平其政刑。大小讼务，仿欧美之法，立陪审人员，许律师代理，务为平允。不以残刑致死，不以拷打取供。六，变科举为专门之学。如文学、科学、律学等，俱分门教授。学成之后，因材器使，毋杂毋滥。

　　孙之上是书也，意欲因港督实行刘之前议，乃孙之友某忽传港督意，谓：“港督曾游说李鸿章，提议两广独立，任足下以行新政。李颇韪其说，大有更新之志。惟此次义和团之乱，外交纠纷，朝廷促李北上，李不得已，定于即日启行，港督现正拟止其行。设李竟幡然变计，或得与足下共聚一堂，未可知也。”其后李竟北上，孙即自港再往日本。

　　无何，孙更至上海，居一日，适汉口事败，容闳、容星桥等均逃至上海，此即康、唐之所为也。康在香港时，谋复政，以巨资授唐。唐所设之东文社，实则阴创中国独立协会，以康、梁为海外运动员，容任外交，沈克诚任内政，狄平任财政，林述唐任汉口事件。

　　哥老会李和生附益之，复与黄兴谋连络湖南哥老会之马福益，更连络镇江之青红帮徐宝山，别有自港回华之哥老会李云彪、杨鸿钧，号令长江一带为策应，广发富有票，昌言扬子江沿岸之哥老会将于汉口起事。然无实力，李、杨二人先与离异，辜鸿恩则发贵为票，李和生则发回天票，各自为谋。及汉口谋泄，唐、林逮捕，同时被难者有傅良弼、黎科诸人。时容有英文宣告书，其大略如下。

　　中国独立协会有鉴于端王、荣禄、刚毅等之顽固守旧，煽动义和团以败国是也，决定不认满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将欲更始以谋人民之乐利，因以延乐利于全世界，端在复起光绪帝，立二十世纪最文明之政治模范，以立宪自由之政治权与之人民，藉以驱除排外篡夺之妄举。惟此事须与各国联络，凡租界、教堂以及外人，并教会中之生命财产等，均须力为保护，毋或侵害，又望诸君于起事时切勿惊惶。别有军令八条。

　　第一条，勿侵害国民之生命财产。第二条，勿侵害外人之生命财产。第三条，勿焚毁寺院，勿惊动教堂。第四条，保护租界。第五条，严禁奸淫窃盗及一切不法行为。第六条，待遇擒获敌人，禁用惨酷极刑，须照文明交战条规处治之。第七条，对敌时，用残酷待遇及猛毒武器，均所不禁。第八条，所有中国专制法律，建设文明政府后一概弃去。

　　及事败，长江一带戒严，孙在上海亦不能有所行动，遂再至日本，抵长崎，又折回至台湾，而谋台湾、惠州之连络，以便指挥。因与平山居台北新起街，通电惠州革命军，令向厦门进兵。越六七日，日本政府忽下驱逐革命党之令，孙于是离台湾而他适。

　　初，郑之起革命军于惠州也，壮士群集大鹏湾附近之三州田山寨，静以待命。乃举事之期，一再迁延，风传至广州，两广总督已派兵深圳、淡水以备之。已而官军至沙湾，将攻三州田之山寨，于是革命军乘夜袭击，官军二百溃走。会孙有电命，因取道东北向厦门，战胜于佛子坳，擒将杜凤梧，夺获洋枪七百枝。是时投效者之多，几及五千，然肩枪者仅千余人，余皆持竹枪戈矛以从。

　　进至永湖，破官军五千，提督刘万负伤，夺获洋枪五六百枝，子弹万颗。复进攻白芒花，投效者益多，约万余人。再进至崩岗，与官军七千隔河而阵，交战彻夜，击走之。方将向三多祝进攻，至梅林，孙忽自港传电，谓形势一变，外援难期，至厦门恐无接济之途，军事乞司令自决进止。于是郑留肩枪之兵千余人，余则解散，隐以休军。官军探知之，猛加追击，遂至全军溃散。

　　方惠州革命军之未溃散也，其同志史坚如谋牵制，潜入广东省垣，炸粤督署，毙官吏二十余人，为巡捕所擒。粤督得之，大喜，欲以鞫问革命党之内容及同志姓名。史坚不吐实，从容就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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