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李公朴、闻一多二先生|郑振铎

悼李公朴、闻一多二先生

　　听到了李公朴先生的被刺，悲愤无已！正想说几句话，刚摊开了纸，提起笔来，要写下去，早报来了，一翻开来，便触目惊心地读到闻一多先生又在昆明被刺身死的消息！言语文字已不能表达我们的愤怒了！这是什么一个世界！“打”风之后，继之以政治暗杀，显见得手段之日益残酷。凡有点儿正义感的人，凡肯说几句公平话的人，凡能替老百姓们传达其痛苦的呼吁的人，恐怕都难免有“危险”。然而“暗杀”能够阻止有正义感的人的发言么？“暗杀能够吓得退从事于民众运动或政治工作的人么？”这正如要用武力来解决中国问题一样，明显的是不可能！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凡有坚定的信仰和主张的人，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他们不会怕死贪生。对他们，“暗杀”的阴影，只有更增加其决心与愤怒，丝毫不能摇撼其信仰。正如战争，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绝对不会停步退却的，反因战友的死，而更燃起了向前冲去的勇气。

　　“打”是恶劣的手段，“暗杀”是更进一步的卑鄙的作风。凡是政冶家，必须以堂堂正正之师与人相见，有理论，有主张，尽管说出来，与对手方见个高低，而以“暗杀”来沉默对手方的发言，却是最无聊、最无耻的方法。这不是政治家，这是谋杀犯！以这样的手段来做政治活动简直是自杀！

　　像李公朴、闻一多二先生那样的人是“暗杀”不尽的。可悲可痛的是，他们乃在胜利之后，从背后被人打了几枪而死；他们为呼吁和平而死；他们为不愿意见到兄弟们自相残杀而呼吁不要内战而死；他们手无寸铁，不想拥兵自卫，结果是被“暗杀”，那么，有自卫力量的人，谁还肯放下其自卫的力量呢？

　　李公朴先生一生致力于民众教育；战前，在上海有过广大的影响。不意，继较场口被打之后，竟以身殉。闻一多先生为一诗人，曾出版过诗集《红烛》和《死水》，在新诗人里是严肃而注重于格律的一位。他从来不问政治。在清华大学教杜诗，教《诗经》，曾经有过不少重要的考证的论文发表。他随学校到了昆明，继续在西南联大教书。教的还是《诗经》等课程。“民主”的呼号把他从恬静的书室里呼唤出来。他曾为呼吁和平，争取民主，尽了很大的力量。不意，继于李公朴先生之后，他也以身殉国了！尤为残酷的是，他的公子闻立鹤也中弹五发，伤势严童；胸部左右，各中一弹，大腿中弹三发，一腿已断，能否出险，尚可不知。闻公子并不参加民主运动，而亦遭此横祸，人的生命尚有丝毫的保障么？

　　他们两位先生为国牺牲，永垂不朽，上海各界正在筹备举行“人民葬”，将有以谋作永久之纪念之举。他们未睹和平统一、民主的中国的建立而死，实死不瞑目。但他们的血，像火种似的，已经深种在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胸中，薪尽火传，他们是不怕没有后继者的；后继者们将更多、更多起来。死一李公朴，将更有千万个李公朴继之而起，杀一闻一多，将更有千万个闻一多继之而起。前仆后继，暗杀者其能将四万万五千万爱好和平，主张民主的人民们尽杀之么？

　　我们悲愤于李、闻二先生的壮烈殉难，我们敬向二先生的遗属致最恳挚的哀悼之意！

　　但我们于悲愤、哀悼之余，我们不能不对国民们和政府说几句话。

　　我们呼吁和平，争取民主，全为中国的前途着想；我们希望看见强盛、民主、和平的中国的实现。我们没有任何政治的欲望，也没有任何党派的背景。我们一介书生，手无寸铁，所有的只是口和笔。如果国家升平，民生安定，我们只愿意在书室里做我们所应做的工作，所想做的工作，绝对地没有任何的好心情，从事于任何政治活动。像闻一多先生，其心情想来也是同样的。然而，在这种的政局之下，凡为一个中国国民，如何能够忍心看得下去呢？作为一个中国的国民，我们不能不出来说几句话，说我们想说的话，应该说的话。在我们觉得，实在是歉愧之至，因为除了口和笔之外，并没有别的东西可以贡献给国家。然而，即此微薄地呼吁和平而合法的工作，也要遭到横祸，受到暗算，遇到毒手，则实在无话可说了！到了我们不能说话的时候，那么，应该怎样说话，便不问可知了。我们为此危惧！

