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潜志·卷十二(3)

卷十二(3)

　　◇辩亡

　　或问：金男之所以亡何哉？末帝非有桀纣之恶，害不及民，疆土虽削，士马尚强，而遽至不救，亦必有说。

　　余曰：观金之始取天下，虽出于边方，过于后魏、后唐、石晋、辽，然其所以不能长久者，根本不立也。当其取辽时，诚与后魏初起不殊。及取宋，责其背约，名为伐罪吊民，故征索图书、车服，褒崇元祐诸正人，取蔡京、童贯、王黼诸奸党，皆以顺百姓望，又能用辽宋人材，如韩企先、刘彦宗、韩昉辈也。及得天下，其封建废置，政令如前朝，虽家法边塞，害亦不及天下，故典章法度皆出于书生。至海陵庶人，虽淫暴自强，然英锐有大志，定官制、律令皆可观。又擢用人才，将混一天下。功虽不成，其强至矣。世宗天资仁厚，善于守成，又躬自俭约以养育士庶，故大定三十年几致太平。所用多敦朴谨厚之士，故石琚辈为相，不烦扰，不更张，偃息干戈，修崇学校，议者以为有汉文景风。此所以基明昌、承安之盛也。宣孝太子最高明绝人，读书喜文，欲变夷狄风俗，行中国礼乐如魏孝文。天不祚金，不即大位早世。章宗聪慧，有父风，属文为学，崇尚儒雅，故一时名士辈出。大臣执政，多有文采学问可取，能吏直臣皆得显用，政令修举，文治烂然，金朝之盛极矣。然学文止于词章，不知讲明经术为保国保民之道，以图基祚久长。又颇好浮侈，崇建宫阙，外戚小人多预政，且无志圣贤高躅，阴尚夷风；大臣惟知奉承，不敢逆其所好，故上下皆无维持长世之策，安乐一时，此所以启大安、贞祐之弱也。卫王苛吝，不知人君体，不足言。已而强敌生边，贼臣得柄，外内交病，莫敢疗理。宣宗立于贼手，本懦弱无能，性颇猜忌，惩权臣之祸，恒恐为人所摇，故大臣宿将有罪，必除去不贷。其迁都大梁可谓失谋。向使守关中，犹可以数世，况南渡之后，不能苦心刻意如越王勾践志报会稽之羞，但苟安幸存以延岁月。由高琪执政后，擢用胥吏，抑士大夫之气不得伸，文法棼然，无兴复远略。大臣在位者，亦无忘身徇国之人，纵有之，亦不得驰骋。又偏私族类，疏外汉人，其机密谋谟，虽汉相不得预。人主以至公治天下，其分别如此，望群下尽力难哉。故当路者惟知迎合其意，谨守簿书而已。为将者，但知奉承近侍以偷荣幸宠，无效死之心。幸臣贵戚，皆据要职于一时，士大夫一有敢言、敢为者，皆投置散地。此所以启天兴之亡也。末帝夺长而立，出于爱私。虽资不残酷，然以圣智自处，少为黠吏时全所教，用术取人，虽外示宽宏以取名，而内实淫纵自肆。且讳言过恶，喜听谀言，又暗于用人，其将相止取从来贵戚。虽不杀大臣，其骄将多难制不驯。况不知大略，临大事辄退怯自沮，此所以一遇敌而不能振也。

　　大抵金国之政，杂辽宋非全用本国法，所以支持百年。然其分别蕃汉人，且不变家政，不得士大夫心，此所以不能长久。向使大定后宣孝得位，尽行中国法，明昌、承安间复知保守整顿以防后患，南渡之后能内修政令，以恢复为志，则其国祚亦未必遽绝也。尝记泰和间有云中李纯甫，由小官上书万言，大略以为此政当有为日，而当路以为迂阔，笑之。宴安自处，以至土崩瓦解。

　　南渡后，复有以机会宜急有备为言者，而上下泰然俱不以为心，以至宗庙丘墟，家国废绝，此古人所谓何世无奇材而遗之草泽者也。

　　金银珠玉世人所甚贵，及遇凶年则不及菽粟，何哉？事有先后，势有缓急也。平时富贵之家求一珠玉、犀象、玩好、器物，至发粟出帛惟恐其不得，将以充其室，夸耀于人以自乐者皆是也。壬辰岁，余在大梁，时城久被围，公私乏食，米一升至银二两余，殍死者相望，人视金银如泥土，使用不计。士庶之家出其平日珠玉、玩好、妆具、环佩、锦绣衣衾，日陈于天津桥市中，惟博鬻升合米豆以救朝夕。尝记余家一毳袍，极致密鲜完，博米八升，金钗易牛肉一肩，趣售之。以是知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诚知其本也。古人云：“薪如桂，米如珠。”岂虚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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