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图书集成词曲部|郑振铎

跋图书集成词曲部

　　近来颇有一种风气，对于清代“御纂”的书，每喜加以夸大的鼓吹和引用；《四库全书珍本》的刊行，便是一例。这和夸大蒙古帝国的战功同样的可笑；他们根本上已经忘记了我们汉民族在那时候也是被征服的民族之一；同样的，《四库全书》的编纂经过也是我们所应掉“一把辛酸泪”的；有何可夸耀的呢？

　　对于《图书集成》，明钞暗袭之者尤多。一般纂书的人，好走捷径，不查原书，便找到这部“万宝全书”的《图书集成》，以为唯一的“资料”。而不知从此“间接”的来源撷取而来的东西，根本上是很不可靠的。曾见有一部什么通史，除钞“九通”和《图书集成》外，几无所有；却也竟是一部流行颇广的“著作”；有的著作中关于“词曲”的一部分，几全部从《图书集成》剽窃而来，却不知《集成》的不大可靠。从前看到这书，久欲一吐此意。为了免除以后的更多数的作者们以《集成》为取材的“万宝全书”计，实在不能不将其中的牴牾处，疏漏处，谬误处，一一为之指出。

　　这工作诚有“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之概。对于自己熟悉一点的，还是“词曲部”。便从“词曲部”说起吧。——还有，关于机械工程的一部分也错得太可怕；把齿轮竟画成了圆轮了，机器如何还会转动呢？“贻误苍生”，莫此为甚！他们是连钞书都也会钞错的。对于这，我也将有一篇批评，继此而刊出。

　　“词曲部”占着《文学典》第二百四十三卷至第二百五十六卷，凡十四卷，篇幅并不算多，疏谬之处，却触目皆是。

　　“词曲部”汇考凡八卷，占全部篇幅的大半。我们看这八卷采录的是些什么呢？

　　关于“词”的，有：

　　（一）王灼，《碧鸡漫志》（凡一卷，《文学典》第二百四十三卷，末并有评云：“此卷考核援引最详雅，可与段安节《乐府杂录》并传为词林佳话”）；

　　（二）都穆，《南濠诗话》“调名”一则；

　　（三）杨慎，《词品》三十四则；

　　以上均是关于“词”调名称的解释的（均见《文学典》第二百四十四卷）。

　　（四）《三才图会》《诗余图谱》（凡三卷，即《文学典》第二百四十五卷至二百四十七卷）。

　　关于“曲”的，有：

　　（一）陶宗仪，《辍耕录》“杂剧曲名”等三则（《文学典》第二百四十四卷）；

　　（二）《啸余谱》，“乐府体一十五家及对式名目”及其下“群英所编杂剧”名目，凡一卷（第二百四十八卷）；

　　（三）《啸余谱》，《中原音韵》，凡一卷（即第二百四十九卷）。

　　又《啸余谱》，“务头”以下（按即《中原音韵》之下卷）凡一卷（第二百五十卷）。

　　所谓八卷的“汇考”，不过是如是寥寥的几部书！“总论”所采录的，计有：

　　（一）张炎，《乐府指迷》；

　　（二）陆辅之，《乐府指迷》（末有评云：“此本还在沈伯时《乐府指迷》之后，古雅精妙，较是输他一著也。若新巧清丽，是册亦未可少”）；

　　（三）涵虚子，《词品》（评诸家词），

　　（四）附王世贞评明代诸词家；

　　（五）徐炬，《事物原始》“词”“曲”二则；

　　（六）吴讷，《文章辨体》“近代词曲”一则；

　　（七）徐师曾，《诗体明辨》“诗余”一则。

　　（以上均在第二百五十一卷）。

　　又文艺所采录的，自唐、沈朗的《霓裳羽衣曲赋》，五代、欧阳炯的《花间集序》以下，凡文、诗、词三十篇（均在第二百五十一卷）。

　　《文学典》的第二百五十二卷至二百五十五卷为“词曲部”的“纪事”；第二百五十五卷的下半及第二百五十六卷为“杂录”。这两部分琐细过甚，来源过于复杂，要清理是必须费了不少的力量的；且要增补、纠正，也非数日之力所可能；在这篇批评文字里决不能细加批评，故姑且不提。

　　但仅就“汇考”“总论”及“文艺”三部分论之，可议的地方已不知有多少！

　　最不能原谅的一点是，编者取材的谫陋与疏忽；忽略了（或未见到）第一道的来源而采用了辗转钞袭的谫陋的著作。如关于“词”，张炎的《词源》，陆辅之的《词旨》均易得；沈义父的《乐府指迷》也附于《花草粹编》后。《诗余图谱》，为张所著，明代刊本也甚多。（较易得者为新安游元泾刊本；汲古阁刊本。）今《集成》乃独从《三才图会》录得《诗余图谱》三卷，可谓“间接”的了；而《词源》一书，乃混名为《乐府指迷》，陆辅之《词旨》乃亦混名为《乐府指迷》，而沈氏的《指迷》则独遗之。此可见编者未见原书，而徒知从明人的很谫陋的辑本里间接取材（盖系从陈眉公《秘笈》本之误。《秘笈》总名《乐府指迷》，而以《词源》为上卷，《词旨》为下卷），故致杂乱无章如此。关于“曲”，更是可笑了。仅知从《啸余谱》录得《太和正音谱》的一部分及周德清的《中原音韵》，而目未睹原书，故遂致“支离破碎”，不堪一读。涵虚子《正音谱》腰斩了大半，而仅录其“乐府体一十五家及对式名目”与“群英所编杂剧”名目。至《中原音韵》则割裂讹误尤甚。编者全录《中原音韵》的关于“韵”录的一部分；至所附“正语作词起例”，则照钞《啸余谱》，目曰“务头”，而竟不知仍是《中原音韵》之文。此全缘“间接”取材，故遂讹误至此！最可怪的是，涵虚子《词品》，原为《正音谱》上卷的一段，名为“古今群英乐府格势”，《集成》编者乃别列之于“总论”中，且非原文。妄增“已上十二人为首等”，“已上七十人次之”，“又有董解元……汪泽民辈，凡百五人，不著题评，抑又其次也。虞道园、张伯雨、杨铁崖辈俱不得与，可谓严矣”等语。涵虚子竟会这样的自评自赞么？初不明白编者为何如此妄改，妄增，后乃知仍是间接钞袭，并非编者的自作聪明。原来这一段文字，乃是从《欣赏曲藻》上钞过来的；故竟“张冠李戴”，把《曲藻》的文章也拢统的归到涵虚子的名下去了。如有人把这一段文章“引”作涵虚子说的，岂不“贻误”读者么？所附王世贞的评明代诸词家也仍是从《欣赏曲藻》而来。却更大误。原来这一段也是《正音谱》之文，而竟被缠到王世贞身上去了。

