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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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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1)(一九二一年) 中国是那些表面上保持政治独立,而在经济方面则是为西欧资本主义和美国资本主义得以发展充当沃土的殖民地国家之一。外国资本和追随它的本国资产阶级有力地促进着中国的工业发展和向最新的生产形式过渡,这一过程正在为日益敏感地注意着世界社会革命脉搏的有组织的工业无产阶级造就出愈来愈多的干部。 大约在二十年以前,由于把日本的社会主义书籍译成了中文,部分地是由于从欧洲回国的中国学生在《新世纪》杂志[1]上发表讨论关于社会主义的文章,西方的社会主义便传到了中国。但是,只是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之后,中国学生才认真着手研究马克思主义。经过一九一九年的学生运动,学生们对社会主义的兴趣越来越大。几乎所有同新文化运动有联系的杂志都刊登文章宣传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以及基尔特社会主义[2]。《新青年》[3]、《星期评论》[4]、《解放与改造》[5]和《建设》[6]这些杂志,都用了特别多的篇幅来讨论社会主义问题。 翻译和出版了一批社会主义著作:恩格斯的《科学的社会主义》[7],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8],麦克唐纳的《社会主义运动》,罗素的《社会改造原理》[9]、《到自由之路》[10]和《现代经济思想史》,考茨基的《阶级斗争》[11],哈列的《工团主义》[12]及其他许多著作。现在正准备出版一套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丛书,其中有许多种书已经付印。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一书将首先出版。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社会主义研究会等这类学会相继成立。社会主义在中国无疑正在成为很受欢迎的研究对象。 中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无政府主义者、改良主义者和农业公社(新村)的鼓吹者。无政府主义是最早在中国找到追随者的一种社会学说。《新世纪》杂志,正如我们指出的,是最早的传播中心,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机关刊物。其实学生们早在两千年以前的老子的学说中就受到了无政府主义的最初的洗礼。因此,无政府主义很受欢迎,就是目前在中国也还有很多无政府主义组织。所有大城市里都有一些人数不多的无政府主义小组,但没有统一的组织。这些小组中有蒲鲁东主义者、巴枯宁主义者和克鲁泡特金主义者,他们都有自己的机关报,如《自由录》[13]、《进化》[14]等。他们还印发大量的传单。 改良主义者主要包括中国新的“议会”结构中的政治活动家。他们鼓吹议会主义,并且为了适应时代精神,以及为了得到广大人民群众和年轻一代的支持,他们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他们掌握着许多报刊。这些人主要是讨好学生,因为他们知道,学生作为新兴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年轻一代,在不久的将来将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起重大作用。迄今为止改良主义者还没有有组织的政党,但是,这样的政党也许很快就会建立起来。他们是中国的君主专制派、军阀(安福、直隶等)及中国现今执政者们的重要竞争者,也许不久他们就会掌握政权。 “农业公社”思想的鼓吹者们是一个社会乌托邦主义流派,他们力图按照俄国右翼社会革命党人的乌托邦的样式幻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行“社会主义化”,在旧的资本主义范围内建立新社会。他们的计划和策略不是组织群众去夺取地主的土地,而是赎回土地,并在“买来的”土地上(千万不要让大地产主和种植园主蒙受损失)建立集体农场或“共产主义”农场。他们相信,经过宣传,可以使这样的集体农场无限增加,这样一来,这种社会制度就将“取代”资本主义旧制度或私有制度。当然这只是一种“设想”。这种设想在欧洲人们早已熟知。它有一个时候曾经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传播,后来又经过日本传入中国。这种“设想”在当时的中国颇受欢迎,但是现在已失去了任何意义。它似乎是资产阶级自由派对付开始在中国日益进展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抗毒素。但是,现在中国社会思想界的各个阶级集团都学会了根据社会问题内在的实际意义来研究这些问题,学会了非常深入地分析这些问题,因此,“农业公社”的鼓吹者们开始失去追随者。 