蕉轩续录·李不器

李不器

　　岳襄勤公（钟琪）督川、陕时，有湖广奸民卢宗造言诬其谋反，寻又有郴州谋叛逆犯曾静遣徒张熙投书，劝以同谋举事，具详国史《襄勤传》中。惟李不器一案，本传未载。

　　恭读雍正六年十二月初十日世宗宪皇帝谕旨：

　　“据将军常色礼转奏，道士李不器诬捏岳钟琪谋叛一事，甚为荒谬。李不器向年因隆科多之荐，在内庭行走。圣祖仁皇帝广大包涵，天地覆载，无所不容，如喇嘛、西洋人以及僧道等类，畜养者甚多，圣祖仁皇帝皆不过以工匠杂艺人等视之。其中不肖之人，或借供奉名色，在外多事，而李不器尤为妄诞之甚，招摇不法。至圣祖仁皇帝宾天后，朕因李不器本籍陕西，故令发回原籍，交与年羹尧拘管。不意年羹尧将伊送往终南山内，厚加供养，每月给以多金。后闻李不器在彼怙恶不悛，仍肆为大言，希图惑众，且捏造朕旨有‘只要他在，不要他坏’之语，鄙俚妄诞，不知从何而来。

　　今春朕向岳钟琪问及李不器，岳钟琪奏称‘李不器在陕，其每年供给，仍在通省存公银两内支给’等语。朕批谕云：‘此事当日办理，甚为错误。李不器本系有罪之人，留其性命，已属宽典，岂可复加厚待！’随谕令岳钟琪将伊看守，每日量给饮食。讵料李不器因此怨恨岳钟琪，竟敢造为无影之词，肆行诬蔑，深可痛恨。据李不器以西藏用兵为岳钟琪妄启边衅。

　　夫西藏之用兵也，当日平定藏地之时，康济鼐效力甚多，蒙圣祖仁皇帝封为贝子，令其与阿尔布巴等总理西藏事务。乃阿尔布巴等因妒忌争权，心怀背向，擅将康济鼐杀害，其叛逆之罪，实不容诛。正欲声罪致讨，适颇罗鼐率众为康济鼐复仇，具奏恳请发兵，是以特遣大臣统师进剿，未烦一矢之劳，凶渠授首，西藏安帖。此事皆由阿尔布巴等逆天背命，自取灭亡，是以国家不得已而用兵。事事皆出于朕亲指授，岳钟琪遵奉办理，而谓岳钟琪为启衅藏地，其诬妄甚矣！

　　又李不器以岳钟琪广造军器，心怀不测。夫枪炮系军中必需之要器，朕令内外大臣屡行详议酌定，行令各省督、抚、提、镇增添炮位、鸟枪，不时演习。车阵乃自古战守之良法，是以朕行令北方诸省商酌制造，募召兵丁，令其操演。此不独陕西一省为然，而乃以岳钟琪为私造私演，包藏异谋乎？又李不器谓岳钟琪滥费国帑。夫岳钟琪办理军需，购买骡头，一一俱经奏明，造具清册，送部查核，从无一毫浮冒。不知李不器何所据而指为滥费也。又李不器谓岳钟琪交结党与，讹言频兴，乃指奸民张熙投递逆书一事。

　　前岳钟琪一见逆书，即严加审讯，穷究根株，张熙坚不吐供，岳钟琪百计询问，甚至设誓以诱之，伊始将谋逆党类尽行供出。今行文湖广、江、浙缉捕，无一漏网。且岳钟琪深知逆书中语诞幻已极，于朕毫无影响，无容隐讳，直将逆书陈奏。朕前嘉其识见远大，心地光明，为古大臣所莫及，即如王国栋、海兰等搜得逆书原稿，奏称书词悖逆，断不敢陈奏，其识见卑鄙无知，去岳钟琪何啻霄壤哉！且岳钟琪不将张熙严行监禁者，亦系奉朕密旨。而李不器乃以为岳钟琪交结党与，此醉梦中呓语也。

　　又李不器以西安省城开挖街道，系雍州地方，与雍正年号干碍，谓是岳钟琪之咒诅公行。夫街道为居民出入之所必由，地方官修理平治，乃为政之要务。雍正四年有人条奏戊午系朕本命之年，京城不宜动土。朕谕以此等拘忌，皆庸夫俗见，毫无关系，仍令照常盖造房屋，修治街道。朕于辇毂之前，尚不以俗见为拘忌，况雍州之与雍正，有何干碍，而为此谬妄不经之语乎！至李不器所称岳钟琪搜伊居室时，有圣祖神牌，不知供奉何处等语。夫圣祖神牌，至尊至重，虽诸王之家亦不得私行供奉。

　　李不器何等卑微下贱之人，乃敢以圣祖神牌供于私室，即此亵越僭逆，万死不足蔽其辜，何得以此诬加岳钟琪之罪？尤属狂悖之至矣。岳钟琪身任封疆，实心办事，公忠义勇，敬慎无私，精诚可贯金石，勋业著于旗常。朕素所深知笃信，朝野内外，无不共悉。李不器架空诬捏之词，原不足以损其毫末，但李不器所以敢肆诬蔑者，想因延信向为西安将军，平素溺于道教，习为妖邪，与李不器必相往来。

　　西藏之事，延信推诿不愿前往，故李不器遂有擅启边衅之谤，亦未可定。至于捏造妖言，以反叛重罪污蔑国家柱石大臣，逞其私忿，如此丧心蔑理，乃天地神明所不容。是以自行败露，公然投递呈折，大干法纪。常色礼容此奉旨拘禁之人逃入将军署内，并令乘坐轿车，于辕门之外肆其狂悖之言，骇人观听。常色礼甚属无知，著常色礼会同巡抚西琳将朕此旨宣播于众，再将李不器严加刑讯，其种种妄言，是何意见。审明按律定罪，交三法司核拟具奏。钦此！”

　　窃惟人臣功高震主，一经谣诼，鲜克令终。襄勤以大将专征，屡遭宵小播惑，非赖圣明洞鉴，其身顿成齑粉矣。于此益征大圣人保全勋庸，实超出寻常万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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