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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三 考史(3)


  孙权破关羽,而昭烈复汉之志不遂。权称臣于曹操,称说天命,英雄之气安在哉?故朱子曰:“权亦汉贼也。”

  《诸葛恪传》注:虞喜《志林》曰:“况长宁以为君子临事而惧,好谋而成。”又曰:“往闻长宁之甄文伟。”亦见《通鉴》。文伟,谓费褘也。长宁,未详其人,盖蜀人也。《广韵》引何氏《姓苑》,有况姓,庐江人。”

  严畯之逊吕蒙,有郑子皮之风;陆逊之荐淳于式,有晋祁奚之风,吴安得不兴乎?

  孙坚与策,皆以轻敌陨其身。权出合肥之围,亦幸而免。

  孙休之遣李衡,有汉高帝之度;其讨孙琳,有叔孙昭子之断,吴之贤君也。

  孙峻荐诸葛恪可付大事,而恪终死于峻之手。《易》曰:“比之无首,无所终也。”汉昭烈托孤于孔明,而权乃托孤于恪,刘、孙之优劣,于此可见。

  吴筑涂塘,晋兵出涂中。涂,音除,即六合瓦梁堰,水曰滁河。南唐于滁水上立清流关。或以“涂塘”音“塗”,误也。《元和郡县志》:滁州,即涂中。

  楚莫敖狃于蒲骚之役,将自用也。诸葛恪东关之胜,亦以此败,其失在于自用。

  《史通》云:“《晋史》所采多小书,若《语林》、《世说》、《搜神记》、《幽明录》是也。曹、干两《纪》,孙、檀二《阳秋》,皆不之取。其中所载美事,遗略甚多。”曹嘉之、干宝《晋纪》。孙盛、檀道鸾《晋阳秋》。又云:“唐修《晋书》,作者皆词人,远弃史、班,近宗徐、庾。”晁子止亦谓:《晋史》丛冗最甚。

  李华云:“干宝著论,近王化根源。”谓《晋纪论》以民情风教、国家安危之本。

  放翁《丰城剑赋》谓:吴亡而气犹见,其应晋室之南迁。愚谓:丰城二剑事,出雷次宗《豫章记》。所谓孔章者,即雷焕也,盖次宗之族。此刘知几所云庄子鲋鱼之对,贾生服鸟之辞,施于寓言则可,求诸实录则否。而唐史官之撰《晋史》者取之,后人因而信之,误矣。颜师古注《汉书》,凡撰述方志、新异穿凿者,皆不录。注史犹不取,况作史乎?《豫章记》见《艺文类聚》。

  晋元帝为牛氏子,其说始于沈约,而魏收《岛夷传》因之,唐贞观史官修《晋书》亦取焉。王劭谓沈约喜造奇说,以诬前代。刘知几亦以为非,而致堂乃谓元帝冒姓司马,过矣。

  《演蕃露》云:“晋郭展为太仆,留心于养生,而厩马充多。潘尼为《太仆箴》,叙列其事,皆推养生而致之于马。”今按郭展事,见《晋诸公赞》。潘尼为《乘舆箴》,见《晋书》,非《太仆箴》也,盖误以二事为一。

  《后妃传赞》持尺威帝,《庾亮传论》牙尺垂训,帝深念于负芒。按殷芸《小说》:晋成帝时,庾后临朝,诸庾诛南顿王宗。帝问南顿何在?答曰:“党峻作贼,已诛。”帝知非党,曰:“言舅作贼,当复云何?”庾后以牙尺打帝头,云:“儿何以作尔语?”帝无言,惟张目熟视,诸庾甚惧。

  阮嗣宗《苏门歌》曰:“日没不周西,月出丹渊中。阳精蔽不见,阴光代为雄。亭亭在须臾,厌厌将复隆。富贵俯仰间,贫贱何必终?”其有感于师、昭之际乎?然劝进之作,焉能逭春秋之诛?

  反镜索照,出夏侯湛《抵疑》。湛赞闵子骞云:“圣既拟天,贤亦希圣。”周子前已有此语矣。

  东坡谓刘壮舆曰:“陶威公忠义之节,横秋霜而贯白日,《晋史》书折翼事,岂有是乎?”陈忠肃亦曰:“陶公被诬,以晋之刑政,不行于庾元规也。元规以笔札啗王隐,折翼化鹤之事,隐与杜延业共为之也。”

  庾翼谓:天公愦愦。李文饶曰:“昔秦得金策,谓之天醉。岂天之常醉哉?”吁,为天者亦难矣。《诗》云:“民今方殆,视天梦梦。既克有定,靡人不胜。有皇上帝,伊谁云憎?”是之谓知天。天醉,见张衡《西京赋》、庾信《哀江南赋》。

  何曾、荀顗之孝,论者比之曾、闵。夫以孝事君则忠,不忠于魏,又不忠于晋,非孝也。顗之罪,浮于曾。曾之骄奢,祸止及家;顗之奸谀,祸及天下。

  山涛欲释吴以为外惧,又言不宜去州郡武备,其深识远虑,非清谈之流也。颜延之于七贤,不取山、王,然戎何足以比涛,犹碈之于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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