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唯物主义Ⅶ

Ⅶ

　　我们以前已经说过，资产阶级方面总共只对于历史的唯物论做了一次科学的批评之尝试，我们现在且来讨论一番。可是不愿意太繁复，因为也没有对于罢尔德(27)所复布我们的罪状逐条驳诘的可能及必要，——他对于唯物史观的批驳整整的有二十页。他的理论用不着这样的注意；我们只要从他这篇文章之中，选出最重要的几条，解释这几条的真理，正可以得历史唯物论之更确切的概念。

　　第一，罢尔德所最痛心的，就是“马克思所定的历史观正在极不正确的形式，且为描绘的句法所混淆”，并谓，马克思集中事实的实例太少，此种学说的说明及根据不足。未久以前，他还在卑士马克资产阶级的机关报上，又论及此问题；他肯定的说道：“所谓唯物的历史论是‘半真理’，马克思于新闻记者态度时偶然说出的一种‘轻意话’，而他却想以假的证据来证明他。”罢尔德以严正的审判官态度，于马克思集中只找着三部“真正的科学的”，而为德国“学者”所愿注意的著作：《资本论》、《哲学之贫乏》及《经济学批评》[47]；最后一部罢尔德以为是资本论的导线。其余马克思的著作都太“通俗”，并非罢尔德所愿注意的。昂格斯的著作中，他所承认有注意的价值的，只有一篇反对丢陵（Dühring）的论文[48]，及一篇论飞衣巴黑的论文。至于考茨基，罢尔德仅仅以为“他是《新时报》的编辑者，是马克思派机关报，已经因为宣传马克思‘心急的结论’作了‘不少’恶弊”；罢尔德绝对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考茨基几本“独一的科学著作”，例如《论莫尔》等。罢尔德为了什么目的而作此等深思的“分等”，我们立刻就可以明白。

　　罢尔德最先就要证明“经济对于政治绝无超越之优势”。依他的意见，马克思《资本论》上，论原始时代公有化之劳动，凡文化民族历史之开始时期都有此趋向；论统治制度及奴隶制度直接的关系时，马克思对于“直接的”一字毫无隐意，依他的意见，“直接的”一字等于黑智儿之“不能再加更相近之定义的”一语。他欣然的道：“马克思亦没有能明解自原始时代的劳动形式至统治制度奴隶制度的关系之过渡。”而实际上，马克思《资本论》这段文章万没有如此之解释，马克思此处所论“过渡”，本有意另著一书专论莫尔冈之原始社会说；不幸年老而死，未及实行，而昂格斯代为完成，发表时尚在罢尔德开始攻击唯物史观之前五年。昂格斯之论家庭之来源等详述阶级的社会自宗族的社会中脱出之经济的发展，自直接公有化劳动至统治制奴隶制关系之经济的过渡。虽然，真不能不诧异，依罢尔德之深思的“分等”，昂格斯这部书竟不算“真正的科学著作”而算是“通俗的”，罢尔德一句话也没有提及这部书。罢尔德于是又加以“说明”，因为马克思“没有说明”“那历史开始时代之后，统治制奴隶制关系不能再加更详的说明”，所以罢尔德说道：“因为在这时代没有土地及资本之私有制，自然亦没有‘经济服从’之可能，所以奴隶制度只能以政治的原因说明之：战争及俘虏。”罢尔德却亦不能不提及“此种军事侵略是否有经济的缘由？”一问题。然而他仍旧以下列的答案自慰：“大半如此，而不是永久如此”；依人类学者的著作，野蛮人战争的原因起于宗教的嫉视，酋长的虚荣心，复仇行为，自然都是“思想上的原因”了。罢尔德更不问人类学中的证据有什么样意义，所谓“思想上的原因”是否有某种经济上的导线；他却以一附句自足，附句之中说，亚历山大之征服亚洲乃马其顿王之虚荣心[49]，以色列之征乃宗教之幻想；而遽下结论道，“历史前的时代及历史时代中，凡奴隶制度，大半都是政治之最后的结果”；既如此，照他的意见，“政治规定经济关系，且为甚深甚远。”此后罢尔德以罗倍尔都史（Rodbertus）(28)的影响，神经过敏异常，更要证明奴隶制度是——“经济关系中强有力的范畴”。