至于说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那么我们需要首先简单地谈一谈它的客观条件,即工人运动的性质。 从前,同业公会和行会是中国唯一的工人组织。“工人工会”这一名称是在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才出现的。当时在上海建立的“中华工会”和在唐山建立的“唐山工人联合会”就是这样的组织[15]。但是这些工会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组织。它们是由一些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活动家建立起来的,这些人利用这种组织作为达到自己政治目的的工具。在一九一九年,学生们为了得到工人群众的支持也建立了“全国工会”,以及在个别城市建立了许多工人联合会。直到一九二〇年我们才有了真正无产阶级的工会。 在中国,工人组织中占大多数的仍然是同业公会和行会。这些组织主要是由某一行业的工作者组成,也包括作坊主,但学徒不能参加。这些组织的唯一宗旨就是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不管花多长时间,一定要改善自己的物质状况。这些行会有某种类似纪律的东西,一旦组织作出了关于产品的市场价格或工资的决定,行会的全体成员都必须服从。行会和同业公会是按地区或按街区建立起来的,包括的地区不大,也不同其他组织联合。 另一种工人组织是由参加议会的生意人建立的“工会”。这些工会是他们用来玩弄议会把戏的手段。这类工人组织在中国很多,其中主要有:“上海中华工会”和“湖南工会”[16]。 这里还应该提一下各种资本家在自己工厂里建立的许多工会,他们建立工会的目的是阻挠工人建立纯粹阶级的全国性工会。 此外,还有一种工人组织是工人在同乡会的基础上自己发起建立的。建立这些同乡会的目的是为了在患病或死亡时进行互助,是为了防卫别的同乡会,有些是为了同雇主作斗争来提高工资。这样的同乡会在中国很多。 上面列举的各种组织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工人组织。在中国,真正的工会很少。只有香港的机器工会和五金工会,上海的机器工会、五金工会和印刷工会及其他一些工会才可以算是真正的工会。这样的工会不是按行会建立的,也不是象同业公会那样,唯一的目的是改善物质状况,它们是按生产原则建立的,其目的是为了争取获得较好的工作条件,例如:缩短工作日、免费医疗、改善卫生条件,实行保险,救济失业者、病人、残废人,也为了支持整个工会运动。 迄今为止中国没有发生过有组织的工人罢工,但是在一九一九年,沪宁铁路的工人曾同其他许多工人一道宣布罢工[17],支援反对北京政府的学生运动。这是对中国工人力量的第一次检验。此后,由于消费品不断涨价而激起的工人又多次宣布罢工。仅在上海就发生了近五十次罢工。在去年的这些罢工中,具有特殊意义的是香港机器工人、五金工人的罢工和南京丝纺织业工人的罢工。香港罢工席卷了所有机器工人和五金工人。罢工人数达七、八千人。他们要求把工资提高百分之三十,经过二十天的罢工,他们终于获得了彻底胜利。在这次罢工中,工人们表现出坚定性和无产阶级的团结精神。南京丝纺织工人的罢工完全是一次政治性罢工。工人们停止工作,抗议通过一系列不受欢迎的法令的省立法会议。他们不仅拒绝工作,而且用暴力驱散了这个立法会议,有些会议成员受伤。 在差不多一年以前,上海法租界的电车工人举行了罢工,这次罢工也很值得注意。工人们呼吁青年团给予援助和指导。工人们知道资本家的策略是竭力用饥饿来摧毁他们,而他们希望尽快地迫使资本家让步,于是他们便采取各种措施,号召整个电车业和其他企业举行同情罢工。电车公司考虑到工人的力量,在进行三天罢工后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在差不多一年以前,唐山煤矿发生的一次工人斗争[18]也是值得注意的。这次斗争的直接起因是矿主解雇了一个颇受工人欢迎的工程师。罢工者要求接回这个工程师,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工人待遇。这次罢工的结局如何我们还不知道。从上述所有罢工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工人们暂时还只限于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但他们已经证明自己具有坚定性和无产阶级的团结精神。他们还证明他们并没有丧失革命精神,在有必要时,他们能够使用暴力。 现在我们可以谈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 中国第一批共产主义小组是一九二〇年五月在上海和北京成立的。从那时起,在中国的其他地方出现了许多这样的小组。在一九二一年三月以前,中国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在许多地方,共产党员不得不同无政府主义者共同工作。但是,在这些共同组织中,共产党员有自己的同志来监督和领导他们,并把这些组织变成纯粹的共产主义组织。然而后来中国共产党确信,要继续同这些无政府主义分子共同工作毕竟是不可能的。 为了阐明共产党的宗旨、原则和策略,为了把无政府主义分子从组织中清除出去,共产党员们认为有必要在一九二一年三月召开各组织的代表会议,以这次会议的名义发表了关于共产党人的宗旨和原则的宣言,会议还制定了临时纲领。 迄今为止,共产党人所做的还只是准备性质的工作。