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在的温情——纪念鲁迅先生|郑振铎

永在的温情——纪念鲁迅先生

　　十月十九日下午五点钟，我在一家编译所一位朋友的桌上，偶然拿起了一份刚送来的Evening Post，被这样的一个标题：“中国的高尔基今晨五时去世”惊骇得一跳。连忙读了下来，这惊骇变成了事实：果然是鲁迅先生去世了！

　　这消息像闪雷似的，当头打了下来，我呆坐在那里不言不动。

　　谁想得到这可怕的噩耗竟这样地突然地来呢？

　　鲁迅先生病得很久了；间歇地发着热，但热度并不甚高。一年以来，始终不曾好好地恢复过；但也从不曾好好的休息过。半年以来，情形尤显得不好。缠绵在病榻上总有三四个月。前一个月，听说他要到日本去。但茅盾告诉我，双十节那一天还遇见他在lsis看Dobrovsky；中国木刻画展览会，他也曾去参观。总以为他是渐渐地复原了，能够出来走走了。谁又想得到这可怕的噩耗竟这样突然地来呢？

　　刚在前几天，他还有信给我，说起一部书出版的事；还附带地说，想早日看见《十竹斋笺谱》的刻成。我还没有来得及写回信。

　　谁想得到这可怕的噩耗竟这样地突然地来呢？

　　我一夜不曾好好地安心地睡。

　　第二天赶到万国殡仪馆，站在他遗像的面前，久久地走不开。再一看，他的遗体正在像下，在鲜花的包围里，面貌还是那么清癯而带些严肃，但双眼却永远地闭上了。

　　我要哭出来，大声地哭，但我那时竟流不出眼泪，泪水为悲戚所灼干了。我站在那里，久久走不开。我竟不相信，他竟是那样突然地便离我们而远远地向不可知的所在而去了。

　　但他的友谊的温情却是永在的，永在我的心上——也永在他的一切友人的心上，我相信。

　　初和他见面时，总以为他是严肃的冷酷的。他的瘦削的脸上，轻易不见笑容。他的谈吐迟缓而有力，渐渐地谈下去，在那里面你便可以发现其可爱的真挚，热情的鼓励与亲切的友谊。他虽不笑，他的话却能引你笑。和他得兄弟启明先生一样，他是最可谈、最能谈的朋友，你可以在他客厅里、他那间书室（兼卧室）里，坐上半天，不觉得一点儿拘束、一点儿不舒服。什么话都谈，但他的话头却总是那么有力。他的见解往往总是那么正确。你有什么怀疑、不安，由于他的几句话也许便可以解决你的问题，鼓起你的勇气。

　　失去了这样的一位温情的朋友，就个人讲，将是怎样的一个损失呢？

　　他最勤于写作，也最鼓励人写作。他会不惮其烦地几天几夜地在替一位不认识的青年，或一位不深交的朋友，改削创作，校正译稿。其仔细和小心远过于一位私塾的教师。

　　他曾和我谈起一件事：有一位不相识的青年寄一篇稿子来请求他改。他仔仔细细地改了寄回去。那青年却写信来骂他一顿，说被改涂得太多了。第二次又寄一篇稿子来，他又替他改了寄回去。这一次的回信，却责备他改得太少。

　　“现在做事真难极了！”他慨叹地说道。对于人的不易对付和做事之难，他这几年来时时地深切地感到。

　　但他并不灰心，仍然在做着吃力不讨好的改削创作、校正译稿的事，挣扎着病躯，深夜里，仔仔细细地为不相识的青年或不深交的朋友在工作。

　　这样的温情的指导者和朋友，一旦失去了，将怎样地令人感到不可补赎之痛呢！

　　他所最恨的是那些专说风凉话而不肯切实地做事的人。会批评，但不工作；会讥嘲，但不动手；会傲慢自夸，但永远拿不出东西来。像那样的人物，他是不客气地要摈之门外，永不相往来的。所谓无诗的诗人，不写文章的文人，他都深诛痛恶地在责骂。

　　他常感到“工作”的来不及做，特别是在最近一两年，凡做一件事，都总要快快地做。

　　“迟了恐怕要来不及了。”这句话他常在说。

　　那样的清楚的心境，我们都是同样地深切地感到的。想不到他自己真的便是那么快地便逝去，还留下要做的许多事没有来得及做——但，后死者却要继续他的事业下去的！

　　我和他第一次的相见是在同爱罗先诃到北平去的时候。

　　他着了一件黑色的夹外套，戴着黑色呢帽，陪着爱罗先诃到女师大的大礼堂里去。我们匆匆地谈了几句话。因为自己不久便回到南边来，在北平竟不曾再见一次面。

　　后来，他自己说，他那件黑色的夹外套，到如今还有时着在身上。

　　我编《小说月报》的时候，曾不时地通信向他要些稿子。除了说起稿子的事，别的话也没有什么。

　　最早使我笼罩在他温热的友情之下的，是一次讨论到“三言”问题的信。

　　我在上海研究中国小说，完全像盲人骑瞎马，乱闯乱摸，一点儿凭借都没有，只是节省着日用，以浅浅的薪水购书，而即以所购入之零零落落的破书，作为研究的资源。那时候实在贫乏得、肤浅得可笑，偶尔得到一部原版的《隋唐演义》却以为是了不得的奇遇，至于“三言”之类的书，却是连梦魂里也不曾谈到。