　　如此，罢尔德竟与历史唯物论之科学的证明方法交臂相失，历史唯物论本不否认思想上的动力：虚荣心、复仇心、宗教幻想等；而不过肯定此等动力，在最先一层，仍为经济的动力所规定。

　　假使罢尔德一定要实证自己的意见，——至少也须有一个证据，——那么，唯物史观方面也自有权衡。譬如复仇心之为野蛮人战争的原因，罢尔德除英国人类学家泰禄尔（Taylor）的著作外，找不着别的证据。然而假使罢尔德看一看昂格斯之家庭之来源，就即刻可以知道：泰禄尔所云野蛮民族之复仇风俗。——宗族社会之流血的复仇，也是“法律上的筑物”，正与现代社会之死刑相同。昂格斯论宗族社会说：“当时一切争执，大半由同族或同宗的社会来解决，或是各族代表共同和解之；流血的复仇方法应用的时候很少；而现代的死刑，不过是‘流血的复仇’之文明的形式，——‘文明’的好坏两方面，都包括在内。”依宗族社会之生产条件，所以凡本族以外的事物，一切都在法律范围之外：假使泰禄尔说，复仇行为往往引起战争（假使杀人者为异族的人），且往往继续至数世，罢尔德在此处便当明白，此种野蛮人战争起因之复仇行为，并不如什么“思想上的原因”，而不过是合于当时经济形式之一种审判办法而已。野蛮时代刑法之恶弊自然也不少于文明时代（现代“反对社会党法”[50]就是一个好例！）；这种恶弊的发生，尤其以野蛮人与文明接触之时为甚，因受其影响而渐起过渡；然而正在此时思想的范畴可变为经济的：此处已非复仇，而是以掠夺为目的的侵袭。罢尔德举泰禄尔，以英国学者为证，我们也可以一引法国人独孟（Dumen）的著作。独孟[51]论述亚尔邦族(29)说：

　　当时出人意外侵袭邻族而掠夺其牲畜——于异教徒尤甚，——当做一件乐事，因为可以占便宜赚利钱，和平时期中可以享用。侵袭本无用“口实”：傻子生来是人家的“仇敌”，时时刻刻得小心谨慎，——谁不用心而让人袭击，他自己不好，个人与个人之间，——尤其以异族的人为甚，——往往因极小的小事，发生争端，互相的口角可以引起打架：流血的惨剧一过，全族都来抚慰受伤者的家族，亚尔邦山间，流血的复仇日夜不止的。

　　罢尔德先生请看，这是野蛮民族间发生战争的“宗教的动机”；也许他模糊影响之中，也能猜度着这“占便宜赚利钱”在野蛮民族首领的虚荣心上大有作用罢！对于这两层，罢尔德却绝不引什么人类学者来做证据。他竟用“顾左右而言他”的方法滑过去，说什么“历史的时代性”，仿佛足以发露马其顿之亚历山大的虚荣心及回教徒的宗教心。凡此一切都只能骗资产阶级的历史观念，作浮光掠影的研究。然而资产阶级历史家也非个个如此。例如德国“史官”（Historiograph），亚历山大、普鲁士历史家德洛岑（Droizen）[52]著书时，也决不像罢尔德，——罢尔德动笔就写：“亚历山大的虚荣心造成世界史中之一新时代。”亚洛两人所著，却始终比较的可以满意：“亚历山大之名正占一世界史时代之末与他一世界史时代之始。”亚历山大的虚荣心，诚然是非常之显露；然而正应当根究此中的背景，罢尔德却绝对不注意，故意回避不加根究。

　　罗倍尔都史曾说，古代奴隶制度在历史上大有经济的作用，罢尔德亦引这几句话，而继之曰：

　　关于中世纪的末期马克思自己就给我们不少材料，因为英国封建农奴制的地主，见畜牧利息之大，放逐自己的农奴而以田地让出来做牧场，这种“放逐”，马克思亦认为“最初积累”之一原因；被逐的农奴既成无家的无产阶级，自然都流入正发达的手工业工厂之中。照马克思的意见，诚然不然，“农奴革命”，其最初的原因，伏于“毛织工厂手工业”之发生；然而马克思自己说，此中诸侯地主的贪欲亦大有作用；既如此，政治上的能力（诸侯田主之力）亦为经济改革中之一动机。