他们的宣传部向中国报刊提供关于苏维埃俄国和工人运动的消息,以及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和阐明美国的“民主主义”的实质的一般材料。组织部在许多大城市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京、上海和广州建立了工人学校和工人俱乐部。这个部还在各工业部门建立了许多工会,并把它所建立的上海五金工会的代表派往各城市去建立当地的五金工会。组织部还竭力打入到同业公会和行会的组织中去瓦解他们,并由这些组织中的无产阶级分子建立象印刷工会那样的新的纯粹的阶级工会。几乎所有的罢工都是由共产党员组织或领导的。 出版部为工人群众出版了一系列周刊和报纸。这个部还为工人印行了许多小册子和传单,如《一个士兵的故事》、《工友对话》、《工会》、《共产党员是什么样的人》等。中国共产党把下列各书译成了中文:布哈林的《当代苏俄》、《共产党纲领》和一套《社会主义者袖珍丛书》。其中首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此外,他们还出版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杂志,还着手把马克思的《资本论》翻译成中文。 这一切就是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的概况。 注释 [1]《新世纪》,是我国最早的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之一。李石曾、褚民谊、吴稚晖主编。一九〇七年六月创刊于法国巴黎,一九一〇年五月停刊,共出一二一期。另出版过《新世纪杂刊》和《新世纪丛刊》两个小册子。 [2]基尔特社会主义,也称行会社会主义(基尔特是英文“行会”Guild的音译),是二十世纪初国际工人运动中出现的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主张在资产阶级国家范围内实行产业民主或产业自治,和平实现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3]《新青年》杂志,原名《青年杂志》,一九一五年创办于上海。一九一七年迁北京,一九二〇年又迁回上海。早期由陈独秀主编,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俄国十月革命后,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自一九二〇年第八卷起,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机关刊物。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为党中央理论刊物。一九二三年六月改出季刊,由瞿秋白主编。一九二五年四月起改为不定期刊,次年七月停刊。 [4]《星期评论》,见本书第45页注⑥。 [5]《解放与改造》创刊于一九一九年九月,一九二〇年九月(第三卷)起更名《改造》,一九二二年九月停刊。该刊以“北平新学会”的名义出版,主编张东荪、俞颂华和梁启超(《改造》的主编),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舆论工具。该刊登载了大量讨论社会主义的文章和译文,宣扬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 [6]《建设》杂志,中国国民党的机关刊物。由孙中山领导,朱执信、廖仲恺、胡汉民等参加编辑和撰稿,主要宣传三民主义。一九一九年八月创刊,一九二〇年八月停刊,共出二卷十二号。 [7]此书即《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郑次川译,一九二〇年上海群益书社出版。 [8]此书李季译,一九二〇年新青年社出版。 [9]此书余家菊译,一九二〇年上海群益书店出版。 [10]此书李季译,一九二〇年十一月新青年社出版。 [11]此书恽代英译,一九二一年一月新青年社出版。 [12]此书李季译,一九二一年新青年社出版。 [13]《自由录》是一九一七年七月北京大学实社创办的刊物,宣传无政府主义。主要撰稿人为黄凌霜、区声白。 [14]《进化》是一九一九年一月由《民声》、《自由录》、《太平》、《人群》四个团体联合出版的刊物,宣传无政府主义。 [15]一九一二年国内报刊未见有关上海中华工会和唐山工人联合会的记载,这里可能是指当年一月成立的上海工党和四月成立的唐山工党(八月与上海工党联合,成为该党的唐山支部)。一九一九年一月,该党负责人又主持成立了上海中华工会。 [16]湖南工会指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一日成立的湖南中华工会。 [17]沪宁工人罢工发生于一九一九年六月十日。 [18]指一九二〇年冬唐山煤矿马家沟矿区工人反对矿方无理解雇一李姓工程人员的罢工。 (1)这是为出席一九二一年六、七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写的一份材料。原件是俄文打字稿,署名瞿秋白、李宗武,收入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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