　　他的《中国小说史略》的出版，减少了许多我在暗中摸索之苦。我有一次写信问他《警世恒言》《警世通言》及《喻世明言》的事，他的回信很快便来了，附来的是他抄录的一张《醒世恒言》的全目——这张目录我至今还保全在我的一部《中国小说史略》里。他说，《喻世》《警世》，他也没有见到。《醒世恒言》他只有半部。但有一位朋友那里藏有全书，所以他便借了来，抄下目录寄给我。

　　当时，我对于这个有力的帮助，说不出应该怎样地感激才好。这目录供给了我好几次的应用。

　　后来，我很想看看《西湖二集》（那部书在上海是永远不会见到的），又写信问他有没有。不料随了回信同时递到的却是一包厚厚的包裹。打开了看时，却是半部明末版的《西湖二集》，附有全图。我那时实在眼光小得可怜，几曾见过几部明版附插图的平话集？见了《西湖二集》为之狂喜！而他的信道，他现在不弄中国小说，这书留在手边无用，送了给我吧。这贵重的礼物，从一个只见一面的不深交的朋友那里来，这感动是至今跃跃在心头的。

　　我生平从没有意外的获得。我的所藏的书，一部部都是很辛苦地设法购得的；购书的钱，都是中夜灯下疾书的所得或减衣缩食的所余。一部部书都可看出我自己的夏日的汗，冬夜的凄栗，有红丝的睡眼，右手执笔处的指端的硬茧和酸痛的右臂。但只有这一集可宝贵的书，乃是我书库里唯一的友情的赠与。——只有这一部书！

　　现在这部《西湖二集》也还堆在我最珍爱的几十部明版书的中间，看了它便要泫然泪下。这可爱的直率的真挚的友情，这不意中的难得的帮助，如今是不能再有了！

　　但我心头的温情是永在的！——这温情也永在他的一切友人的心上，我相信。

　　“九一八”以后，他到过北平一趟，得到青年人最大的热烈的欢迎。但过了几天，便悄悄地走了。他原是去探望他母亲的病去的。我竟来不及去看他。

　　但那一年寒假的时候，我回到上海，到他寓所时，他便和我谈起在北平的所获。

　　“木刻画如今是末路了，但还保存在笺纸上。不过，也难说，保全得不会久。”他深思地说道。

　　他搬出不少的彩色笺纸来给我看，都是在北平时所购得的。

　　“要有人把一家家南纸店所出的笺纸，搜罗了一下，用好纸刷印个几十部，作为笺谱，倒是一件好事。”他说道。

　　过了一会儿，他又道：“这要住在北平的人方能做事。我在这里不能做这事。”

　　我心里很跃动，正想说：“那么，我来做吧。”而他慢吞吞地续说道：“你倒可以做，要是费些工作，倒可以做。”

　　我立刻便将这责任担负了下来，但说明搜辑而得的笺纸，由他负选择之责。我相信他的选择要比我高明得多。

　　以后，我一包一包地将购得的笺样送到上海，经他选择后，再一包一包地寄回。

　　中间，我曾因事把这工作停顿了两三个月。他来信说：“这事我们得赶快做，否则，要来不及做，或轮不到我们做。”

　　在他的督促和鼓励之下，那六巨册的美丽的《北平笺谱》方才得以告成。

　　有一次，我到上海来，带回了亡友王孝慈先生所藏的《十竹斋笺谱》四册，顺便地送到他家里给他看。

　　这部谱，刻得极精致，是明末版画里最高的收获。但刻成的年月是崇祯十六年的夏天。所以流传得极少。

　　“这部书似也不妨翻刻一下。”我提议道；那时，我为《北平笺谱》的成功所鼓励，勇气有余。

　　“好的，好的，不过要赶快做！”他道。

　　想不到全部要翻刻，工程浩大无比，所耗也不资，几乎不是我们的力量所及。第一册已出版了，第二册也刻好待印；而鲁迅先生却等不及见到第三册以下的刻成了！

　　对于美好的东西，似乎他都喜爱。我曾经有过一个意思，要集合六朝造像及墓志的花纹刻为一书。但他早已注意及此了。他告诉我说，他所藏的六朝造像的拓本也不少，如今还在陆续地买。

　　他是最能分别得出美与丑，永远的不朽与急就的草率的。

　　除了以朽腐为神奇，而沾沾自喜，向青年们施以毒害的宣传之外，他对于古代的遗产，绝不歧视，反而抱着过分的喜爱。

　　他曾经告诉过我，他并不反对袁中郎；中郎是十分方巾气的，这在他文集里便可见。他所厌弃，所斥责的乃是只见中郎的一面，而恣意鼓吹着的人物。

　　京平刚从鲁迅先生那里得到最大的鼓励。他感激得几乎哭出来。但想不到鲁迅竟这样地突然地过去了！

　　第三天，我在万国殡仪馆门口遇见他；他的嘴唇在颤动，眼圈在红。

　　从万国公墓归来后，他给我一封信道：“我心已经分裂。我从到达公墓时，就失去了约束自己的力量，一直到墓石封合了！我竟痛哭失声。先生，这是我平生第一痛苦的事了，他匆匆地瞥了我一眼，就去了——”

　　但他并没有去。他的温情永在我的心头——也永在他的一切友人的心上，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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