　　罢尔德之解释至此便止。我们很知道，有许多资产阶级学者往往说马克思的话自相矛盾；然而罢尔德所说，究竟指马克思在什么地方及怎样矛盾，我们没有这种本事来猜度。罢尔德的推理方法，只能得着表面的类似的真理，——假使地主利用“立法的权柄”以夺取农民的私产；——我们谓之类似的真理：因为照罢尔德的解释，政治亦自然连系于经济。虽然，我们一读马克思这段论述，就知道正相反，立法上却于当时对此经济改革作薄弱的抵抗，此种抵抗终归失败，因初发生的资本主义生产的需要，非常之急，不容他不让步，强盛的诸侯地主，自行放逐农民之后，反傲然呈请于国王及国会。于是可见所谓“马克思之矛盾”，却在于罢尔德，他自将魔语变“诸侯田主之力”、“诸侯田主之贪欲”而为“政治上的能力”，——轻轻加上“既如此”一语。这种攻势，真如魔术。

　　罢尔德于所引数语后，又“往前迫追”竭力要证明，诸侯田主能力亦发生于政治关系。我们且不论述，因为此处他已不和马克思、昂格斯辩论，而仅仅多引资产阶级盛名的学者诡语丽辞以穿凿附会而已；第二层，因为封建制度之“社会的来源”，不久以前，一德国资产阶级的有名的历史家，很有根据的证明出来了。(30)关于“新世纪”，则罢尔德以为：在“地理上的发见”时代，远征队好胜心之热烈本出于政治的动机，而后商业随之，——因此他竭力证明“经济之连系于政治”。上述一段，我们已论及科学发明史与经济现象之关系，我们现在不必再论此“哥仑布远征之好胜的热烈心”。非商业随发明而来，乃发明受商业的冲动，此处亦是经济为最后一层原因。假使罢尔德更要指出君主一尊政体之国家形式，与专卖制度间之密接关系，我们能请他看一看路德对于“专卖会”之攻击，——即此足见专卖制度早于君主一尊政体多年，专卖制度也并非君主一尊政体的经济形式，乃君主一尊政体是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之政治形式。

　　罢尔德却以为他所引各节，足以使“置政治现象于经济关系之下”的理论大受打击呢。

　　【注】

　　[47]《哲学的贫乏》，即《哲学的贫困》；《经济学批判》，即《政治经济学批判》。

　　[48]指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丢陵，今译杜林。

　　[49]亚历山大，即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前356—前323），马其顿国王。即位后平定国内反叛，率马其顿—希腊军大举东征南侵。从巴尔干半岛往东到波斯、印度，往南到埃及，建立起地跨欧亚非3洲的大帝国。

　　[50]德意志帝国首相俾斯麦于1878年颁布了《镇压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简称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51]独孟，今译杜蒙（Arsène Jean Francois Dumont，1849—1902），法国社会学家、人口学家。主要著作有《人口减少和文明》、《出生率和民主》、《以人口统计学为基础的伦理学》等。

　　[52]德洛岑，今译德罗伊曾（Joham Gustav Droysen，1808—1884），德国历史学家，普鲁士学派的创立者。著有《著鲁士政治史》、《希腊化时期史》等。

　　(27)Paul Bart，Geschichtsphilosophie und der Hegelianer bis auf Marx und Hart mann，七〇页以下。

　　(28)罗倍尔都史（Rodbertus，一八〇五——一八七五年），德国经济学家及历史家，后为“保守派社会主义”之祖。

　　(29)亚尔邦族（Albaniens），为欧洲古代民族，居于希腊及黑山国之间，大部分早已奉基督教。

　　(30)Lanprecht，Deutshe Geschichte，卷二，第八十九页以下。（《德意志民族之历史》——朗蒲莱黑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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