　　关于研讨“词”“曲”的起源，只引了《事物原始》、《文章辨体》、《文体明辨》等寥寥数则，而不知从更早更好的来源里去找，也是谫陋得可笑。

　　其次，可议的地方是疏漏。抛弃了许多重要的著作，而收入许多不大重要的次等的材料。关于这一点，也说来话长。“词”的一部分，在陆氏《词旨》后，明明的说“此本还在沈伯时《乐府指迷》”之后，而沈氏的《指迷》却不见采录（此等评语也是照钞他书的）。只录《诗余图谱》而不录《词韵》一类的书，不知何故。至于曲韵，却又全钞《中原音韵》了。

　　“曲”的一部分，缺漏的地方尤多。《集成》的编者仿佛只知道世间有北曲而无南曲，有杂剧而无传奇，故“汇考”里，收《中原音韵》，收涵虚子《正音谱》，而完全忘记了关于南曲一部分的材料。且词谱既收《诗余图谱》，则至少曲谱也应收入。北曲谱是摆在手头的，在《正音谱》里就有，却硬生生的把这一部分割裂开去了。南曲谱也不是难找的东西，也就摆在手头，在《啸余谱》里就有。编者既大钞《啸余谱》，为何不多钞些呢？这不能不说是“体例不纯”了。

　　索性对于南曲一字不提也倒罢了。在“杂录”里却又采用王世贞《艺苑巵言》，陈继儒《太平清话》，中多论南曲语。但读者如要对于南曲有一种“概念”，却是找遍那末“笨大”的一部《图书集成》都找不到。我们不愿以今日专门家之搜集的结果去和《集成》之内容比较，但至少编者对于不大冷僻的眼前手头的书，应该好好的利用。为什么竟这样的“取舍”无方，随意钞剪呢？南曲在编者那时代正是盛极一时，编者绝对的不应该忽略了它，也没有独缺漏了它的理由。如果这部《集成》在《正音谱》时代，在《永乐大典》时代编成，乃至在正德、嘉靖时代编成，倒还可以原谅。但《集成》的编纂，乃在康熙、雍正时代，这实在是难以使人明了其取舍的动机的。且在《永乐大典》里，也已收入“戏文”三十三种之多；《大典》的编者是将“戏文”和“杂剧”同等看待的。为什么《图书集成》的编者能独独无视南曲的“存在”呢？是无心的疏忽？是有意的排斥？还是缘于编者的无知与手头上材料的不够？三者必居其一。

　　“总论”一部，过于贫乏，曲的一部分所录尤少。在编者的时代，论曲的书不会是很难得的。王伯良的《曲律》，沈君征的《度曲须知》、《弦索辨讹》，在那时候都不会是难得的书。沈德符的《顾曲杂言》一类的书（这书也是和《欣赏曲藻》一类的书相同，从沈氏著作里辑集出来的），也不是不易得。为什么关于这一部分的材料竟这样的听任其“零落不堪”呢？

　　“艺文”一部，几全是关于“词”的，且也都是不加选择，随手钞辑的。所以许多重要的序文及论文等等都遗漏了，而不重要的“诗”“词”却钞了许多篇。关于南北曲的，可以说是一篇“艺文”也没有。在元明人的著作里，我们绝对不相信不会找不出若干篇关于“曲”的“艺文”来的。关于这一类的材料，我们现在是搜罗得很不少的。将来有机会总要设法刊出，这里且不罗列那些篇目了。

　　在这短短的十四卷“词曲部”里，已有了那末多的错误，缺漏，妄为割裂，以及不正确处。如果研究词曲的人以这一部分的材料作为“南针”，作为研究的开始，一定会被引入歧途的。如果做“通史”一类著作的人，以这一部分的材料作为钞袭的根据，那末也一定会沿袭其错误下去，永无得见词曲的全般面目的一天。

　　总之，非专门的人读这部书仿佛觉得是“无所不有”，其实却处处是陷阱，如果误信了它，引用了它，便会被引入歧途和错误上去的；专门的人读之，却是“一无所有”“触处皆非”的，根本上用不到它。

　　这一类“万宝全书”，今日是用不到的。我们应该明白他们是“官”书，是“急就章”，是非专门的人，用钞胥，用剪刀钞贴而成的“万宝全书”。我们应该去找第一道来源。像这种钞辑而成的东西最容易贻误我们，误“引”了它，便常常要闹出笑话来的。

　　我希望有人肯费一二年的工夫，把这部庞大笨重的《图书集成》的“引用书目”编出来；这末一来，我们可以相信，必能拆穿了这个“纸老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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