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潜志·卷七(2)

卷七(2)

　　南渡之后，朝廷近侍以谄谀成风，每有四方灾异或民间疾苦将奏之，必相谓曰：“恐圣上心困。”当时有人云：“今日恐心困，后日大心困矣。”竟不敢言。又，在位者临事，往往不肯分明可否，相习低言缓语，互推让，号“养相体”。吁！相体果安在哉？又，宰执用人，必先择无锋鋩、软熟易制者，曰“恐生事”。故正人君子多不得用，虽用亦未久，遽退闲，宰执如张左丞行信，台谏官如陈司谏规、许司谏古、程、雷御史，皆不能终其任也。

　　南渡之后，近侍之权尤重，盖宣宗喜用其人为耳目以伺察百官，故使其奉御辈采访民间，号“行路御史”。或得一二事即入奏之，上因切责台官漏泄，皆抵罪。又，方面之柄虽委将帅，又差一奉御在军中，号“监战”。每临机制变，多为所牵制。辄遇敌先奔，故其军多丧败。

　　贞祐间，术虎高琪为相，欲树党固其权，先擢用文人，将以为羽翼。已而，台谏官许古、刘元规定之徒见其恣横，相继言之。高琪大怒，斥罢二人。因此大恶进士，更用胥吏。彼喜其奖拔，往往为尽心，于是吏权大盛，胜进士矣。又，高琪定制，省、部、寺、监官，参注进士，吏员又使由郡转部，由部转台省，不三五年，皆得要职。士大夫反畏，避其锋，而宣宗亦喜此曹刻深，故时全由小吏侍东宫，至今佥枢密院事、南征帅，又有蒲察合住、王阿里之徒居左右司，李涣辈在外行尚书六部，陷士夫数十人，亦亡国之政也。

　　南渡后，屡兴师伐宋，盖其意以河南、陕西狭隘，将取地南中。夫己所有不能保，而夺人所有，岂有是理？然连年征伐，亦未尝大有功，虽能破蕲黄，杀虏良多，较论其士马物故，且屡为水陷溺，亦相当也。最后，盱眙军改为镇淮府，以军戍之，费粮数万，未几亦弃去。又师还，乘夏，多刈熟麦，以归助军储。故宋人边檄有云：“暴卒鸱张，率作如林之旅；饥氓乌合，驱帅得罪之人。”驸马都尉仆散阿海、佥枢密院事时全，皆回辕即诛。后又谋取蜀，时胥平章鼎镇关中，奏请缓发，胥由此罢相。嗟乎！避强欺弱，望其复振，难哉。此皆宣宗时事，末帝即位，无南伐之议矣。

　　甚哉，风俗之移人也！南渡后，吏权大盛。自高琪为相定法，其迁转与进士等，甚者反疾焉。故一时之人争以此进，虽士大夫家有子弟读书，往往不终辄辍，令改试台部令史。其子弟辈既习此业，便与进士为仇，其趋进举止，全学吏曹，至有舞文纳赂甚于吏辈者。惟侥亻幸一时进用，不顾平日源流，此可为长太息者也。

　　金朝取士，止以词赋、经义学，士大夫往往局于此，不能多读书。其格法最陋者，词赋状元即授应奉翰林文字，不问其人才何知，故多有不任其事者。或顾问不称上意，被笑嗤，出补外官。章宗时，王状元泽在翰林，会宋使进枇杷子，上索诗，泽奏：“小臣不识枇杷子。”惟王庭筠诗成，上喜之。吕状元造，父子魁多士，及在翰林，上索重阳诗，造素不学诗，惶遽献诗云：“佳节近重阳，微臣喜欲狂。”上大笑，旋令外补。故当时有云：“泽民不识枇杷子，吕造能吟喜欲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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