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天津民心浮动

　　光绪末造，新党散布长江流域。第与军队互不相习，致不能揭竿起事。监国时代，亲贵用事，军咨大权掌于纨絝之手。部中主要人员，新旧淆列，习染既深，一朝发难，其祸至不可收拾。余于宣统己酉腊月，履直督任，所辖北洋第二、第四两镇，兵力甚强，足以建威销萌，新党不便，怂慂京师权贵，收归部中直辖。监国贸然允之。疆臣职司疆土，直隶尤屏蔽京师。一旦骤失兵柄，其何能淑？疏凡再上，以去就力争。卒未能收效果。欲另立一镇，苦于财力艰窘。不得已暂编混成一协。以资控制而济缓急。辛亥八月，奉军入关，与部中直辖之某镇，于直属滦州会操。军咨处某贝勒奉命前往校阅，道出天津。

　　余扶病往谒，闻新党已向奉军接洽，约于开操日起事。讵期尚未到，适鄂中某督以严缉党人，办理操切，激变军心，先于十九日在鄂省起义，某督仓皇出走，武汉重地突归党人之手。警报到京，秋操停止。奉军某协统遂占据滦州车站，公然兵谏。乃以所拟宪法十三条，胁朝廷允行。枢府无人主持，不得已交宪政编查馆，拟定十七条，筮日告庙。帝位虽存，大权业已下移。时则武昌已失，沿江各督抚闻风而靡，不降即走，粤、湘、齐鲁亦复纷纷独立，仅直隶安堵如常，不为所动。

　　余病疡已数月，强起治事。激励文武寅僚，多方镇抚。党人有煽乱滋事者，一经侦察属实，拿获到案，严惩不贷。奉军驻滦某统领，扬言率师入京，并来津与余商举大事。析津士绅与咨议局议员等，闻之生惧，诚恐奉军一到，扰乱地方，相率数十人来署求见。余适与天津镇张君怀芝、督练处总参议舒君清阿筹议兵事，闻彼等已集前厅，即请一体入见。某巨绅首倡言，余坐镇天津，军民爱戴，地方蒙福。但自武昌起事，曾不几时，各省均已独立，直隶首善之区，乃各省领袖，闻风兴起转在他省之后，如人格何。请余俯顺潮流，从权独立。不过易一名义，一切治军行政，仍由余主管，决不干预。但求提高直省人格，兼免党人攻击等语。一倡百和，情形激烈，有立待解决，迟则生变之势。余笑应之曰：“君等所言，余亦熟思至再。武昌起义，各省独立，潮流所届，亦岂不知。但直隶情形与各省不同，岂能独立？”

　　某巨绅大为诧异，诘余不同之故。余谓：“各督抚管理该省之事，独立与否，能自主之。直隶范围最广，包括北京在内。北京现有皇上，如此大事，必须秉承谕旨，岂能效各省，私自独立？”某巨绅云：“此层我等何尝不知。”余曰：“君言是也。前日已奉旨，将来国体应否更改，俟开国会时公诸舆论。煌煌诏谕，中外皆知。此事稍迟，必有办法，目前尚谈不到。余忝任直督，当此人心不靖之秋，惟以保卫地方为宗旨。勿论断党旧党，或官或绅，遇有作乱犯上，扰害地方者，杀无赦。他非所知。”张总戎起而言曰：“予系武人，只知带兵，不知宪法为何事。『独立』二字，更不知从何说起，某作天津镇，津地治安系某之责。制台本驻保定，近二十年来改驻天津，保护制台，尤我之责。有人破坏天津，侵害制台，某惟以兵力制伏。”

　　《天津条约》：租界附近不得驻兵。二十里以外已严阵以待。该绅等以目相视，默然不语。复晓之曰：“余与张镇台之言，诸君想已听悉。刻间，惟有官绅一体，妥筹保卫地方之事。津地华洋杂处，毗连租界，无险可扼。党人倘无知妄逞，诸君一味盲从，难免匪徒不乘机肇衅。余责在守土，惟力是视。万一力有不继，何惜一死以报国。总督为一省长官，不幸以死塞责，试问津郡治安，何人担负？势必纷纷扰扰，戈刃相寻。诸君不获党人之利，先受党人之害。回忆庚子一役，津民受虐最酷，创深痛巨，窃恐再见于今日矣。”

　　言未竟，某巨绅矍然曰：“效死一节，于今非宜。惟求大公祖政躬康复，保艾津民。即事到危急之时，文信国成仁取义之言，亦可不必拘泥，千祈以地方为重。”遂相率嗒然而退。日已向夕，津桥南段巡警已被煽惑，袖缠白布，乘机思动。所幸北段巡警，由练军改编，管带刘君锡钧系江苏旧属，忠事于余。得以互相箝制，不至生变，然已殆哉岌岌。直隶一省，于全国分崩离析之秋，卒能烽火不惊，诚属徼天之幸。直至逊诏将下，余适乞病获请，得以完全疆宇还之朝廷。痛定思痛，有余恫焉。一卧沧江，岁序忽周一纪。海桑陵谷，万事皆非。衰病余生，不图于劫火灰中，重温旧梦。自今以往，为元遗山之忧愤欤？为杨铁崖之旷达欤？抑求为文信国不获，而姑以仁义两言留作千秋正气欤？余不能自知。今之人亦不我知。后世倘有知我其人乎，则其我知视我之自知，为较真切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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