　　到底是什么人在做着这种不人道的卑鄙的政治暗杀的事呢？这对于政府是有害无益的。商谈之门，并没有杜绝。打仗的，也还在断断续续地谈着，而呼吁和平，大叫不要打的人们却首先遭到了暗杀，这是什么一种做法呢？主持的人，为何会愚蠢至此呢？为政府计，必须彻底查明主使之人，依法公开审判，依法严加惩办，单是负责治安机关一纸悬赏缉凶的布告是绝对不够的。政府对于昆明负责治安的机关，应该严厉督促其“破案”，务期获到凶手，严查主使之人，并保证以后在任何地方不再有同样的政治暗杀事件发生。同时，对于李、闻二先生的善后，必须负责办理；对于昆明的负责治安者必须加以惩戒；这些，都是“题内文章”，我们不必多说。

　　我们所悲哀的是，中华民国已经有了三十五年的历史了，政治上，却一点儿进步也没有。舍堂堂正正的政治斗争方式而不用，而还在用武力，用暗杀来杜绝人民们的呼吁的，这岂复有丝毫清明之气存在！“暗杀”是最下流的手段，凡为光明磊落的人或任何党派都绝对的不会使用这个手段的。袁世凯派人暗杀了宋教仁，暗杀了陈英士，然而对于国民党的活动和发展，到底有什么阻碍没有？这两个大暗杀案，只增加了人民们对于袁氏政权的厌恶和憎恨，却丝毫不能削减国民党的力量。这不是明显的前车之鉴么？用暴力来企图削弱或扑灭对方的，一定会自食其果。除了招致了人民们的普遍的不平和厌恨之外，任何效果是不会得到的。相反地，反而暴露了这主持政治的谋杀者的胆怯与无知，惶恐与无力。凡有智慧、有力量、有见解、有主张的任何政党或政治家，在有所主张，有所活动时，都是要以正规的政治活动的方法出之的。如果在英国或美国，有某一个政党，胆敢用这种卑怯的暗杀手段，加之于对手方的，立刻，她的政治生命便会寿终正寝，人民们立刻便会群起而攻之，把她驱逐出政治圈子以外去的。我们希望今日的政治，不要在黑暗之上再加上黑暗；不要在武力之上再加上暴力的卑怯的谋杀。且为国家留些体面，为民族存些正气，为社会惜着有用的人才，为自己保有些生机吧。

　　凡有前途、有活力的政党，绝对地不应该为自己掘墓坟，应该尽量地改变作风，纯然以堂堂正正之师，出与对手方相周旋。凡是民主国冢的政党，都是富有竞技者的精神的；胜固可喜，败亦可鉴。心平气和，一心为国。尊重对手方，也便是尊重自己。这些话都是陈腐之极的老生常谈，然而在今日却还是谈不到的起码条件，岂不可悲可叹乎！

　　要照这样发展下去，“打”之后继之以“杀”，我们实在要为中国的政局前途哭！难道和平的合法的主张和言论，正义的公平的呼吁，已不可能在中国出现了么？难道主张和平的，争取民主的，以合法方式来从事政治活动的，有正义感的，肯出来替受苦难的人民们说几句话，便都要被视为眼中之钉，不除去不快了么？

　　虽然这谋杀或暗杀事件发生在昆明，受难者是李、闻二先生，然其影响是极大的，其意义是极深刻的。四万万五千万人是不会允许这种不名誉的政治暗杀事件再度在其他地方发生的。这种不名誉的政治暗杀事件，在国际上将发生怎样的一种反应啊！我们到底是一个野蛮的黑暗的国家呢，还是一个正向民主道路走去的现代的国家？我们在国际的地位上，已经是一天天地向下走了。如何再能自己再加速度地堕落下去呢？“天助自助者”。像这样的胡闹、胡搞下去，即有“助我者”，恐亦将望望然而去之的吧！

　　李、闻二先生首先为国牺牲了，为争取民主而以身殉之了，我们国民们必须急起直追，不息不懈。为二先生雪恨，而彻底地查究那些凶手们及其指使的主持的人物，与众共弃之；而为了安慰李、闻二先生的在天之灵，我们也将相誓地踏着二先生的血迹前进，决不中途停步。我们相信，民主的、自由的、强盛的中国，早或迟，必定会建立的；在那时候，我们当再以淡酒园蔬，祭告于二先生之灵道：

　　民主已经争取到了，建国事业正在进行，强盛、自由的中国已在实现了，二先生之目可以瞑矣。

　　然而，在今日，谁还能息一息肩，松一松前进的脚步呢！我们谨以泪，同时也以汗与血来哀悼壮烈、殉难的李、闻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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